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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對評價顏真卿、研究其思想的三個有關課題進行探索，不涉及其書法藝術方面。而在可以運用的資料方面，鑒于他的詩、文及其他類著作，到了宋代，佚失很多，北宋所編的文集，南宋時又已不全，明代復有文集出現，然真?zhèn)危ǘ酁闀悾╇s收，難全征信。故本文所據資料，除了舊、新《唐書》的有關紀、志、傳以外，只據名為四庫全書本實為明嘉中安國所刻本（后文簡稱四庫本）以及清道光中黃本驥所編，當代學者凌家民重訂本的《顏真卿集》（后文簡稱黃本），包括內中所收的唐人令狐峘《魯公神道碑》，殷亮《顏魯公行狀》，宋留元剛、清黃本驥二家的《顏魯公年譜》這幾種。時賢的專著（如《顏真卿傳》）、論文等，有關需要辯證部分稍予涉入。上引諸資料中彼此矛盾之處（兩《唐書》本傳即有記事不同之處），經考證擇善而從，具體的考證文字從略，引用資料只列題目，不注某版某頁。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舉進士。二十四年（736）試書判入拔萃科，授朝散郎，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六年，母喪守制，二十九年丁艱完畢，復出為官。天寶元年（742）舉“文詞秀逸”科（制科），授醴泉尉。天寶五載（天寶三年至肅宗至德年間，稱載而不稱年）以前，王鉷以清白薦①轉通直郎，授長安尉（此事可能在三至五載間的任何一年，已不可確考）。六載（747），遷監(jiān)察御史，兩年之間三次受差遣充河東朔方軍、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八載八月，遷殿中侍御史，旋得罪楊國忠，調為東都畿采訪判官。九載（750）八月，又回殿中侍御史任。十一載（752）遷朝議郎、武（兵）部員外郎。十二載（753）為楊國忠所忌，出為平原郡太守。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顏真卿守平原，通使朝中。十五載（756）加戶部侍郎，仍為平原太守。三月加河北招討采訪使。七月，肅宗即位，改為至德元載，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仍兼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二載（757）棄平原還朝，于路上除憲（刑）部尚書。隨肅宗還長安后為宰相崔圓所忌，出為同州刺史（此后郡改州，太守改刺史）。三載（758）改乾元元年，轉蒲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使持節(jié)蒲州諸軍事，封丹陽縣開國侯。為御史誣奏，改饒州刺史。乾元二年（759）六月拜升州刺史，充浙西節(jié)度使兼江寧軍使。乾元三年（760）因預測劉展欲反叛，被淮南、江南、江西都統(tǒng)李峘認為無故生事參奏，內召為刑部侍郎。這年閏四月，改元上元元年，八月因率群臣上表問候遷于西內的太上皇（玄宗），被李輔國遣御史誣奏，貶蓬州長史。至寶應元年（762）四月，唐代宗即位，遷利州刺史，未到官，劉晏讓戶部侍郎位與真卿。二年（763）三月改吏部侍郎，重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這年七月改元廣德元年。八月，加金紫然而未到官，便改為尚書右丞。不久吐蕃寇上安，代宗避往陜州，真卿從行，不久返長安。廣德二年（764），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亦未成行，留知?。ㄐ滩浚┦隆Ｈ?，晉爵魯郡開國公。

代宗永泰二年（766），上《論百官論事疏》，得罪宰相元載，從以誹謗罪，貶石硤州別駕，接著改吉州司馬（殷亮《行狀》認為改吉州別駕，竊以為應作別駕為是）②、這年十一月，改元大歷元年。大歷三年（768）四月，除撫州刺史。七年（772），似解撫州刺史任，歸東京。九月，授湖州刺史。十二年（777）三月元載伏株，召入朝，八月，擢刑部尚書。大歷十三年（778）因年已70歲，三次上章請交致仕（退休），未蒙允準。三月贈吏部尚書。十四年（779）五月，代宗死，以吏部尚書充禮儀使。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楊炎惡之，八月，解吏部尚書任，授光祿大夫，遷太子少師，仍充禮儀使。二年（781）五月，楊炎罷相，盧杞為相。三年（782），盧杞忌真卿，八月改太子太師。四年（783）年，李希烈反，盧杞奏請真卿為淮寧軍宣慰使。為希烈所囚。貞元元年（785）八月被希烈遣人殺害。二年（786），李希烈死，真卿靈柩歸京師。十一月，贈司徒。

（1）唐制，取士諸科，以進士科為貴，但進士登科后，不馬上授官，必須吏部試以身、言、書、判。中判及格，稱為人等，三判優(yōu)，稱為（書判）拔萃，立即授官。中進士科，不論授官與否，可以參加制科考試，進士及第而又制科登科，再授京畿縣尉的，在唐代升遷最快，故顏真卿天寶元年，又考制（文詞秀逸）科。所授醴泉尉為畿尉，長安尉為京尉。

（2）唐代官職署銜，應區(qū)別為文武散官司、職事、勛、爵。當然還有官品。其中職事官是正式的官職。職事官都帶有散官官階。散官看似無用，但服用官服的顏色（一至三品服紫，四、五品服緋，六、七品服綠，八、九品服青），卻根據散官的品級，而非職事官的品級。職事官變動大，散官卻以門蔭結品、勞考而敘，升上去除了罷官，不大變動。散官品高，職事官品低，官名上加個行字。相反情況，官名上加個守字。真卿的散官官品大多高于職事官，所以經?？吹剿氖疸暿切袚嶂荽汤簟⑿兴分荽汤?、甚至行吏部尚書（廣德二年為檢校刑部尚書，不帶行或守字）。勛官不輕易授與，有功勛才加勛官。他任蒲州刺史時，勛官為上輕車都尉（正四品，見《祭侄季明文》），后為正二品的上柱國，中間升遷情況已不可考。爵也只有功者方受封，真卿受封過兩次，即丹陽縣開國侯、魯郡公。

（3）真卿歷任官的官品，列舉于后。文散官：朝散郎，從七品。通直郎，從六品下。朝議郎，正六品上。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品。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光祿大夫，從二品。

勛官：上輕車都尉，正四品。上柱國，正二品。

爵：開國侯，從三品。開國郡公，正二品。

職事官：秘書省校書郎，正九品。醴泉尉，正九品下。長安尉，從八品下。監(jiān)察尉史，正八品上。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上。武部員外郎，從六品上。上州（德州平原郡、同州、蒲州、湖州、饒州、撫州）刺史，從三品。吏部、戶部、刑部侍郎，正四品。吏部、刑部、工部尚書，正三品。尚書右丞，正四品。中州（硤州）別駕，正五品下。上州（吉州）別駕，從四品下。升州、蓬州、旋置旋廢。蓬州長史，從五品上。太子少師，從二品。太子太師，從一品。司徒，正一品。幾次為御史大夫，都是兼官，并不在御史臺辦事。

依唐代制度，顏真卿屬沂州高門第二大姓（見敦煌殘本《貞觀氏族志》）。他出仕又是沿著當時的正途捷徑（進士、制科、畿尉、清望官）一步步走的，按說他遲早青云直上，不成問題。但他一生得罪了五個奸臣兼權相（其中一個宦官），所以每當升官順利，任侍郎、尚書，有拜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可能時，就開始由權相指使佞臣，捏造個錯誤，趕出京師，任地方官了事。唐代重視朝官，輕視外官，外官官職再高，也被稱為“粗官”。杜牧在朝中不得意，想去任地方官，但滿腹牢騷，有詩說：“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唐代有個朝廷允許的習慣，為臣者若有冤屈事，可以到昭陵（唐太宗陵墓）哭訴。杜牧因在京城不得志，要去外任，差一點去哭昭陵。

頭一次，真卿正沿著正常路線升遷，到了六品官的尚書省員外郎，再升遷便是郎中、侍郎（二者當中也許轉幾個中介官）、尚書，可以為相了。卻因為得罪吉溫而觸怒楊國忠，出為平原太守（上州刺史，但也是粗官）。不過由于秉性忠烈，遇到了安祿山造反，與杲卿等“一十七郡連城盟”，延緩了安祿山向長安的進軍，立了大功。所以先升戶部侍郎，再升工部尚書，甚至棄郡回朝時，在路上轉刑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散官、職事官一下子升到三品。打下了這個基礎，以后職事官總在三、四品之間擺動，只有極短時間，貶為五品州長史一次。在顏真卿方面說，驟然高升，是意料之外的。但這是他在維護國家統(tǒng)一，反對分裂反叛的關鍵時刻，一腔忠忱，以不避生死的表現博得的。

第二次是在肅宗朝，因為肅宗患病，掌權的宦官李輔國矯詔把太上皇（玄宗）移至荒涼的西內，實際上是軟禁起來。顏真卿率一部分大臣上表向太上皇請安，得罪了李輔國（后來太上皇在西內死得不明不白），被貶為州長史。在此之前因議論朝政，被宰相崔圓（崔圓是陷事李輔國的小人）貶至外州。但是由同州、蒲州、經饒州至升州，都是從三品的上州刺史，還兩次兼防御使（蒲州）及節(jié)度使（升州）的軍職，比起作州長史，倒還算重用。這一回直到代宗即位，罷黜李輔國，才被召還。

第三次因為反對宰相元載林止大臣上書言事，一貶11年，歷經硤州、吉州、撫州、湖州。公元777年，元載伏誅，才又回京任職。

第四次，德宗初即位，得罪了宰相楊炎，這時真卿年過七十，又三次請求致仕，是資歷深的四朝老臣，楊炎不敢把他貶為外官，只調開了掌管全國官吏選授、考課大權的吏部尚書職位，還升了半級，改為閑官太子少師。

第五次，楊炎不久罷相死去，盧杞為相，顏真卿沒有得罪他，又提出他父親盧奕在洛陽被安祿山所殺、傳首平原時，自己依禮葬之的事。無奈盧杞天性嫉妨賢能。真卿已升至從一品的太子太師，無法再貶為外官，才耍陰謀，勸德宗派他宣撫叛將李希烈。雖被希烈所害，但三載幽囚，守節(jié)不屈，倒作成了真卿成為后代忠烈的榜樣。

元載等人，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中有所論列，他說：“唐人韋處厚就說過：‘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仇，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代宗、德宗時的元載、楊炎和劉晏、盧杞這兩個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集團之爭，就嚴重得多了。”仿佛顏真卿晚年的三次被貶、害，是卷入了朋黨之爭。其實不然。元載楊炎是一黨，很明顯；劉晏和盧杞一黨，就不那么明顯。劉晏為人正直，他薦真卿為戶部侍郎，純粹是由于敬重真卿的為人和作地方官的政績。元載和盧杞，是唐代有名嫉賢妒能的奸臣，楊炎雖創(chuàng)兩稅法，善于理財，但黨元載，殺劉宴，城原州，過多于功，也不是好東西?！杜f唐書》傳贊說：“載、（王）縉、炎、（庚）準，交相附會?！蹲髠鳌酚醒裕澣藬☆?。”比起劉贊劉晏為“豐財忠良，晏道為長”來，一忠一奸，是明顯的對比。真卿正色立朝，直言不阿，從不買權臣的賬，元載把他一貶11年，楊炎當然討厭他。

顏真卿一生的宦海浮沉，幾起幾落，都與大奸巨惡的當權與去位有密切的關系。了解了上述背景資料，就可以進一步論述下一個課題。

 

在中國歷史上，顏真卿算不上思想家，但是他的學術思想、藝術（側重于書法）思想、宗教思想、政治思想，都有研究價值。其中，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含蘊比較豐厚?？上У氖?，他的兩大巨著《韻海鏡源》（360卷）、《禮儀集》（10卷），及《吳興集》、《廬陵集》、《臨川集》（各10卷，以上5書均見《新唐書·藝文志》）均已散逸，宋留元剛、明安國、清黃本驥所編的文集，收錄的多是附碑帖以傳的各體文章，只能從今存各文中搜集資料，作有限的探討。學術思想內容宏大，特別關于三禮部分非筆者今日力所能及。宗教思想，聞有日本學者撰文研究，未見其文。藝術思想已經有不少書法家寫過，予也外行，不容置喙。所能談一點的只有政治思想一個方面。因為，雖然文獻資料不多，但是顏真卿在中唐政壇上活躍了50年，且饒有政績，可以從他的政治實踐中分析歸納他的政治思想。

研究顏真卿思想的，大多認為他屬于正統(tǒng)的儒家，但又受佛、道兩家思想的影響，甚至有人認為他不是純儒。宋代曾鞏可以作為主此說的代表，他在《撫州顏魯公司祠堂記》中說：“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于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于理。”雖然也舉出他屢次“忤于世”（得罪奸臣），稱得上“奮然自立”，卻又說是“蓋天性然也”。

主張這種看法的不大明白政治實踐源于政治思想，而日常生活中接近僧道與文章中為仙人作記，為寺塔感應書碑并不代表他思想中特別政治思想中雜有佛道兩家思想成分，我們且看一看他50年從政生活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有哪一些內容。

（一）服膺儒家大一統(tǒng)思想。這是《春秋·公羊傳》詮釋、闡述儒家政治主張的一個內容，顏真卿維護大一統(tǒng)的唐王朝，不遺余力，貫串畢生?？拱驳撋绞f之師于前，甘李希烈三年之囚于后。因為安、李稱兵反叛，都是為了分裂割據（在第三個課題將具體分析這一觀點）。

（二）講求（并實踐）入世亦即用世，摒棄出世亦即遁世：他以50年持續(xù)不離政壇證明自己這個主張。當代學士朱關田先生認為：“唐代自安史之亂以后，佛道之學盛行，尤其是老莊思想，以其清靜無為，神仙洞府而深深地為官場失意者所仰羨……魯公在當時風氣的熏染下，受符菉、服名藥、崇超然、勸放生，儒學之中涵融道、佛思想，嚴重地影響了他的思想進步，特別是在這十一年的貶謫時期中，消極無為以至于到了庸俗的地步。”持有這種觀點的還有一些古今學者，不過說得沒有這么嚴重。這里且不辯佛道思想在唐代是否安史之亂以后才盛行，也不追究顏真卿的思想如不受佛道影響會進步到哪個方向。只說生活中受符菉、服名藥、崇超然、勸放生是否就等于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消極無為了這個命題。且看一下朱先生特別提出的11年遭貶，魯公在政治上是什么樣的表現。766年2月，貶硤州別駕，代宗以為處分太過，3月就改為吉州別駕，在吉州兩年，歐陽守道《吉州顏魯公祠堂記》：“公之留吾廬陵，甫兩年而去，雖憔焄蒿愴愴……在人目中，人固忠孝之。”768年遷撫州刺史，在州4年，“治陂灌田，民賴其利（黃本驥《年譜》）”。“以約身減事為政，然而接遇才人……未嘗暫廢焉（殷亮《行狀》）。”772年任湖州刺史，在州5年，“乃加勤于政，而以杭州富陽丞李峘為本州防御副使……委墾草辟田之務于崿……而境內宴然（同上《行狀》）。”這才是顏真卿的政治表現，完全是儒家積極用世的表現，哪有佛道兩家出世的影子？

（三）矢忠矢孝，教忠教孝。忠、孝為儒家思想的重要構成部分。魯公之忠，在此不贅述。教孝，本傳有一段生動的描寫：“有鄭延祚者，母卒29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30年不齒，天下聳動。”他把孝這個倫理概念，引入政治領域，以收教化之效。

（四）歷任職官，恪守本職。唐代所設百官，都本著儒家思想進行治理。顏真卿無論任中朝官或地方官，都認真研究本職特點，嚴肅地對待公務。其例子下面將舉出。

（五）顏真卿對治民的辦法，似乎重禮治，輕法治?？鬃拥闹鲝埵牵?#8220;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顏真卿三為刑部尚書，今傳文集中一篇關于這方面的文章都沒有，他未曾任禮部尚書，但有《請除禫服奏》、《請除素練聽政奏》、《更定昏禮奏》、《廟享議》、《元陵儀注》等多篇奏議，可為明證。

但是倘若說顏真卿的政治思想還有儒家以外的成分，那就是他有名家（后為法家接受過去）“循名以責實”的思想，而且由于他將這種思想與儒家的政治制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大容易為人所發(fā)現，只能令人感到他在一些小事情上太固執(zhí)，不惜因而得罪權臣，有些因小失大而已。其例證很多。例如：（一）長安收復，肅宗還京，他依春秋例，因太廟已毀，請筑壇于野，皇旁素服東向哭。宰相厭其言，貶之為同州刺史。（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宰相以為誹謗，貶硤州別駕。（三）肅宗時元帥廣平王（后來的代宗）領兵20萬收長安，百官謁于廟堂。王未上馬，他的都虞侯（大將）管崇嗣先上馬，真卿便彈劾他，幸而肅宗向他解釋“崇嗣老將，有足疾”，才算沒有鬧出不愉快的事來。（四）吐蕃寇長安，代宗東走陜州，還長安時，他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后還宮，宰相元載認為行不通，二人吵了一架，“載深銜之”。（五）肅宗初年，他自平原還朝，被授予憲部尚書，接著令他兼御史大夫。這本是外加的榮譽職，并不真管御史臺的事。他上《謝表》，卻說：“臣聞東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于今稱之（御史大夫）副相……則知其官何可妄授？”名不符實的加官，他非要名實相符不可，固執(zhí)得多少令人感到可笑。

傳世的文集中，還收存有幾篇顏真卿的謝表。這些謝表是循例而作的，但顏的謝表卻很有價值，因為他在表中都分析了待任官職的職責和特點，以表示自己到任后如何去做。這些都是屬于政治思想方面的。后來實踐起來，在地方官任上，大體上做到了或者基本上做到的。在朝官任上，就不知做到幾成，因為干擾太大，力不從心。那時候幾個有名的奸邪，除了李林甫之外，都討厭他。還有一個魚朝恩，他也頂了一下，幸而沒有遭到報復。可惜的是這種謝表沒有全部留傳下來，否則我們更能多了解一下他的政治思想。例如他曾任吏部尚書，這是當時登用人才、進退百官司的要職。謝表不傳，無從知道他對這個職務如何去做的打算了。后來楊炎不惜以二品高官太子少師為擋箭牌，把他從這個正三品官吏部尚書的職位上換下來。可見他履行職務，必然有許多讓楊炎頭痛的地方。

《讓憲部尚書表》的中心思想，是認為自己棄郡是寧愿為此受朝廷的罪，總比受擒賊手為好。渡河南來，又沒有什么成就，不應該受憲部尚書的高位。希望朝廷“重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榮寵過于尚書遠矣。”關于他的棄郡，在當時形勢下，是否不當，下一個課題還要予以分析。但作為顏真卿來說，認為失守防地是大過錯，就個人說“損臣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臣受其損。”這是一種高境界的公重于私的觀點，一般儒家大臣，既未必懂得，也不能做到。

《同州刺史謝上表》中，分析同州情況：“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兇逆，生靈涂炭，邑室空虛，殺傷者雖或蓋藏，逃亡者尚未歸復。”他針對這種情況，采取的辦法是“謹當勵精悉力，宣諭皇明，旬日之旬，望有所校……其戶口實數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責，續(xù)狀奏聞。”這里體現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是積極的。不像黃老之學的清靜無為，那是消極的。

《蒲州刺史謝上表》中，因為同時任命顏真卿兼本郡（州）防御使，所以他分析了蒲州的軍事要害地位，說：“竊以此州之地，堯舜所都，表里山河，古稱天險。”而自己治州當務之急是“余兇（安史）未殄，防御是先。況扼秦晉之喉，撫幽并之背，既號股朧之郡，實資心膂之賢。”已經準備（備戰(zhàn)）安史從河東來攻時，再一次作“心膂之賢”了。后來，他任升州刺史兼浙西節(jié)度使時，《謝上表》也是著眼于升州（今南京市）的軍事地位。他說：“九州天險之地，六代帝王之都……形勝是先，腹心斯切。親賢重寄，鎮(zhèn)遏攸難，矧在庸微，寧堪寄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為憂……即當修繕甲兵，撫循將士，視察要害，以備不虞。”他并不是空言搪塞皇帝。殷亮《行狀》說：“（揚州長史）劉展反狀已露，公慮其侵軼江南，乃選將訓卒，輯器械，為水陸戰(zhàn)備。都統(tǒng)（唐制，用兵時置元帥、都統(tǒng)、招討使等。都統(tǒng)或總三道，或總五道）使李峘以公為太早計，因密奏之，肅宗詔追（調回京師）。”不久，劉展反了，李峘戰(zhàn)敗，奔江西，“議者多公而怨峘焉”。

引述上面幾份資料，加上前面引過的魯公在撫州、湖州的治績，旨在說明兩點：（一）顏真卿治理地方，其政治思想是要作一個好使君，即古之循吏；（二）他能區(qū)別各所在任州的不同情況，先急其所急，區(qū)別對待。這又表示了他不是古代那些有心作個好官卻又平庸無能的人。

唐太宗有一段關于“擇官”的話：“致治之本，惟在于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吳兢《貞觀政要·擇官》）顏真卿與唐太宗，雖然一臣一君，在政治思想方面，這一點上卻是不謀而合的。

封建王朝，歷代設有諫官，有意讓他們說些皇帝聽不到的話。這叫作“兼聽則明”，對皇帝來說，叫作“明四目，達四聰”。這是古代一種較好的制度。元載因為為引用私黨，怕百官（特別是諫議大夫、御史等官）論奏其短，定了制度，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后上聞。顏真卿認為君主納諫，是關系下情上達，政治清明的大事。不顧元載正炙手可熱，上了《論百官論事疏》，反對這種做法，把壅塞言路提到關系國家存亡的高度，有些話，說得異常激切：“臣聞太宗勤于聽覽，庶政以理……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也。天寶以后，李林甫威權日盛，群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仍托以他事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奸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后縱悔之無及矣。臣實如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辜負陛下。”

這封論事疏，除了表現顏真卿對皇帝納諫的作用見得真切外，還表現了他具有“茍利社謖，生死一之”的思想。

上面所論，仍只是顏真卿政治思想與政治實踐的概略。然而了解了它，才可以進一步探討下面一個課題。

（1）當時每一次在顏真卿任命新官的謝表后面，皇帝都有“批答”，雖多是書舍人草擬的，然仍須皇帝認可。其中常有對顏的評語。最早的《皇帝即位賀上皇表》上寫的是：“卿忠能報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在棄郡歸朝的《讓憲部尚書表》上，批示是：“卿能審事宜，捍御兇盜，雖平原不守，而功效殊高。自遠歸朝，深副聯(lián)望。”以后的批示，大約是“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卿夙負名器，列在朝廷”、“卿簪紱之端，名節(jié)素重”、“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松筠”、“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干蠱從政”、“卿郁然詞宗，雅有朝望”、“卿明邁偉才，忠貞壯節(jié)”等等，看來一致承認他是世族的一員，家傳儒學，有學有行，有德有才，有謀猷，也只是說他某一事有錯誤，對以上優(yōu)點，都未否定。

（2）他死節(jié)后，贈官的詔書說：“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顏真卿，器質天資，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jié)，實惟猶生。朕致貽斯禍，慚掉靡及。”以后唐文宗稱他為“忠烈之臣”。這期間朱泚作亂，德宗經歷了逃往奉天的艱險，又貶了盧杞，所以能承認派真卿宣撫李希烈是個錯誤，但對顏真卿作出的評語，卻很泛泛，只有“公忠杰出”和“堅貞一志”兩句接解了一點實質。令狐峘給顏真卿寫神道碑銘，雖然例當歌頌，但他是個史官，還能如實而概括地評價真卿的主要特點。他說：“自登朝及作藩牧人，常以安居厚俗為務，獎善伐惡為志。言非至公不發(fā)于口，事非直道不幾于心……蘊是至美，行乎至儉，強暴莫敢沖，千飚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久 公還之。”又說：“便于己，希權幸不為也；君有命，蹈湯火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動，志圖報國不圖生，故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無以加焉。”他沒有提守平原的事，因為平原后來畢竟失陷了。至于二顏使安祿山分兵，唐明皇得以出逃，并且考驗了朔方軍李光弼、郭子儀的戰(zhàn)斗力，聚集了以后收復兩京的力量，這些，令狐峘還看不出來。但是他看出了顏真卿殺身成仁的節(jié)操及以己身之榜樣，改革醨薄風氣的用心，“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久醨公還之，”實在說得深刻，這與我們今天提倡精神文明的榜樣作用，實有相通之處。

（3）《新唐書·顏真卿傳贊》：“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jié)偃蹇，為奸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舊唐書·顏真卿傳》：“史臣曰……清臣（顏真卿）富于學，守其正，全其節(jié)，是文之杰也。茍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為相，豈有希烈之叛哉……噫，‘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兩書的內容合起來，可以說給了顏真卿一個較全面的評價。但總令人感到不夠深刻。

范文瀾《中國通史》是從安史之亂的全局評論顏真卿平原起兵的作用的，他說：“當時在河北地區(qū)有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聲討安祿山……顏真卿募勇士，十天就得萬余人。附近諸郡殺安祿山所置守將，響應平原，共推顏真卿為盟主，平原會合清河、博平兩郡兵大破叛軍，攻克魏郡城，軍聲大振。……李光弼率漢蕃步騎兵萬余人，太原駑手三千人出井陘……擊敗史思明軍……郭子儀率大軍出井陘，與李光弼會合，有漢蕃步騎兵十余萬人，史思明大敗，逃往博陵郡。河北民眾到處自動集結……各部在當地抵抗叛軍的侵襲。郭、李大軍進入河北，各部爭來投效。唐在河北已取得了優(yōu)勢并且繼續(xù)加強了這個優(yōu)勢……史思明在博陵郡收集敗兵數萬人，又被郭子儀，李光弼擊敗。安祿山在洛陽分出步騎兵二萬人，又發(fā)范陽等郡兵萬余人。合史思明殘部，共有5萬余人……756年6月，郭子儀、李光弼大坡史思明軍，斬首四萬級……郭、李圍博陵，軍聲大震。河北十余郡都殺叛軍守將歸順朝廷。洛陽叛軍大動搖，安祿山恐慌。”若不是唐明皇、楊國忠逼著守潼關的哥舒翰出戰(zhàn)，致使潼關失守，整個戰(zhàn)局是完全可以扭轉過來的，證據是“（安祿山）召高尚、嚴莊來罵道：你們教我造反，說是萬全。現在已經好幾個月，還進不得潼關，北路已斷，唐兵各路會合，我只有汴、鄭幾州，萬全在哪里？”（《中國通史》第三冊168頁。）英人崔瑞德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有大體相同的評價（見該書453-457頁）。其實，古人有的已經正確地看出了這一點。文天祥的《過平原》詩說：“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城盟。賊聞失色引兵退，不敢長驅窺帝京。明皇西狩靈武立，中興遂起勤王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公威靈。”不過，對當時大局說得沒有范文瀾先生透徹。

關于顏真卿守節(jié)死于李希烈事，因為只限于大臣個人生死，幾本有名的唐史專著，都不曾涉及。

另一方面，也有人在上述兩個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關于守平原的功過問題，有人以為，顏真卿最后到底棄平原南逃，這就不如張巡和許遠了。有人以為，顏真卿在《讓憲部尚書表》中自己也說：“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孱弱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為歸屬闕庭，愈于受擒賊手，所以僶俛偷生過河。”是自己認為棄郡乃是“偷生”，所以不宜把守平原的作用估計過高。

關于顏真卿被李希烈所殺的事，當然史學界都承認他守節(jié)不屈于叛臣，應該肯定。不過有人認為，既然顏真卿70歲時三次請求致仕，75歲時受命宣撫李希烈已知是盧杞陷害之計，何不就此再要求致仕？還有人認為，死于叛臣，只算忠于一個王朝，不值得過高評價。

對于這兩件事，應該怎樣評價？愚以為應該放在對歷史發(fā)展有何影響這個角度上觀察。下面試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1）對安祿山和李希烈反對唐王室的分析：

唐王朝是一個封建王朝，到了唐玄宗晚年，的確是奸臣當道，皇帝貪圖享樂，不理朝政，不任用賢才。征云南，爭石堡城，有窮兵黷武的苗頭。信任野心家安祿山，除了沿邊十道節(jié)度使以外，內陸包括長安附近幾乎不設防，租庸調制弊病很多……開元初年的清明氣象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安祿山以清君側（針對楊國忠）為名舉兵造反，應該怎樣評價呢？

首先，安祿山本人雖是營州雜胡，他部下又多“諸蕃兵馬”，但是，他的反唐，絕對不是中華多民族中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民族戰(zhàn)爭。因為第一，安祿山在平盧多年，就一直與奚、契丹敵對甚至發(fā)生戰(zhàn)爭。第二、哥舒翰守備潼關的軍隊合成中，就有西北13個部落中的“蕃兵”，在河北大敗史思明的李光弼率領的也是蕃漢步騎兵，總起來說諸少數民族是擁護唐王室的。第三，最主要的是唐王朝當時并沒有以大漢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根本沒有引起民族戰(zhàn)爭的理由。

其次，這次戰(zhàn)爭與農民起義反對腐朽的封建政權，性質完全不同。中國的農民起義除了局部性的（宋王小波、方臘，明唐賽兒）不論，只有清代嘉慶初年的五省白蓮教大起義是在統(tǒng)治王朝全盛時期發(fā)動的，其余是到了封建王朝的末代，農民不堪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時，才有農民領袖登高一呼，群眾紛起響應，并且結果大多數動搖了舊王朝統(tǒng)治的大起義發(fā)生（白蓮教大起義開始時的口號也是官逼民反）。安史兵馬，既非代表農民，又到處屠殺搶掠，當然不難只因為“造反”，便等同于農民起義。

第三，不能因為安祿山提出清君側的口號，楊國忠恰巧又是奸臣，而且“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便認為這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狗咬狗”的戰(zhàn)爭；安祿山起兵的目的并非真的清君側，故此除了他的部下外，人民沒有真正擁護他的。

（2）安史之亂，是軍事野心家在統(tǒng)一、富庶、國際威信很高，朝政雖有問題，王朝仍屬安定，人民安居樂業(yè)之時，逆歷史潮流，違背民心而發(fā)動的分裂戰(zhàn)爭。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包括多民族國家內以國家對國家名義的民族對抗戰(zhàn)爭，如宋與遼、金、元、明與蒙古等）中，有大大小小無數次發(fā)生在中國這塊領土（指今日概念上的中國領土）上的戰(zhàn)爭。這些，固然不能以侵略或反侵略來劃分，但是可以以正義戰(zhàn)爭、非正義戰(zhàn)爭來區(qū)分，不能“春秋無義戰(zhàn)”，只要是戰(zhàn)爭就反對。那么區(qū)分正義與非正義的標準是什么呢？簡略地說，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凡順應歷史發(fā)展趨勢的戰(zhàn)爭，便是正義戰(zhàn)爭；逆歷史潮流的，便是非正義戰(zhàn)爭。

唐王朝是在結束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形勢下建立的，這時民心思治，希望安定。而自太宗貞觀年間至玄宗開、天年間，國家（雖為封建國家）基本上是安定的，國力是向上的。在國際上，日本、三韓、天竺、林邑、真臘、大食、波斯甚至大秦，都知道大唐這個大國（如今各國的唐人街便是受此影響而命名的）。杜甫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庫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這種太平景象，不能因為是封建王朝就輕易予以否定。甚至到安祿山作亂時，李崿（華）對顏真卿說，清河郡稱為北庫，儲存江東市300余萬疋，河北租調絹70余萬，當郡采綾10余萬，累年稅錢30余萬，倉糧30萬（石）?？梢姼皇绻?。在這種情況下，安祿山破壞大唐帝國的統(tǒng)一，稱兵造反，其目的是自己作皇帝。他從一起兵，直到攻陷兩都，一路殺戮、焚燒，而且目昏體瘡，“以疾加躁及，動用斧鉞”，倘若成功了，將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結果他雖失敗了，安史之亂八年，還是將唐王朝劃分為兩個階段。亂前是盛世，亂后是衰世。

安史之亂后，唐代三大弊端之一的藩鎮(zhèn)割據，便是安史留下的禍端。藩鎮(zhèn)治下，人民受到極端的刻剝和不斷的戰(zhàn)禍。李希烈便是這些藩鎮(zhèn)之一，他雖僭號稱王，卻比不上安祿山，只能稱為割據。然其制造分裂，破壞統(tǒng)一，性質與安祿山的起兵是一致的。

（3）因此顏真卿的守平原以拒安祿山，守氣節(jié)以拒李希烈，是順應歷史發(fā)展的，性質是維護統(tǒng)一、反對分裂的。盡管他當時認識還提不到這個高度，我們今天卻不能不這樣評價他。說他為封建王朝盡忠，只識華夷之辨，不懂得安祿山也是中化諸民族的成員，這些都是淺層次的看法（皮相之見）。

這樣顏真卿棄平原和甘于宣撫李希烈便容易評價了。正如文天祥和范文瀾所說的，起兵平原，迎來郭李大軍，十七郡聯(lián)盟，牽制了安祿山的精兵史思明，已經盡了他的心力。至于棄郡而走，有兩個原因：一是玄宗無能，潼關長安相繼失守，平原已完成了牽制任務。二是唐肅宗已經即位于靈武。郭、李兩大將已經從河北撤兵到肅宗身邊去加強這個新核心的力量，他棄平原去鳳翔，性質與郭李退兵相同，我們不必苛責他沒有像張巡一樣死守孤城。

（4）最后談一下民族氣節(jié)問題。

前些年，史學界有一種說法：民族英雄這個概念應是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才能成立。此前，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兄弟民族發(fā)生戰(zhàn)爭，說不上誰是民族英雄。你如果說岳飛是民族英雄，我也可以說金兀術是民族英雄了。相應地，鴉片戰(zhàn)爭以前沒有民族英雄，自然也就談不上民族氣節(jié)與民族敗類（有一位先生就否認秦檜是賣同賊，說他賣的是宋朝而不是中國）了。

秦檜之事且不談，宋史學家鄧文銘先生就說過：“稱岳飛是民族英雄，他是當之無愧的。”這里也不多談，只談民族氣節(jié)這個概念。愚以為民族氣節(jié)不是縮小為中華某一民族如漢族的氣節(jié)，而是指整個中華民族的氣節(jié)。氣節(jié)兩字，也不應縮小到《史記》所說的“（汲黯）任氣節(jié)”那樣的范圍。氣，接近于文天祥《正氣歌》說的“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列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但他說的唯心成分太重。正氣應該是人們基本正確的世界觀所表現的品質與道德情操。節(jié)，一般指節(jié)操，即執(zhí)著地堅持人一生中正確的一方面，守而勿失，雖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也面不改色、心不跳。主要指大節(jié)。文天祥又寫道：“時窮節(jié)乃見，一一垂丹青”，其實，時不窮也應講節(jié)操，如我們今天常說的保持晚節(jié)。這氣節(ji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主要方面，是魯迅說的我們“民族”的脊梁。

古人講究民族氣節(jié)最早的有名的三個人是蘇武、顏真卿、顏杲卿。除了杲卿的氣節(jié)表現為“烈”之外，蘇武和顏真卿則表現為久而彌篤，一個在冰天雪地中牧羊19年，一個在隨時有死的威脅下二年零八個月。他們的可貴之處不僅僅充實他們的人格，還在于對后世所起的榜樣作用。每當在敵人面前面臨生死抉擇時，人們便想起他們。文天祥、張煌言自然受到他們的影響，無數革命先烈也受到他們的影響。這種精神還要永久傳下去。

評價顏真卿，在歷史上給他定位，應該不要忘記他上述兩個方面。這，也許不止是筆者一個人的看法吧？

注：（1）《舊唐書·職官志》：“凡內外官有清白著聞，應以名薦……五品以上，量加升進。六品以下，有付吏部即量等第遷轉。”

（2）真卿自硤州移吉州，所任之官有兩個不同的說法。；殷亮《顏魯公行狀》云：“載譖公訕謗時政，貶硤州別駕，代宗為罰過其罪，尋換吉州別駕。公與往來詞客詩酒講論，為樂甚。”令狐峘所撰的魯公《神道碑銘》：“貶硤州別駕，換吉州別駕。”說得很清楚，罰過其罪，指處罰重了些。為減輕處分，由硤州別駕換吉州別駕（殷、令狐二文都用了“換”字），是因為吉州是上州，別駕為從四品下，硤州為中州，別駕為正五品下?！杜f唐書》本傳未記貶吉州事，而《新唐書·顏真卿傳》卻改為“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司馬”，未言其原因。上州司馬從五品下。據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當時“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存”，是個不許過問州政，只拿薪俸的官?！毒妇铀骂}名》開頭，真卿自稱“真卿以罪佐吉州”（貶硤州未到任，即換吉州，故有此說）別駕是過去郡丞，刺史的副手，故能稱“佐州”，司馬閑官，不能稱佐州（宋留元剛《年譜》亦稱“侈佐吉州”）。朱關田先生《顏真卿傳》屏棄親睹真卿其人的殷亮、令狐峘的記載，卻采用了未記出處的《新唐書》本傳說，寫作：“昏庸的代宗則以為罰不當罪，又改貶為吉州司馬”，替《新唐書》作了解釋。但“罰不當罪”四字與殷亮的“罰過其罪”含意恰恰相反。朱先生又未記明已說出處，可信與否令人懷疑，故不從其說。這個問題還牽涉到另外兩條資料，應當撰專文詳予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