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談說史事今天06:30
導讀：公元1627年，落水生病的明熹宗朱由校服用“仙藥”身亡，因其三子早夭，身后的皇位只能有自己的弟弟朱由檢繼承，是為明思宗。
就在朱由檢繼承皇位的前一年，公元1626年，東北地區(qū)后金政權的建立者努爾哈赤病逝，其身后汗位由第八子愛新覺羅·皇太極繼承，開啟了后金政權的新時代；
就在朱由檢繼承皇位的第二年，公元1628年，初一登基便想著大施拳腳的朱由檢開始了對驛站的精簡改革，時為銀川驛卒的李自成失業(yè)，并很快參加了農(nóng)民起義軍，走上了武裝起義的道路。
朱由檢繼位的時期正處于“明清小冰河時期”，自崇禎元年，中國北方便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大旱；
剛渡過大旱，瘟疫又緊接著跟上腳步，崇禎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直到清朝入關后的順治元年，蔓延多年的瘟疫戛然而止，華北地區(qū)開始風調(diào)雨順。
對于當時的明朝而言， 魏忠賢與客氏專權，冤獄頻發(fā)、忠良慘遭迫害；社會矛盾突出，民變不斷激起；同時，東北地區(qū)的后金政權迅速崛起，局勢嚴峻。
也就是說，朱由檢從自己哥哥手中接過的大明江山乃系一個破爛不堪、搖搖欲墜的末世王朝，其繼位登基后大力鏟除閹黨，勤于政事，厲行節(jié)儉，平反冤獄。但朱由檢的努力并未能改變朝中黨爭愈演愈烈的狀態(tài)，官員貪腐越來越盛的風氣。
大圖模式 《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有載：
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在朝廷之外，讓朱由檢更為頭疼的事情，還主要有四個方面：
1、“明清小冰河期”影響下的天災
中國近代氣候專家劉昭民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一書中，這樣描述過明朝中后期的“天災”情形：
明代末葉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進入中國歷史上第五個小冰河期，是中國歷史上最寒冷的時期。萬歷、天啟、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持續(xù)了七十年之久。最后終于導致亡國。
如果對崇禎皇帝執(zhí)政時期的天災進行統(tǒng)計，可以明確的看到“明清小冰河時期”對于這一時期造成的危害要甚于明、清兩朝任何時期。
大圖模式 對于這一時期的災異，各種歷史文獻中均能看到記載，其中以旱災以及旱災引起的蝗災最為明顯，我們選取部分可信度較高的正史記載進行說明。
《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明確記載：
崇禎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東、河南蝗。十一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陜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
《明史》中僅對與崇禎八年到崇禎十四年的華北地區(qū)旱災以及旱災引起的蝗災進行了較為籠統(tǒng)的記載，但實際上早在崇禎元年， 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的情形便開始出現(xiàn)，而且迅速蔓延，愈演愈烈。
我們以陜西省境內(nèi)的具體旱災、蝗災情形進行說明?！稘h南續(xù)郡志》有載：
崇禎元年，全陜天赤如血。五年大饑，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饑，八年九月西鄉(xiāng)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也就是說，自崇禎元年到崇禎十四年的14年中，竟然有10年發(fā)生了大旱和蝗災并發(fā)的天災，時間占比高達71.4%，占據(jù)了整個崇禎朝的58.8%，其嚴重程度，可見一斑。而這連年的天災，幾乎直接促成了李自成起義軍的崛起，也幾乎直接為明王朝的覆滅打下了“堅實基礎”。
大圖模式 旱蝗大災中，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以致到了慘不忍睹的狀態(tài)，“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后腹脹而死”的情形隨處可見，“全陜旱蝗，耀州、澄城縣 一帶，百姓死亡過半”的情況，更是情理之中，可以預見?！?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并起”、“死人棄孩，盈河塞路”的情況，更是讓如此嚴重天災下必然發(fā)生的結果。
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曾任兵部尚書的呂維祺就自己家鄉(xiāng)河南所發(fā)生天災帶來的巨大危害，向崇禎皇帝上述陳奏：
蓋數(shù)年來，臣鄉(xiāng)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xiāng)鄉(xiāng)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
呂維祺對于河南境內(nèi)發(fā)生天災而帶來的凄慘場景，只是崇禎皇帝在位期間天災之下的普遍現(xiàn)象，也是當時基層民眾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真實寫照。
“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的基層民眾生活和朝廷上百官貪腐、錦衣玉食形成了下賢明的對比，貧富差距達到了前所未聞的狀態(tài)。試想一下，如此狀態(tài)下，崇禎皇帝的皇位還能坐穩(wěn)嗎？大明江山還能堅持多久？
更重要的是，天災之下，溫飽問題得不到基本保證，災民紛紛參加農(nóng)民起義軍來換取生存下去的機會，“其饑民多從闖王李自成”的情況幾乎成了川陜、河南地區(qū)災民的唯一選擇，這對于崇禎政權更是具有決定性的巨大威脅。
大圖模式 2、橫行數(shù)年的烈性瘟疫
天災之后就是必然會發(fā)生的瘟疫，自崇禎十三年開始，在北方地區(qū)旱蝗之災快要接近尾聲的時候，烈性瘟疫又開始席卷剛要喘口氣的災民們。
崇禎十三年，河北省部分府縣發(fā)生“烈性傳染，人死八九”的烈性傳染??；
崇禎十四年，瘟疫蔓延到了整個河北省及其周邊地區(qū)。
《明史·卷二百九十五·左懋第傳》記載了明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左懋第在河北境內(nèi)的所見所聞：
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注意，此時河北境內(nèi)的旱蝗之災尚未過去，“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成為河北地區(qū)真是的寫照。原本就掙扎在生死線上的災民們，再次面臨著更為直接的死亡威脅。
僅在數(shù)月以后，河北地區(qū)的瘟疫就傳至京城，按照明朝劉尚友所著的《定思小計》中對于該流行病病癥的記載：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shù)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shù)人并死。
可以看出，該流行病應該為鼠疫。這場在京城發(fā)生的烈性鼠疫，在《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中也有過相關記載：
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明年春，北畿、山東疫。
大圖模式 也就是說，直到崇禎十六年九月，這場烈性傳染病才算告一段落。這場瘟疫的嚴重程度及恐懼的死亡率有過很多史料證明，綜合來看，死亡率應該在40%以上。清朝時期，明末清初史事研究學家抱陽生在其所著的《甲申朝事小計·卷六》對這場大型瘟疫造成的“人間煉獄”，就有過較為詳細的記載：
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mào)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墻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
在北京城外，居住人口并不密集的地區(qū)，這場“見則死，至有滅門者”的瘟疫造成的人口傷亡更為明顯直接，“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的情況隨處可見，幾乎對京城地區(qū)的民眾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崇禎十六年夏季，瘟疫開始向天津地區(qū)蔓延，清初學者谷應泰在其所著的《明史紀事本末》中對于天津的瘟疫有過記載：
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shù)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由此可見，天津地區(qū)蔓延的瘟疫較之北京地區(qū)更甚，“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的悲慘情形在天津地區(qū)隨處可見。
大圖模式 天災頻發(fā)、瘟疫橫行，在對民眾人口和經(jīng)濟發(fā)展造成了幾乎是毀滅性的致命打擊后，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態(tài)，盜匪與流民并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fā)，明王朝的統(tǒng)治岌岌可危，崇禎皇帝這個苦命的娃，似乎已經(jīng)預見了自己和大明王朝的“未來”。
瘟疫之下，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基層民眾并未被明朝政府看在眼里，反而繼續(xù)派發(fā)“三餉 ”，要求交糧納稅，使陷入絕境的百姓們怎能不反 ?
更嚴重，也唯一能讓明朝廷引起關心和注意的是瘟疫也未能對明朝軍隊的蹂躪，當時“京內(nèi)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jiān)選去 ”。京營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襲之后，已毫無戰(zhàn)斗力，以致北京城墻上，平均每3個垛口才有1個贏弱的士兵把守，這樣的軍隊又怎么能夠就抵擋住李自成的農(nóng)民軍？
更為令人詫異和不解的是，清順治元年，多爾袞率領八旗軍隊剛剛入關，北方地區(qū)的天災和瘟疫卻戛然而止，甚至出現(xiàn)了風調(diào)雨順的和諧情形。
3、東北的皇太極虎視眈眈
就在大明王朝反復遭受天災瘟疫蹂躪的同時，東北地區(qū)的后金政權已經(jīng)成功完成了脫變，崇禎九年，皇太極于盛京改元稱帝， 定國號“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為滿洲 ，將主要武裝斗爭的主要矛頭對準了大明王朝。
大圖模式 崇禎九年，皇太極 皇太極以“朝鮮敗盟逆命”為由，決定發(fā)兵討伐朝鮮，并成功強制將其變成了自己的附屬國，徹底解決了進攻關內(nèi)的后顧之憂。
崇禎十二年三月，清軍渡運河，攻破山東濟南府 ，克城敗敵，俘人口二十五萬余，四月凱旋。皇太極此舉，讓崇禎皇帝非?？只?，也由此調(diào)整了軍隊部署和應對外患措施。將主要兵力從應對農(nóng)民起義軍的戰(zhàn)場上，調(diào)整至對清戰(zhàn)場上。
對于皇太極進攻至濟南的作戰(zhàn)行動，《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有過明確記載：
十二年庚申，大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zhí)，布政使張秉文等死之。戊辰，劉宇亮、孫傳庭會師十八萬于晉州，不敢進。丁丑，改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
由此可以明確看出崇禎皇帝對于皇太極作戰(zhàn)行動的應對措施，即“改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就當前時期來看，洪承疇和孫傳庭這兩位明末時期最著名的將領都被安排在應對清軍的作戰(zhàn)路線上，這足以證明崇禎皇帝對于關外清朝的特別重視和格外擔憂。
大圖模式 崇禎十三年到崇禎十四年，皇太極發(fā)動了遼西戰(zhàn)場上的最后一戰(zhàn)，也是旨在消滅明王朝在關外最后一支勁旅、幾乎決定了明朝和清朝之間相持對立地位的“松錦大戰(zhàn)”。
英國著名漢學家崔瑞德在其所著的《劍橋中國史》中，對于“松錦大戰(zhàn)”的評價能夠直接說明大戰(zhàn)過后的明清對立形勢：
1641年9月，總督洪承疇企圖援助在錦州附近被圍的明將祖大壽，但在山海關東北100英里的地方落入皇太極設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圖都失敗了，在1642年的3月和4月，這兩員明將先后投降。1642年4月8日錦州陷落后，明朝在長城以北的防御實際上崩潰了。
自此，明朝山海關外，僅剩下寧遠一座孤城，關寧錦防線徹底被摧毀。而此時清軍則加強了對明朝的軍事壓力，錦州落入滿清之手后，取代了義州成為清軍伐明的前進基地，清軍采取更番駐防的辦法在錦州前線屯駐兵力，并且征調(diào)朝鮮兵駐防，力圖把錦州打造為蠶食明朝領土的前進基地。
崇禎十五年，皇太極在此下令展開入關作戰(zhàn)，清軍一直攻到山東兗州地區(qū)?！肚鍖嶄洝ぬ趯嶄洝酚涊d了此次作戰(zhàn)的巨大成果：
計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敗敵三十九處，獲黃金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及牛馬衣服等物。
自此，皇太極在位期間，共計完成了三次大規(guī)模入關作戰(zhàn)，每次都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和巨大成果過，同樣每次都往崇禎皇帝的心上插上了一把尖刀。在自己的錯誤決定下，袁崇煥被凌遲處死以后，明軍逢戰(zhàn)必敗的狀態(tài)讓崇禎皇帝在無可奈何的同時，竟然想著同清軍議和。
大圖模式 但在議和機會破滅后，崇禎皇帝面對著馬上就要到來的滅頂之災，悲哀的感嘆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
而后，崇禎皇帝在一片反對聲中，放棄了都城南遷的打算，做好了被最后一擊的準備。
4、西南的李自成，逐漸形成對明的滅頂之災
在東北的皇太極步步緊逼的同時，因為崇禎皇帝“精簡驛站”而失業(yè)的李自成已經(jīng)成為農(nóng)民起義軍的領袖，而且部眾發(fā)展到了百萬，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并在河南汝州 殲滅明陜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 一代名將孫傳庭戰(zhàn)死于陜西潼關，以馬革裹尸而還，時年五十一歲。李自成率領農(nóng)民軍，旋乘勝進占西安。
自此，洪承疇和孫傳庭兩員明末大將，僅剩的兩位“或許”有機會為明王朝贏得一絲生機的大將全部損失。
崇禎十七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定都西安，建國號“大順” 改元“永昌”。自此，有一個和明王朝對立的政權誕生，崇禎皇帝所能統(tǒng)治的區(qū)域進一步縮小。
李自成和明王軍隊十幾年的連續(xù)作戰(zhàn)，對基層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對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造成了幾乎是毀滅性的影響，“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余，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未遇一耕者”乃系從江淮地區(qū)一直到京城沿途的真實情形。如此國之不國、城之不城、民之不民的情形，即使崇禎皇帝能夠穩(wěn)坐江山，恐怕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統(tǒng)治意義。
大圖模式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晨，時任明廷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打開正陽門，迎李自成手下大將劉宗敏所部；中午，李自成由太監(jiān)王德化引導，從德勝門入，經(jīng)承天門步入內(nèi)殿。傍晚時分，崇禎皇帝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萬念俱灰的他身邊僅剩下一名太監(jiān)王承恩。
然后崇禎皇帝轉頭走向景山，在一棵歪脖子樹上自縊身亡，大明王朝作為大一統(tǒng)封建王朝的時代徹底終結。
作為明朝“國君死社稷”的典型代表，崇禎皇帝在自縊前于自己的藍色袍服上留下了最后的遺言：
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發(fā)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
就此而看，崇禎皇帝雖然未能挽救“大勢已傾，積習難挽”的明王朝于大廈將傾，但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的具體作為和執(zhí)政表現(xiàn)，尤其是其“國君死社稷”的具體表現(xiàn)，臨終時候對于百姓的憐愛，都能對得起《明史》對于他的積極正面評價：
是則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參考文獻：《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漢南續(xù)郡志》、《明史·卷二百九十五·左懋第傳》、《定思小計》、《甲申朝事小計·卷六》、《明史紀事本末》、《劍橋中國史》、《清實錄·太宗實錄》、《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傳》、《明清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