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氏族社會到封建社會終結，雖然素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美譽，但是，婦女的地位卻始終和“文明”顯得格格不入。千百年來，在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約束下，婦女的權利一再受到壓制，她們存在的意義更傾向于“傳宗接代”而已，而“貞節(jié)觀”無疑是最大的推手，它的出現(xiàn)，使人們忽略了婦女在社會生產、發(fā)展中的作用，也從精神、思想層面給婦女戴上一套無形的枷鎖
“貞節(jié)觀”的由來
要追溯“貞節(jié)觀”的起源確實有難度。氏族社會是母系社會，女性一度占據(jù)主導地位，《詩經》中“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最好的證明；而男尊女卑的萌芽則出現(xiàn)在《易經》中：乾為天，為陽，為男；坤為地，為陰，為女。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社會構造體系中的男女地位就開始發(fā)生轉變，但，這是個緩慢的過程，并沒有一擲而就。直到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間的戰(zhàn)爭和俘虜（奴隸）的出現(xiàn)，男權才開始攀升，經過奴隸社會的發(fā)展，到了封建社會初期，男尊女卑的社會秩序已經形成，但在當時還沒有什么“貞節(jié)觀”
古代的“貞節(jié)觀”是隨著朝代的改變而一直在變化的。秦漢時期“貞節(jié)觀”并不明顯，就像秦始皇的母親也曾下嫁多人；而兩漢時期“寡婦再嫁”簡直是種潮流，漢武帝的姑母、劉秀的姐姐都是代表人物，民間也沒有所謂的“貞節(jié)觀”，寡居即嫁，沒什么大不了的。
實事求是的說，隋唐時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繁榮期，各種制度都得到健全和完善，社會風氣也比較開放，這一時期，雖然“三從四德”的傳統(tǒng)貞潔觀對婦女依然有著束縛，但嚴苛程度卻降低了不少。唐太宗李世民娶了李元吉的老婆，唐高宗李治娶了父親的才人武則天，唐玄宗更是納了自己兒子李瑁的媳婦。那個時候，“改嫁”也并不是什么大事情，隋煬帝的妹妹蘭陵公主先是嫁給了王奉孝，又改嫁柳述，時人也并沒有指指點點稱之為有違道德。唐朝時期，上層婦女更是沒有輿論壓力，公主們改嫁已是家常便飯，嫁過兩次的有二十五位，嫁過三次的也都有三位。
這種現(xiàn)象是自上而下的，民間百姓也是如此。在隋唐時期，可沒有說“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也沒有說這邊夫君寫下休書，那邊夫人立馬上吊的。在那個時代，擇偶是相對自由的，直到五代時期，中國的“貞潔”觀念也還是比較寬容的。
到了宋朝，由于貫徹“重文輕武”的政治策略，傷風敗俗開始被世人所鄙視。靖康之恥中一位皇后為了不被金國將士侮辱，毅然自盡，這拉開了“貞節(jié)”的帷幕。之后出現(xiàn)了“程朱理學”，“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也開始被廣為推廣，再后來出了一個名人——朱熹，這位爺不但提出“女子無才便是德”，更是出了一本《四書集注》，將婦女的地位進一步壓縮；最要命的是到了元朝，竟然將這本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唯一指定用書，這就麻煩了，在社會文化中起著傳播作用的文人士子們將“男主外、女主內”、“裹足”等內容傳遍大街小巷，讓其深入每個人的心里，于是乎，婦女的地位開始一落千丈。所以，女人們要罵就罵朱熹
明朝是“貞節(jié)觀”的鼎盛時期。朝廷繼續(xù)推崇“程朱理學”，三從四德成為女人們的恪守規(guī)則，女人越來越保守，地位也越來越低，與此同時，為了讓婦女心安理得地接受這種制度，朝廷還不斷樹立“貞潔烈女”的典型，并頒發(fā)“貞節(jié)牌坊”。魯迅就曾痛斥這種做法：每一座貞節(jié)牌坊下面，都有一個婦女的冤魂！這其實一點都不過分
清朝
到了滿清，鑒于明清更迭時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為了安撫人心，明朝的制度基本上得到延續(xù)和傳承，根深蒂固的“貞節(jié)觀”也被全盤接收。不單官方認可，民間對此也是默認態(tài)度，康熙年間浙江仁和的“林氏烈女”轟動一時，就是最好的寫照
林氏在其丈夫死后，買了兩幅棺材，準備一幅葬夫，一幅葬己。她多次尋死都被眾人攔下，連公公婆婆的勸說也聽不進去，一心殉夫。后來縣令想了一招，讓其族人將孩子過繼到林氏名下，想讓她看在孩子的面上，斷了輕生的念頭，可林氏還是決心一死?？h令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以公婆年邁為由，讓其養(yǎng)老送終，這才打消了林氏尋死的念頭?？墒钱敹先ナ篮螅质线€是絕食而亡?？h令專門寫了一個“孝節(jié)兩全”的牌匾來表彰林氏的貞烈
看看“貞節(jié)觀”對婦女的毒害，貞烈固然是有，但是，愚昧顯然更多！好好活著才是對逝人最好的安慰
我們是要解析再婚婦女的婚姻自主權，為什么寫了這么多關于“貞節(jié)觀”的內容？因為在滿清時期婦女們依然固守著傳統(tǒng)的“貞節(jié)觀”，這種觀念對婦女們婚姻、乃至再婚思想的影響非常大，婦女們對再婚的糾結完全可以理解成對“貞節(jié)觀”的糾結；滿清時期，女性雖然沒有婚姻自主權，但對于寡居的婦女而言，其在再婚的過程中卻已經擁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權，而且這種權力是被國家法律和民間社會普遍認可并允許的。
清代婦女婚姻自主權的類型
清代婦女再嫁，原因無非三種情況：一種是寡婦再嫁，按再婚的方式，又可分為嫁到夫家和坐產招夫兩種；第二種是丈夫外出未歸，雖然沒有明確的亡故消息，但因年代久遠，妻子可改嫁他人；三是被丈夫或他人典賣。對于這三種情況，再婚婦女的婚姻自主權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不嫁的權力。
《樊山批判》中有這樣的案例：李楊氏在丈夫去世后立志守節(jié)，并已在夫家守寡三年。后因婆婆李劉氏及小叔李裕成欲將其嫁賣而躲到母家，表達了其堅欲守節(jié)的決心；
清代法律規(guī)定：其孀婦自愿守志，母家夫家搶奪強嫁者，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所以相對于初嫁少女而言，寡居婦女對于要求其改嫁的“父母之命”是可以拒絕的。守寡婦女的這種權利是受法律保護的
二，請求再婚的權利。
寡婦自嫁為律例所禁，并被民間認為是“寡廉鮮恥”之事，但請求改嫁與自嫁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行為，因此并沒有被法律所禁止。如《順天府寶坻縣刑房檔案》中記載：民婦劉氏自稱自己17歲嫁給了陳孟齡，夫婦雖然和好，但陳孟齡卻屢行不善，兩人因此反目，孟齡遂將其休棄。劉氏請求知縣準許其再嫁。雖然這則呈狀并沒有記載最終該婦女是否改嫁，但是從呈詞中可以看出，清代婦女已經有了再婚的請求權。
不管是對“不嫁”的保護，還是允許婦女申請“再婚”，這在明朝是不敢想象的，這是社會的一個進步，而滿清再婚婦女婚姻自主權也完全是圍繞這兩點展開，我們分析的核心也始終圍繞著“不嫁群體”和“再嫁群體”這兩種形式
清代婦女婚姻自主權的來源
從表面看來，和初嫁少女相比，清代再婚婦女的婚姻自主權來自于丈夫去世、或婦女對丈夫人身依附關系的減弱，但實際上，丈夫的去世或外出后音訊全無只是婦女寡居和再嫁的前提，卻并沒有使婦女獲得完全脫離夫權的人身自由，她們有的也僅僅是“提出”訴求的權利。婦女“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理學貞潔觀念（“不嫁”的原因），與民間社會中“因窮餓改嫁者十之八九”的社會現(xiàn)實（“再嫁”的原因），才是婦女獲得再婚自主權的推動力量，也是“不嫁”的心理基礎與“改嫁”的外在動力。
一方面，自宋朝之后到乾隆末期，作為官方哲學的程朱理學，被抬到至高無上的位置，成為規(guī)范婦女的最高準則。于是，統(tǒng)治者與社會精英利用其強權與文化傳播權，將程朱理學及其所倡導的價值觀，以教化、灌輸、獎勵等方式滲透到民間；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有民眾對官方文化自愿認同的方面。比如，官方首先要了解民眾的心理需求，然后再將一套與民眾需求相呼應的世界觀、價值觀通過民間社會傳播到民眾心中。
至清代，“講貞潔、尚名分”的風氣在社會中已經成為一種主流，有人根據(jù)《古今圖書集成》所錄歷代烈女統(tǒng)計：從明朝至清朝康熙末年（1368~1722）的354年間，共有11529位烈女，占歷代總數(shù)的95%。雖然期間人口本多，所存記載也多，這個數(shù)字的真實性存在爭議，但如此多的烈女卻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中，婦女自幼就被要求謹守婦道，保持名節(jié)，恪守“三從四德”。因此當時婦女堅持不改嫁以保持自身名節(jié)的決心，具有很深的社會基礎。
另一方面，盡管在正史、地方志、族譜中有關婦女守節(jié)不嫁的記載不絕于耳，但這并不表明再嫁現(xiàn)象不存在。之所以很少看到這種記載，是因為社會普遍將寡婦再嫁認為是一種可恥的行為。明清時期的一般祖譜、方志編撰者，大多把此類事件視為“家丑”而不欲“外揚”。但尷尬的是，在一些檔案資料中，因婦女再嫁而引發(fā)的糾紛與訴訟卻大量存在。這是一種與理學所倡導的道德理念相異的社會現(xiàn)實，正所謂“上者守節(jié)，下者再嫁，各以其志可也”（《東昌府志》）
提出再婚要求的原因
那么在“婦女足不出戶”，“家夫亡，婦恥再嫁”的清代社會中，婦女又怎會提出再婚的要求？國家又如何對其再婚的要求進行保護呢？經濟問題是婦女提出再婚請求的主要原因。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在以男性為主體的封建社會中，婦女完全依附于男人，沒有獨立的財產權和繼承權，經濟地位極其低下，所以丈夫死后的生存問題，是導致婦女提出再婚請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在封建社會，婦女再婚與少女出嫁一樣，會為母家和夫家?guī)硪欢ǖ钠付Y，這和現(xiàn)代社會有點相似。因此，家人的思想也為婦女的再婚提供了寬裕的輿論空間及情感支持。
三，《大清會典事例》中規(guī)定：婦女不論生前離異或夫死寡居，如若改嫁，其所有隨嫁的嫁妝歸前夫家所有。丈夫死后，如若夫家家產頗豐，那么寡婦肯定會考慮是否留守的問題，也可能以“坐產招夫”的名義請求再嫁。
這樣看來，在經濟背景下，理學“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之間已經顯得格格不入。面對清朝中葉以后，理學“貞節(jié)觀”所受到的空前挑戰(zhàn)。“朝廷有旌節(jié)婦之條，并無阻止寡婦不嫁之理”，既表明了朝廷的無奈，同時也體現(xiàn)了朝廷立法在價值與事實之間的均衡立場。
清代婦女婚姻自主權的現(xiàn)實性
國家立法及個人經濟狀況等，為清朝婦女的再婚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保障。除此之外，在實際生活中，婦女獲得的“不嫁”權或“再嫁”權，是經濟、習俗、官吏的政治需要等諸多現(xiàn)實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首先，婦女喪夫后，一般會有三個選擇。其“其一從夫地下為烈，其二冰霜以事翁姑為節(jié)，其三恒人事（改嫁）”（《明史·列女傳》）
若選擇殉夫、守節(jié)，固然會得到朝廷的褒獎和贊譽，但就事實而言，真正經得起考驗者，并不多。面對生活的壓力，即便是婦女有守節(jié)之心,也往往會被現(xiàn)實所打破，最終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棄傳統(tǒng)的貞節(jié)觀；
其次，盡管一個寡婦可以不畏生活艱辛選擇只矢守不嫁，但當她的選擇與家庭、家族、親屬、及其他社會關系發(fā)生矛盾的時候，其權力就會遭到踐踏。說白了，這還和經濟有關，由于婦女改嫁，親屬們可以獲得一定的財產，因此一些親屬往往將寡婦視為商品，爭圖改嫁，有的地方還有“扛孀”的習俗，即新寡之婦，夫族之家多人爭著為其主婚，讓其再嫁，以便獲得彩禮。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貞婦有心守節(jié)，但往往會被家族親人所不容，最終還得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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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點就是官吏因素，在古代，地方官的價值觀必須和朝廷保持一致，而地方出現(xiàn)貞節(jié)烈女往往被看成是地方風俗的標志，甚至還能成為地方官的政績之一，所以，地方官的宗旨也是以“勸和不勸散”居多，“改嫁”的請求往往得不到批準；另外，地方的訴訟案件已經讓地方官不厭其煩了，從減少行政事務的角度出發(fā)，他們也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光緒年間曾做過江西建昌知縣的董沛，在余陳氏請求再嫁的批詞中寫到：“試思建昌風俗頹壞已甚，若令孀嫁之婦紛紛效尤，匪特官事繁忙，目不暇給，亦復成何政統(tǒng)？”（《晦暗齋筆記》）
尾話
從以上可以看出，滿清時期的寡居婦女雖然有了一定的婚姻自主權，但是，在諸多外部因素的影響下，要想保住“不嫁”的權力、和想要取得“再嫁”的權利都十分困難，她們以失夫為代價所換取的婚姻自主權，在官、民、社會所共同營造的壓力中，經常變得無足輕重。即使偶有法律上的保護，也會在實施中大打折扣
繞了一圈，婦女的地位還是沒有得到什么根本改變，究其原因，“貞節(jié)觀”對封建社會的影響是從上而下、全面性的，當權者從未真正重視過婦女在社會中的作用，從而拒絕提高女性的話語權，而“婚姻自主權”整個超前理念，對于皇權和秩序來說都是一種挑戰(zhàn)，注定不被允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