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明代中葉，相當于西洋文藝復興時期，與西方一樣也出現(xiàn)了具有近代特色的個人解放思想意識。雖然，依賴于血緣關系而獲得特殊地位的貴族階級在中國很早便消失了，但官僚制度仍然把人群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只是較有彈性罷了。所以，要求平等，仍然是個人解放的先決條件。這種要求，在唐寅等人的詩中，已經(jīng)很清楚地表現(xiàn)出來了。盡管他們的思想，沒有達到西洋的個人主義學說那樣透徹而強有力的境界，但在中國歷史上，仍然是新鮮而值得注意的東西。
唐寅的《壽王少傅》詩，是為王鏊的壽辰而寫。王鏊也是蘇州的一位詩人，論輩份，他是唐寅的師長，論政治地位，更無法相比了；王鏊官做到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少傅銜。明代官制不設宰相一職，由大學士代皇帝起草詔書并協(xié)助處理政務，其身份相當于宰相，而唐寅雖中過舉，卻已失去功名，只是個平民了。但他的詩卻寫得如此桀傲不馴：
綠蓑煙雨江南客，白發(fā)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
“絲綸”在詩中有雙關意義：一是指釣魚的絲繩，一是指皇帝的言論。后者出于《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意思說帝王的話初出口時很細微，施行于世，就變得強大有力了。詩的前二句將自己與對方并舉，一句說自己浪跡江湖，不為世所用，一句說對方乃是朝廷元老、為皇帝起草詔書的內(nèi)閣大臣。既然彼此的地位如此懸殊，照理應該誠惶誠恐地向?qū)Ψ奖硎緲O高的崇敬，才合符公認的規(guī)矩。但詩的后二句，卻巧妙地利用“絲綸”的雙關意義，把自己和對方放在同等地位上。當然，這樣說帶有開玩笑的意思。但開這樣的玩笑，正是要表明：作為平民的自己面對作為宰相的王鏊，并沒有自慚形穢之感。
在“三笑”故事中，唐寅是扮作書僮，去追求秋香的，這好像有些“自甘下賤”的味道。但是，恐怕唐寅并不認為書僮就一定下賤。故事傳說有可能不合真實，但根據(jù)同時代人的記載和唐寅本人的詩，他常扮作乞丐卻是真實的。這不僅是對縉紳階級的嘲戲，聯(lián)系本詩來看，無疑可以這樣認識：乞丐也好，文人也好，宰相也好，作為人，都是平等的。在民間流傳了許多關于唐寅的故事，反映著普通市民對他的喜愛，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也許就在于唐寅具有鮮明的平等意識。
唐寅的另一首絕句，題目很長，等于是一個小序：《風雨浹旬，廚煙不繼，滌硯吮筆，蕭條若僧，因題絕句八首，奉寄孫思和》。八首詩大多是說因字畫的銷路不佳，又加連日風雨，生計發(fā)生困難，只好苦中作樂。其中第五首特別有氣派：
領解皇都第一名，猖披歸臥舊茅衡；立錐莫笑貧無地，萬里江山筆下生。
鄉(xiāng)試的第一名俗稱“解元”，唐寅所參加的應天府鄉(xiāng)試在南京舉行，所以首句自稱“領解皇都第一名”。這以后因會試舞弊案的牽連被罷黜，回到舊茅屋中過著“猖披”即放狂的生活。他沒有什么私產(chǎn)，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但他有一支畫筆，“萬里江山筆下生”，他仍是富有的。這一句的涵意，絕不僅僅是說自己能夠畫出無限廣闊的江山。從“萬里江山”這個詞，很容易使人想起《詩經(jīng)》中那幾句被人們反復引用的話：“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擁有整個國家和所有的臣民，無疑是最富有的了；但唐寅卻偏要說：我也擁有一個世界，一個藝術(shù)的世界。
本來，要求尊重個人自由的思想，傲視富貴的態(tài)度，很早就有了。但仔細審辨，情況并不一樣。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個性解放的時代，但這種個性解放，主要是發(fā)生在貴族階級的范圍內(nèi)。陶淵明“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同他引以自豪的家族血統(tǒng)有密切關系（他是東晉大司馬陶侃的后人）。李白是很驕傲的，但他并沒有多少根據(jù)，就常常與李姓皇家攀扯同宗，同樣可以看到等級意識的影響。像唐寅那樣，毫無憑依，既把自己等同于乞丐，又把自己等同于宰相甚至皇帝，是明代市民社會中才有的現(xiàn)象，是一種類似于“個人主義”觀念的產(chǎn)物。這種新的觀念給古老的詩歌灌注了生氣。讀唐寅的這兩首詩，可以感受到：所謂貧賤者，依然有著高揚的人格；又可以意識到：任何個體生命，只要不屈從于他人，都是可珍貴，可驕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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