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是指，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約80年間的歷史應如何細分為若干階段、若干時期的問題。
本文中對這個問題的建議是把中國近代史分成七個階段：在太平天國起義發(fā)動前為第一個階段，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時期為第二個階段，此后直到中日戰(zhàn)爭為第三個階段，中日戰(zhàn)爭后到義和團起義與八國聯(lián)軍之役為第四個階段，第五個階段是同盟會成立前的幾年，由同盟會成立到辛亥革命是第六個階段，最后在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間就是第七個階段。
為什么要進行分期？為什么要這樣分期？以下將提出一些說明。這些說明和這個建議本身是否恰當，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
也有別的書用另外的辦法來分期。例如有一種舊的教科書（孟世杰：《中國最近世史》，1926年）把鴉片戰(zhàn)爭到戊戌維新前稱為“積弱時期”，把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稱為“變政時期”，而把辛亥革命以后稱為“共和時期”。這種分期方法也是不足取的。這樣地劃分時期，并沒有反映出社會歷史發(fā)展中的本質的東西。
用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方法不能正確地說明近代歷史，往往只是看到歷史發(fā)展中某一片面，而忽略了許多帶有重大意義的歷史現象。例如上述的那種把鴉片戰(zhàn)爭至戊戌維新前的時期稱為“積弱時期”的看法，很分明地，是把發(fā)生于這一期間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成長等看做是不關重要的事情。
許多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書（包括企圖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說明歷史的書在內）放棄了分期的辦法。它們逐一地敘述中國近代史中的若干突出的主要大事件，而在敘述每一大事時，附帶述及與之有關的前后各方面的事情。這種敘述方法大致上可說是類似于“紀事本末體”的方法。
不進行分期，而采取這種類似“紀事本末體”的敘述方法，往往會錯亂了各個歷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拆散了許多本來是互相關聯(lián)的歷史現象，并使歷史發(fā)展中的基本線索模糊不清?！ ?/p>
例如，有不少書只是為敘述方便，而將鴉片戰(zhàn)爭和英法聯(lián)軍之役（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合在一起敘述（曹伯韓：《中國近百年史十講》，1942年）。這樣寫雖然表示出了這兩次戰(zhàn)爭間的關聯(lián)，但卻幾乎完全沒有表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和太平天國革命的關系。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之間，中國內部已發(fā)生了驚天動地的農民大革命，而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時，正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十分激烈的時候，關于這點，不給以足夠的注意是不對的。
從華崗同志的著作（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1卷增訂本，1951年）和范文瀾同志的著作（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1分冊，1947年）中也可看到類似的缺點。例如，華崗同志的著作在第五章《中法戰(zhàn)爭與甲午戰(zhàn)爭》中有《甲午戰(zhàn)爭前中日經濟政治狀況與兩國的外交關系》一節(jié)，在這一節(jié)中述及了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前工業(yè)開始萌芽的狀況；到了第六章《戊戌政變與義和團運動》，為敘述“維新變法運動的產生和發(fā)展”，才又附帶敘述到甲午戰(zhàn)爭前帶有資產階級傾向的變法維新思想的發(fā)展。甲午戰(zhàn)爭前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萌芽和當時資產階級傾向的思想的發(fā)展，很明顯地是密切關聯(lián)的，把二者分拆開來說并沒有什么好處。同樣的，范文瀾同志的著作也把這二者分別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敘述：在標題為《洋務派的“自強”與第一次割地狂潮》的第五章中述及了當時工業(yè)發(fā)展的狀況，到了以《戊戌變法》為題的第七章中才又追溯到“甲午戰(zhàn)爭前改良思想的醞釀”?！ ?/p>
在近代史中，政治史內容占了極大的比重，而關于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的敘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適當的地位，這種缺點的產生雖有種種原因，但與類似于“紀事本末體”的體裁也是有關系的。因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選取突出的大事件來做敘述的主題，就會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見某一些政治事件。
當然，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的內容結構方面的各個問題，不會因為分期問題解決而全部解決。但是正確地解決了分期問題，就是從中國近代歷史的復雜的事實中找到了一條線索，循此線索即可按照發(fā)展程序把各方面的歷史現象根據其本身的邏輯而串連起來。因此分期問題可以看做是解決結構問題的關鍵。
可否拿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形態(tài)作劃分時期的標準呢？例如說，拿西歐各國尚未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時作一個時期，而在進入帝國主義后作為另一時期？——這樣做是不恰當的。誠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對于中國社會歷史進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當我們考察中國社會歷史的發(fā)展時，不僅要注意外國勢力怎樣來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華民族對于外國勢力的侵略表現了怎樣的反應。幾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視對侵略的反應這一面，正是歷來資產階級觀點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點之一。
可否單純用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來作劃分時期的標準呢？那樣也是不完全恰當的。中國近代歷史中，隨著生產力方面的變化，生產關系發(fā)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當時社會發(fā)展的基礎。但是上層建筑的變化，并不是亦步亦趨地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特別是因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一種過渡性的社會，上層建筑的某些方面的變化要比經濟基礎的變化更為激烈一些。因而如果我們不是全面地考察當時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我們就不可能恰當地進行分期。
蘇聯(lián)歷史學界曾對于俄國封建時代的歷史和資本主義時代歷史中的分期問題進行過長久的討論，其收獲可以供我們參考。這個討論結束于1951年3月間，當時《歷史問題》編輯部所作的討論總結（中譯本見石父輯譯：《蘇聯(lián)歷史分期問題討論》，中華書局版。這里的引文見該書第8—10頁）中說：“參加討論的人一致反對根據純然經濟性、基礎性的現象來在社會經濟形態(tài)以內劃分時期的企圖，本志編輯部認為這是討論本問題時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績。把歷史分期建基在純經濟性的現象上，便必然會走到經濟唯物論的立場上去。”
《歷史問題》的結論中又說：“德魯任林把預示著社會經濟關系方面各項變化的階級斗爭之最重要表現，視作封建時代及資本主義時代分期的主要標志，這項建議為大多數參加討論的人所支持。階級斗爭乃是‘歷史的真正動力’（列寧），它的諸階段和它的長足進展，它的高漲和它的爆發(fā)，系反映著整個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變化，無疑地正構成每一階級社會形態(tài)內部歷史過程的最重要標志，沒有這種標志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期即無從著手。”
“但歷史家們切不可把階級斗爭的表現視作社會經濟形態(tài)內部歷史過程之惟一的和普遍的界標?！稓v史問題》編輯部接著說，——在本國歷史進程中，在其各種不同階段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fā)展有其各種不同的具體表現。有時其表現為階級斗爭的高漲和爆發(fā)；有時則為這斗爭的結果被鞏固于國家形態(tài)、法律和憲法之中；有時則為社會經濟諸過程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
由于我們現在所處理的也是在同一個社會經濟形態(tài)內的劃分時期的問題，所以蘇聯(lián)歷史學界的討論所達到的上述結論是對我們很有益的。
要為中國近代史分期，就須要具體地考察中國近代歷史的特征，當時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fā)展的具體表現主要是在哪一方面。
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近代歷史曾有這樣的說明：“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yōu)榘胫趁竦睾椭趁竦氐倪^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26、632頁）
中國近代史是充滿了階級斗爭的歷史。中國從封建社會一步一步地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不僅是說，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成為中國社會內部生活中的一個惡毒的因素，而且表示中國社會內部漸漸產生了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引起了中國社會力量的重新配備，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相互間以及它們和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間出現了錯綜復雜的關系，并由于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出現了激烈的和復雜的階級斗爭（反帝國主義斗爭本身也是一種階級斗爭）。
這樣說來，中國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務就是要通過具體歷史事實的分析來說明在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條件下，中國社會內部怎樣產生了新的階級，各個階級間的關系發(fā)生了些什么變化，階級斗爭的形勢是怎樣地發(fā)展的。
如果在歷史教書中，把近代史中每一次戰(zhàn)爭作了極詳盡的敘述，不漏掉任何一個發(fā)生小的戰(zhàn)役的地名，但是并不能使讀者清楚地看到階級關系的變化和階級斗爭形勢的發(fā)展，不能承認這樣的歷史教科書是足夠地給了人以有意義的歷史知識。
馬克思主義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給各個事變、各個人物一一簡單地標上這個階級或那階級、進步或革命的符號。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過是復述資產階級觀點的書中的材料，只是多了這一些符號，那并不就是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任務。要使歷史研究真正滲透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過經濟、政治和文化現象而表明在中國近代歷史舞臺上的各種社會力量的面貌和實質，它們的來歷，它們的相互關系和相互斗爭，它們的發(fā)展趨勢。
由此可見，按照中國近代史的具體特征，我們可以在基本上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來做劃分時期的標志。
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運動的高漲。
在太平天國革命中，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展開為巨大的爆發(fā)。太平天國起義的發(fā)動上距鴉片戰(zhàn)爭8年。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逐步地形成的，在這時中國社會內部還沒有形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所以歷史的推動力量仍只能是農民這一個階級。
但農民不可能自發(fā)地接受資本主義的政治理想，而利用農民革命以實現這種理想的意圖在當時中國還沒有比較強的社會基礎。
結果是太平天國的失敗，這個革命沒有能挽救中國免于墜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坑。地主階級統(tǒng)治集團中有一部分人趨向于更密切地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建立經濟和政治的聯(lián)系，他們在不損害封建統(tǒng)治勢力的范圍內接受某一些資本主義的外殼。
這些就是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運動高漲時期的特征。
在甲午戰(zhàn)爭（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戰(zhàn)爭）以后出現了中國近代史中第二次革命運動的高漲。
如果把第二次革命運動的高漲僅看做是1899年到1900年的義和團的發(fā)動是不完全的。義和團的發(fā)動乃是甲午戰(zhàn)爭以后在全國范圍內高漲起來的革命危機的爆發(fā)。
在第二次革命運動高漲期間，歐美資本主義已經開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中國國內已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于新式工業(yè)。
封建關系下的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并未解除，而且農民群眾，特別是在沿海沿江各省，直接感受到帝國主義的壓力。城市手工業(yè)者及各種城鄉(xiāng)貧民也都同樣感受到這種壓力。因此，在受到中日戰(zhàn)爭中失敗的刺激后，立即在全國許多地區(qū)都從社會底層群眾中出現了騷動不安的嚴重狀況。這種群眾的自發(fā)斗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初期不同，其鋒芒主要針對著外國侵略者?！ ?/p>
外國帝國主義者曾企圖利用這種革命危機來加強對中國的控制，他們要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接受他們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種種支援。
這時，不但已經有資產階級傾向的思想，而且有了資產階級傾向的政治運動。這種政治運動的社會基礎是地主階級中的一部分走資產階級道路的力量。民族資產階級的獨立的政治力量這時還沒有。受到革命危機的震動，這種資產階級傾向的政治運動甚至表現得很激烈，但其實質則是用從上到下的改良辦法來抵制農民革命。
農民革命——這是中國社會當時主要的革命力量；資本主義思想——這是中國社會當時帶有進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漲期間雖然都存在著，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關的。追求資本主義理想的改良主義運動表現為短命的“戊戌維新”。以農民群眾為主的自發(fā)的斗爭則在悲慘地失敗了的義和團運動中取得歪曲的表現。
這些就是近代史中第二次革命運動高漲時期的特征。
義和團失敗后5年，開始了第三次革命運動的高漲。這一次革命運動的高漲歸結為辛亥革命。
把1905年作為這一次革命運動的高漲的開始，不僅因為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在這一年成立，而且因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與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派的分裂是在這時開始確定的。俄國1905年革命的影響也是應該估計到的。
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在19世紀末年和20世紀初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便開始了初步的發(fā)展”（《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27頁）。這是形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基礎。大量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參加民主革命派，成為革命派中激進的一翼?！ ?/p>
資產階級革命派一般地缺乏徹底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綱領，表現了它的先天的軟弱性，但它當時不但提出了資本主義的革命理想，而且為實行革命，在一定程度內進行了對工人、農民力量的發(fā)動。因此歷史發(fā)展的動力在這時期是集中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派手里?！ ?/p>
這時中國已有無產階級，但它“還沒有當作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臺，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同上，第672頁）
外國帝國主義利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弱點，竭力使這個革命限制在不損傷中國既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的范圍內，并促使革命的結果只是這種秩序的重建。
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派（代表資產階級化的地主階級）不但曾以在野派的身份起了阻撓革命的作用，而且在革命發(fā)展中混入革命，篡得領導權，成為外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有力的同盟軍。
民主革命派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發(fā)動武裝起義中表現了很大的積極性，但他們沒有能力建立和保持革命的政權。革命派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則在起義一開始后就為企圖迅速結束革命以建立“安定的秩序”而與君主立憲派混成一片。
因此，1911年到1912年的革命（辛亥革命）的結局就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給自由資產階級牽著走，自由資產階級又讓自己為資產階級化的地主階級所同化，而后者則把革命帶到了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后臺——外國帝國主義投降的路上去。
為這次革命而付出很大的熱情、希望與力量的下層人民群眾，沒有能從這次革命中得到任何東西。
這就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的這一次革命運動的基本形勢。
中國革命中的階級力量的配備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后起了一個大的變化。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獨立的自覺的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并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這就給中國革命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從此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
把中國現代史和中國近代史劃分開來，就是以這點為根據。我們對現代史中的分期也是以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階段為根據的。
以中國近代史中三次革命運動的高漲來作劃分時期的標準，我們就可以把中國近代歷史，即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細分為這樣的七個時期或七個階段。
一、從1840年（道光二十年）到1850年（道光三十年），即從鴉片戰(zhàn)爭到太平天國起義前。這是中國由封建社會開始轉變?yōu)榘胫趁竦匕敕饨ㄉ鐣臅r期。這時期的主要歷史內容是：鴉片戰(zhàn)爭與“五口通商”，廣東人民的反英斗爭，買辦商人的出現，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有關資本主義世界的知識。
二、從1851年（咸豐元年）到1864年（同治三年），即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從金田起義到南京陷落。圍繞太平天國革命的各種斗爭是這一期間的主要歷史內容。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屬于這一時期。
三、從1864年（同治三年）到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即從太平天國失敗到甲午中日戰(zhàn)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和政治形成的時期。在這期間，中法戰(zhàn)爭和中日戰(zhàn)爭先后發(fā)生。主要的歷史內容是：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的各方面的發(fā)展，中國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開始投資新式工業(yè)，此伏彼起的反對外國教會的群眾自發(fā)斗爭，資產階級傾向的改良主義思想的發(fā)展。
四、從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到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即從中日戰(zhàn)爭后到義和團的失敗。這就是上述中國近代史第二個革命運動高漲的時期。中日戰(zhàn)爭在中國社會中引起的強烈反應，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和美帝國主義的惡毒的“門戶開放政策”，私營企業(yè)的初步發(fā)展——這些就是這一次革命高漲形勢的背景。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在這種形勢中出現。
五、從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到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即從《辛丑條約》訂立到同盟會成立前。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派漸次成立的時期。在這期間，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tǒng)治政權進一步結合，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漸漸趨向革命，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開始。
六、從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到1912年（民國元年），即從同盟會成立到辛亥革命中產生的南京政權讓位于袁世凱。這就是上述中國近代史中第三次革命高漲的時期。同盟會成立后革命派向立憲派進行了劃清界線的論戰(zhàn)，連續(xù)地組織了多次的武裝起義，當時在各種小資產階級群眾中相當廣泛地展開了愛國的運動和思想解放的熱潮，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派的憲法運動，外國帝國主義為爭奪中國進行激烈的斗爭?！K于是辛亥革命的爆發(fā)。在武昌起義后5個月，
七、從1912年到1919年，即從辛亥革命失敗后到五四運動。這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時期。孫中山在袁世凱統(tǒng)治下發(fā)動的反袁的斗爭，和在段祺瑞政權下進行的所謂護法運動，不過更加證明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絕望。隨著帝國主義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國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中國無產階級有了大的發(fā)展，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予中國以巨大的影響，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在中國傳播，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表現了從未有過的徹底性。這樣，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不能不結束，新民主主義時代不能不開始。
這就是本文所建議的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
在此要附帶說明兩點：
一、歷史的分期并不等于歷史教科書中的分章分節(jié)。因此這里提出中國近代史的分期的建議，并不是主張中國近代歷史教科書必須這樣地分成若干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