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審的“河南賊”——中央電視臺的“公益廣告”
不久前中央電視臺在一套節(jié)目黃金時段展播了全國律師大賽，比賽中所有的律師和原、被告講的都是普通話，惟有一段虛擬案例表演中的原告——和別人預謀行竊并配制偷盜鑰匙的賊是講河南話的，盡管節(jié)目的制作者辯稱完全是無意針對河南人的，但可以相信，大多數(shù)的觀眾都能通過這個節(jié)目發(fā)出會心的“微笑”或者“苦笑”——似乎是典型的河南方言代表了河南人典型的特征：偷竊。這無疑是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段為社會“奉獻”的一則公益廣告。
改革中百花齊放的電視節(jié)目也加入了丑化河南人的隊伍。
同樣攻擊河南人偷竊特性的還有數(shù)年前就已流傳的“全國小偷代表大會在河南鄭州召開”的段子。段子的大意是：國內不勞而獲的“梁上君子”們深感新形勢下偷竊行業(yè)面臨著一系列諸如行竊對象、手段以及如何面對越來越嚴厲的社會防范與打擊等問題，決定召開“全國小偷第一屆代表大會”，就有關問題進行研討與交流。
河南的小偷于是首先成立了申辦大會籌委會，并向“行業(yè)公會”提交了申辦報告書，主要理由是河南鄭州位于南北要津，交通四通八達，尤其是這里無論是小偷數(shù)量還是行竊事件都在國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申辦報告得到全國“同業(yè)”的一致通過，于是“隆重”的代表大會“成功”召開并形成決議。目前各地小偷正在具體行動中深人貫徹“鄭州會議”的精神。
以上“口舌文學”的產生和傳播的確反映了許多人心目中河南人的偷的形象是“何等典型”。
據(jù)筆者估計，給不少外地人造成這種印象的始作涌者也許是少數(shù)外出務工的河南人的偷竊行為，在北京、深圳的一些小報上時常有關于河南人手腳不干凈的社會新聞的報道。從河南人本身的形象塑造上來說，的確需要認真反省，提高自身素質和自尊心，而從外地人來說，筆者不敢以“桔生淮南為桔，生淮北則為積”的借口來苛求當?shù)丶訌娡鈦砣丝诠芾恚蚕胝f，古今中外，任何社會都有孕育產生偷盜的士壤和水分。就中國來說，孟嘗君時代就有“雞鳴狗盜”之徒，梁山泊英雄鼓上蚤時遷是“一代俠偷”，今天的社會哪個地方都有行竊之人，對此應以法治的精神實事求是地就事論事，并探討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辦法，而不是不負責任地拿近一億河南人中部分外出民工里的極個別現(xiàn)象來說整個河南人的事兒。
在中國的歷史上，偷的產生實際上也與貧窮和戰(zhàn)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且形成演化出了一定的規(guī)矩，所以有“盜亦有道”的說法。河南由于歷史上的災難與貧窮，又是中華民族較為集中的聚居地帶，所以產生了不少甚至是上了史書的“名盜”。但這里又是孔孟之說和程朱理學的重要影響區(qū)和發(fā)源地，人們崇尚“廉者不飲盜泉之水”和“中規(guī)中矩”，倡導仁義禮智信，在不少家族有著“偷盜者不得入宗祠”、“偷竊者死后不得人祖墓”的祖訓。即是在戰(zhàn)亂時期也產生了抗金英雄岳飛率領的“岳家軍”，他們的精神也包括了“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屋”的美談。
因此可以認為河南一些人的偷竊行為是整個講究傳統(tǒng)禮儀社會總體形態(tài)下的一種異類，會為當?shù)厣鐣积X，為普通人們所唾棄，在河南不少地方一直流傳有這樣的說法：不見小偷享福，只見小偷挨打。意謂小偷偷了錢財去吃喝也只是偷偷摸摸地享受，而一旦被發(fā)覺就會被周圍民眾痛打一頓。筆者早先在河南時就時?？吹饺f民爭打失了手的扒手的情景，當?shù)孛耧L的淳樸便可見一斑。反而在一些大都市里倒經常出現(xiàn)失竊者不敢指認扒手，見到小偷躲著走的現(xiàn)象，北京的大街上不是也時常發(fā)生外地民工見義勇為追捕盜匪碟血，而當?shù)厝死淠^望的事件嗎？不正是這些現(xiàn)象導致了“老鼠怕貓，純屬謠傳”的倫理錯位，縱容了暗偷變明偷，明偷變搶劫嗎？
河南“個個都是賊”的印象當然可以說反映了人們對偷竊這一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憤怒，但也許與“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傳統(tǒng)觀念有關?？赡茉诤芏嗳说挠^念里——有點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稱“竊書”不算偷——偷工廠、商店等公家的東西不算偷，偷稅不算偷。對于一些靠種種非法手段成為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豪的人總是充滿了崇拜，很少有人去考慮這些錢是從哪里來的，而對一些窮慣了的河南人，只要聞見他家突然飄出肉香，便會認定是做了賊，甚至光從籍貫來判斷河南人長著“賊的樣子”。
北京的電車、地鐵上活躍著的千百個扒手、每年數(shù)萬輛自行車的失蹤沒有人說北京人偷盜——當然北京人可以用“都是包括河南人在內的外地人干的”這樣的托辭推得一干二凈。不過據(jù)報載，北京、上海的不少超市每年要被盜上萬甚至十數(shù)萬的商品，其中包括高檔服裝、進口化妝品、食品等，有的商場已經因被竊而難以為繼。在上海，偷竊者大多是在人們心目中“溫文爾雅”、“素質很高”的上海本地人，有干部、家庭婦女，還有白領女性、大中學生。也許北京人、上海人這樣干的不叫偷，而是“對美好生活(商品)的追求”，所以沒有人說“北京人、上海人愛偷，得雷諾恪薄
一些紅得發(fā)紫的“明星”演員、“歌唱家”三番幾次地偷稅數(shù)十萬，人們不僅“不忍心”讓其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還會在其繼續(xù)舉辦的演唱會上歡呼、雀躍，用掌聲“表達”同情，用呼喊為其“壓驚”。
只有像河南有的人那樣偷了東家的鐵鍋或是偷了西家掉在地上的衣褲才叫偷。可見國人對于偷的觀念——包括偷的對象與手段——仍保留在上個世紀初以前的認知上，因此落后地區(qū)的河南的偷盜現(xiàn)象便正好撞在了這種心態(tài)和由此產生的輿論的槍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