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 -
…
不讀李杜詩，不知人生何苦；
熟讀李杜詩，方知眾生皆苦。
李白性格豪放，灑脫不羈，但為求功名，一生都在顛沛流離；
杜甫心懷天下，志存高遠，很早就寫下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然而受“世家名望”所累，他半生裘馬輕狂，半生漂泊無依。
一個“詩仙”，一個“詩圣”，生在同一個年代，所求不同，卻殊途同歸。
換句話說，杜甫代表著“理想”，而李白則是殘酷的“現(xiàn)實”。
當(dāng)理想照不進現(xiàn)實時，生活便一地雞毛，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詩人如此，普通人也如此。
想李白，20歲出頭就寫下了：大鵬一日同風(fēng)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人海漂泊30年后，他又寫下了：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
杜甫24歲在《望岳》中還壯志凌云：會當(dāng)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可53歲知天命的他，卻在《登高》中慨嘆：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這些詩句朗朗上口，皆是千古經(jīng)典，然而卻很少有人知道，李白為何要“抽刀斷水”，杜甫為何要“登高遠眺”？
其實讀懂了李、杜這兩首詩，基本也就讀懂了人生。
李白作《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時，已經(jīng)53歲了，此時距離他離開長安已經(jīng)整整10年，昔日風(fēng)光不再，如今四海為家。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fēng)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fā)。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這是李白在詩中的感慨，為懷才不遇而舉杯暢飲，李云是他的朋友，他尊其為叔叔，卻非族親。
公元753年，李白來到宣州，再登謝朓樓，設(shè)宴為李云送行，回顧半生經(jīng)歷，心中無限感傷。
謝朓樓是古代著名的“送別樓”，為南齊詩人謝朓任宣城太守時所建，李白曾多次登臨。
謝朓樓處有敬山亭，“永王璘案”后，李白被流放夜郎，遇大赦后過江陵，心情郁郁他曾獨上敬山亭，滿懷愁緒地寫下了：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是他的人生經(jīng)歷，也是夢想破滅后的寫照。
要知道，李白在“抽刀”之前，途經(jīng)亳州時，剛剛寫下了：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
這個時候他還尚存英氣，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渴望。
然而“謝朓樓”一別，卻讓他認識到了什么是“英雄氣短”，之前都是達官貴人為他餞行，如今孤孤單單，送別友人時亦顯落魄。
人不怕落魄，就怕曾站到過制高點，公元743年，李隆基三疏連召，親自在宮門口迎接，這種待遇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
所以摔下來就會很疼。
杜甫與他不同，杜甫出身“京兆杜氏”，杜家僅在唐五代就出過九個宰相，其祖父杜審言更是武周時期的大牛，因此杜甫的理想就是匡扶社稷、指點江山。
相比之下，李白沒那么高的情懷，他的追求是為自己，更為實際，他也覬覦中書令的位子，也想位極人臣，可卻不似杜甫有眾生心。
李白是信奉道家的，所交司馬承禎、元丹丘、玉真公主也都是道家，被玄宗賜金外放后，李白最先登的就是紫極觀，拜訪了高天師，受道箓，正式入了道家法門。
所以李白比較個人主義，直白點說也就是自私，換個角度講，他也沒有治理國家的大才。
“安史之亂”后，詩人張志和才23歲，就隨太子李亨轉(zhuǎn)戰(zhàn)靈武，重挫安祿山，助唐肅宗登基收復(fù)長安失地，李白、杜甫但凡有如此才能，也不至于郁郁而不得志。
張志和也是文人，卻受封左金吾衛(wèi)大將軍，享正三品待遇，他筆下的《漁歌子》也是千古經(jīng)典：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包括高適，也是唐肅宗的御前將軍，永王亂就是高適任主帥平定的，之后才平步青云，當(dāng)時李白入獄，還曾書信給高適求助，未果。
李白和杜甫的才華，皆體現(xiàn)在詩文上，生在亂世，沒有他們發(fā)揮的空間，筆桿子終究救不了江山。
岑參就明白這一點，玄宗避蜀后，哥舒翰戰(zhàn)死，高適投奔唐肅宗，岑參、杜甫也投奔了唐肅宗，可岑參卻兩次出塞，隨軍征伐。
杜甫在《登高》中寫：
風(fēng)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他的悲傷是理想的隕落，也知道自己無法在亂世里有所作為，當(dāng)時安天下靠筆桿子是出不了政績的，故杜甫在《旅夜書懷》中寫：名豈文章著，官應(yīng)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這兩首詩都是作于杜甫晚年，相差時間不遠。
通過前因后果的比對，我們知道的“詩仙”和“詩圣”的命運起伏，他們皆才華橫溢，唯獨生不逢時，英雄沒了用武之地。
這就是他們愁苦的根源，一個現(xiàn)實殘忍，一個理想無根，這和我們普通人也一樣，每個人都是自己擅長的技能，可這種技能未必成就自己。
好多應(yīng)屆畢業(yè)生，都無法從事專業(yè)內(nèi)的工作，更多的都是糾纏在人情世故里，長此以往，我們也會“抽刀”，也會“登高”所感懷。
一個人想要獲得成功，必須具備三個要素：德、才、機。
李白、杜甫也有這樣的機會，亂世出英雄，許多人在“安史之亂”后崛起，成為千古名臣，他們因才名所累，反而有點好高騖遠，想杜甫一個左拾遺，竟然設(shè)法營救宰相房琯，這多少有點自不量力，哪怕有張鎬力保，肅宗也直言：帝自是不甚省錄。
而李白更加狂妄，奉翰林待詔時讓楊國忠研墨，命高力士脫靴，一個是皇親國戚，一個是跟隨武則天磨練出來的宦臣，不是一個李白能斗得過的。
我不信命，但我信事有因果，梁園一聚，李白、杜甫、高適成為了好友，還留下了“梁園題壁”的佳話，可是高適卻能脫穎而出，因為他長期在哥舒翰麾下任掌書記，不完全靠自己的詩篇去謀未來，可以扎扎實實地為國盡忠，平天下之亂。
反觀李杜，除了詩篇無人可比，現(xiàn)實中比較低能，尤其杜甫，把自己的幼子活活餓死了，唯一安身之所成都草堂，還是嚴武等人幫忙蓋的。
眾生之苦，菜是原罪，抽刀也好，登高也罷，用王小波的話說：人的一切痛苦，本質(zhì)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
眾生之苦，菜是原罪，抽刀也好，登高也罷，用王小波的話說：人的一切痛苦，本質(zhì)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
這樣解讀李白、杜甫，或許會顛覆人們對“詩仙”、“詩圣”的認知，但史實就是如此。
王維安史之亂后，被安祿山囚禁于菩提寺，授以偽職，長安收復(fù)以后，差點掉了腦袋，但他弟弟王縉平叛有功，且自愿削籍為兄贖罪，王維僅作降職和罰奉處理。
三年后，王維官至尚書右丞，他提出致仕，辭掉所有官職，條件是換王縉回京，5年后王縉官至宰相。
這才是神操作，才是才能的體現(xiàn)。哪怕王維一生禮佛，始終半官半隱，并不代表他缺乏政治才能，相形之下，李、杜在認清現(xiàn)實這方面，差了不是一星半點。
這就是李、杜一生凄苦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