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對立，不與宗教對立，不與科學對立。這是中國的，特別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點。
儒家人文精神不與宗教相對立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即對民間傳統(tǒng)的信仰、對鬼神迷信不輕易表態(tài)，或采取存而不論的態(tài)度。但這并不表示他對當時精英文化的主流傳統(tǒng)的信仰有絲毫的動搖?？鬃右策\用占卜，強調祭祀的重要和態(tài)度的虔誠。孔子特別反復申言對“天”的信仰和對“天命”的敬畏。他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為大”。
孔子保留了對“天”“天命”的信仰與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鬃淤澝馈对娊?jīng)·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為“知道”之詩，肯定天生育了眾民，是人的源泉，認為人所秉執(zhí)的常道是趨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賦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鬃涌隙▊€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進一步把宗教與道德結合起來。
孔子和儒家的積極有為的弘道精神、擔當意識，超越生死的灑脫態(tài)度，朝聞夕死、救民于水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品德，均源于這種信仰、信念?；蛘呖梢哉f，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道德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撐著！孔子說“天生德于予”“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儒者的理想能否實現(xiàn)，聽之于命運，因為這里有歷史條件、客觀環(huán)境的限制，不必強求，但也不必逃避，主體生命仍然要自覺承擔。
儒家把這種宗教精神轉化為道德精神，儒學即是一種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則的“天”，這個“天”和“天命”轉化為人的內在本質，在人的生命內部發(fā)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來剛健自強的志士仁人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行為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氣概，乃至社會文化各層面的創(chuàng)造，足見儒家人文精神不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蓋了宗教，可以與宗教相融通。這也是我國歷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樣的慘烈的宗教戰(zhàn)爭的原因。
儒家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
儒家的確把人作為天下最貴者。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周秦之際的儒家認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但人并不與自然天地、草木鳥獸相對立。人在天地宇宙間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諧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梢再澨斓刂?，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是講至誠的圣人，能夠極盡天賦的本性，繼而通過他的影響與教化，啟發(fā)眾人也發(fā)揮自己的本性，并且進一步讓天地萬物都能夠盡量發(fā)揮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也就可以贊助天地生成萬物了。既然如此，至誠的圣人及其功用，則可以與天地相媲美，與天地并立為三。人與天地并立為三的思想，是在這種語境中表達出來的。
儒家人文精神強調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個人與宇宙的大系統(tǒng)。“《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稱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萬物歸納成不同層次而互相制約的三大系統(tǒng)，三大系統(tǒng)構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也就是說，天、地、人不是各自獨立、相互對峙的，它們彼此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同處于一個“生生不息”的變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種創(chuàng)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這種精神來自天地。“盛德大業(yè)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yè)，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天地之道，陰陽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長養(yǎng)萬物。生長萬物的富有叫做“大業(yè)”，每天都有新的變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變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斷創(chuàng)進。“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物相雜之謂“文”，陰陽剛柔的交錯是“天文”，或曰自然條理。自然條理是多樣性的統(tǒng)合。依據(jù)自然天地之道，在社會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條理即是“人文”。人文應效法“天文”。我們觀察天文來考察四時的變化，觀察人文來感化天下的人。足見人事法則應與自然法則相匹配，相照應。
宋代儒者講“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不剪窗前草”，講仁愛之心遍及鳥獸、草木、瓦石，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都是十分鮮明的例證。這表明，儒家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不會導致一種人類中心主義以及對自然的宰制、占有或無視動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講求的是與自然的協(xié)調。“仁”與“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給人之社會文化活動的示范與滲透。
儒家人文精神不與科學相對立
儒家人文精神與價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學，反而包容、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近百年來，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人們有兩種誤解。第一種誤解，即是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泯滅人的創(chuàng)造性的，是束縛人的自主性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第二種誤解，就是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反科學的，至少是阻礙科學技術之發(fā)展的。這兩種誤解都需要予以澄清。當然，具體地辨析中國文化在不同時空的發(fā)展過程中的正負面的價值，不是本文的任務，這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的。我在上面闡述儒家人文精神特點之二時，正面地回應了第一種誤解。這里，我們借助于正面的闡述來回應第二種誤解。
儒家人文精神并不輕視自然，亦不排斥技藝。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fā)展及其獨特的范式的研究，我們應當有獨特的視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學作為唯一的參照。李約瑟的研究盡管還有不少可以商榷之處，但他的慧識是擺脫了“西方中心論”，正確估價了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念、思維方式的特異之處，以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實際上做出的絕不亞于西方的貢獻。中國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矚目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閃爍著驚人的智慧。“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fā)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fā)展了有機宇宙哲學。” 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約瑟的觀點，指出與西方向來強調“實體”的看法不同，“中國的自然觀則以‘關系’為基礎，因而是以關于物理世界的更為‘有組織的’觀點為基礎的。”“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體性和自然性，研究協(xié)調與協(xié)和”“中國思想對于西方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的源泉”。重整體、重系統(tǒng)、重關系的思維范式，重實用、重國計民生的行為方式，給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所帶來的成功的一面，我們應當有清醒而充分的認識。當然，我們也不諱言其局限性。
有一種看法，以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會輕視自然、排斥科學，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宋代的朱熹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倫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題，既重視宇宙統(tǒng)一的“理”，又重視部分的“理”和各種具體的“理”及其相互間的關聯(lián)。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窮其至理”“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朱子的理學既重人倫，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價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質、農(nóng)學上都有貢獻，甚至對渾天儀、水力驅動裝置等有濃厚的興趣。
當然，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個特點又是相輔相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