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標題：
某人走進鐘表店，看了一圈，問店主“怎么你店里的每個鐘走時都不一樣？”店主回答：“那就對了，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哪臺鐘表是走得準的呢？”
這是個老笑話，之所以存留到現(xiàn)在，是因為它有智慧。全球時間的統(tǒng)一是一件帶來便利的事情，但正如那句名言說的，“參差多態(tài)乃美麗之源”，以科學、精確的名義取消了彼此的區(qū)別，只怕也是損失。假如說，鐘表不能隨意犧牲走時精確，那么試試把鐘表換成地圖呢？不把公元7世紀一直到19世紀的老地圖統(tǒng)統(tǒng)掛出來，還真不知道我們現(xiàn)在的地圖有多么準確，準得簡直無聊了。
打開這本《歐洲地圖里的世界文明史》，看看自從公元7—8世紀以來，歐洲人如何描繪自己所處的地方，真有美院老師瀏覽小學生作業(yè)的感覺：壓抑著想笑的心思，去發(fā)現(xiàn)個把閃爍的靈光。絕大多數(shù)都是“草圖”，幾個大色塊，一些鬼畫符線條，配上羊皮紙發(fā)黃的質感，視覺是既簡陋又奇異。很多地圖，假如轉而收到某本醫(yī)學史里，當作一張解釋人體血液循環(huán)的圖，甚或精卵活動原理的圖，也是毫不違和的。總感覺，作者畫著畫著就“放飛自我”了，他們起碼是沒打算以今天我們對地圖的期望，來期望他們的作品。
《歐洲地圖里的世界文明史》，馬里奧·T.努爾米寧 著，尹楠 譯，東方出版社 2019年版
當然，他們的知識和技術太有限，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志不在此”。精確并不重要，他們核心的追求，是表現(xiàn)一個在基督教價值體系想象之中的世界的形象。比如，8世紀塞維利亞的圣依西多祿大主教，他畫的地圖，是把一塊圓形的大地分成三份，成為三塊大陸，亞洲在上邊，占1/3或更多，非洲和歐洲各居下半圓的左和右，分割三地的兩條線都是水體，分別是分割亞非的地中海和分割非歐的尼羅河。這種地圖，被稱為“T-O地圖”，即指它的基本形態(tài)是一個O里縱橫兩條組成了T形的水體。最后，地圖有個“中心”，那就是耶路撒冷。
圣依西多祿塑像
圣依西多祿所創(chuàng)的“T-O地圖”簡圖
這種中心—周邊的格式，之后八百年里都沒有大的變化過；它是主觀的，以古代知識為基礎，而古代知識的核心是《圣經(jīng)》，人們把現(xiàn)實中看到的一切都理解為《圣經(jīng)》記載的大洪水之后的景象。圣依西多祿所標注出的那些大陸和水體，以及耶路撒冷，是他認為記載于《圣經(jīng)》的重要的知識，而他不標注的那些則完全不重要，因此也不必關心。T-O地圖是信仰的證明，是“觀念先行”的寫照，雖然它完全不具備查考價值，但當你面對一張世界地圖，為“這里我沒去過，那里我也還沒去過”而焦躁不安的時候，是不是也會對當年那些無知古人內心的篤定沉穩(wěn)表示五秒鐘的羨慕。
雖然八百年來總體停滯，地圖的繪制技術還是有緩慢的進步：細節(jié)在逐漸增多，海岸線變得更加曲折、凹凸，有了海灣和半島，海洋里有了一個個島嶼，在地中海、尼羅河、頓河等有限的水系之外，人們還認識了黑海和紅海等，并設法將它們確鑿地塞進地圖里。在11世紀，一幅盎格魯-撒克遜地圖，已經(jīng)可以把一個肉眼可見的不列顛畫在了地圖的一角，只是需要好好辨認一番。
信仰統(tǒng)治了中世紀人的心靈，地圖是信仰的延伸證明，不過制圖者的謙卑也昭然若揭，他們在“世界”周圍的角角落落填滿了天使的形象，有時把自己高帽長袍、面容恬淡的樣子也一起畫進去（現(xiàn)在的測繪員可干不出來這種事）。他們都是知識精英，可缺乏畫好一幅地圖的最關鍵的條件，那就是，他們整日靜坐禱告外帶思考上蒼，足不出戶，對外界嚴重缺少第一手的了解。相反，最有資格畫地圖的人，卻干著勞力者的職業(yè)——他們是遠洋出海的水手。
《歐洲地圖里的世界文明史》一書所說的最有意思的點之一，就是解釋了這些教會學者，是怎樣與擁有實踐知識的水手們發(fā)生接觸，從而提升了對世界的認識的。原來，是那些出海的商船，因為需要司法人員和牧師，請了教士上船隨航，這才讓他們得以親眼看到更多真實世界的樣子，收集到更多更準確的地理數(shù)據(jù)和信息。另外，就是很少數(shù)的教會里的抄寫員，由于對水手們的航海圖發(fā)生了興趣，或出于其他的機緣，將其描摹下來并予以傳播，從而推動了地圖的進步。
中世紀商船上所用的航海圖
第二件有意思的事情，也許對今人的啟示更大：在公元8—9世紀查理大帝的時代，古希臘地理知識初步接收到了來自伊斯蘭世界的信息，使地圖上出現(xiàn)了印度洋，繪圖者更根據(jù)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世界必須保持兩頭平衡，否則就要翻了——而預測印度洋南邊有一塊陸地，并大膽地畫了出來。到12—13世紀，十字軍東征再度提升了東西方的交流程度，歐洲人的眼界被進一步打開。這場“交流”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血腥的，卻啟發(fā)我們思考今日東西方的裂痕。當年，敵對的雙方其實同等虔誠，如今則是事實上已十分淡化上帝信仰的西方，面對仍然以信仰為重心的伊斯蘭，溝通的難度比之當年如何？為了達成新的交流，兩邊是否依然“必有一戰(zhàn)”？
不管怎樣，現(xiàn)今是沒有地理大發(fā)現(xiàn)引起的激動了；昔日地圖都反映了猜想和探索，是鼓勵頭腦中的想象和現(xiàn)實中的進取的，所以面對它們，我們也必須想象當時的主人的心情，體會他的想法：他真的會產(chǎn)生如倫敦大學的地圖學家杰里·布羅頓所說的感覺，即“忘記了自己其實只是在看一幅地圖……覺得個人晉升到了神的高度……飛入云霄，俯瞰大地，以神明的視角一覽整個世界”？真有這個視角，那么圖本身是不是符合事實，似乎就無關緊要了，因為一覽無遺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有時，我們還能在古人身上發(fā)現(xiàn)自己熟悉的心理謬誤：古人習慣夸大自己所知的那一塊區(qū)域，把它在地圖上放在格外突出的位置，而在社交媒體制造的圈層社會中，我們不也常常把自己和自己周圍的人的生活方式或看法當作社會主流？
這本書的作者也是有側重的，書寫對象集中在中世紀晚期經(jīng)文藝復興到18世紀這短短三百余年間，其他時代的地圖，包括重要的托勒密世界地圖（托勒密據(jù)說是第一個使用了經(jīng)緯線的地圖制作者，但這一說帶有太強的歐洲中心論色彩，實可存疑）則作簡略處理。它總體的歷史邏輯是：文藝復興重新發(fā)現(xiàn)的古代文本，加上航海人的活躍，以及印刷術等技術上的突破，使得新獲得的大量地理數(shù)據(jù)得以以小字母形式被充實進了地圖之中，又得以相對快捷、高效地印刷，地圖制作者也可以比較方便地修改、增補并出版新地圖。
托勒密制作的地圖
這個過程里，有一些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屬于幕后英雄（當時也是赫赫有名的）的人物留下了名字，如德國數(shù)學家和天文學家彼得魯斯·阿皮亞努斯，和荷蘭的宇宙學家、數(shù)學家、科學儀器制造家赫馬·弗里修斯，沒有他們在宇宙學和經(jīng)緯度方面的前驅性貢獻，也就沒有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制圖家杰拉德·墨卡托了，墨卡托首創(chuàng)的世界投影法被沿用到了今天，一般都說，他是“發(fā)明”地圖的人。
杰拉德·墨卡托
墨卡托世界地圖（1569年）
根據(jù)馬克思的主客觀統(tǒng)一理論，每個人都有“主觀能動性”，而歷史的客觀進程，正體現(xiàn)在所有行為者的主觀合力之中，那么本書也告訴我們，中世紀晚期以后，那些商人、旅行家、水手、數(shù)學家、宇宙學家，他們出于各自的目的（主要是實用的）繪制“已知世界”，事后看來，它們都是整個地圖故事的一片小小拼圖。這個“地圖故事”前應加上“西方”二字，這本書采取的就是一個純正的西方視角，它認真地對待那些沒有使用價值、只有“史料價值”的舊地圖，讓我想起羅素曾說過的幾句話，其反映了同樣的西方式的見解：
“假如一個有智慧的人，表達了一種在我們看來顯屬荒謬的觀點，此時，我們不該竭力去證實這觀點有多少為真，而應設法去理解，它為什么看起來竟然像真的一樣。”
說地圖反映了人想要了解那些自己不了解的地方、不了解的人的愿望，反映了《山海經(jīng)》一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那是對它最純粹的溢美。好奇心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是好的，好奇心讓一個人動用更多的能量。所謂“靈魂三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往哪里去”——后邊還跟著第四問：“我在哪里”，它問的不只是自己，而是關于外界，進而是自己和他人的關系。
地圖所聯(lián)系的就是這第四問。可是實際上，越是出名的地圖，越是有其實用目的。在書的最后一章，努爾米寧將其地圖史帶上了高潮：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為東印度公司效力的約安·布勞制作的世界地圖，標志著地圖發(fā)展終于從量變來到了質變。現(xiàn)代人一眼就能認出這是“世界地圖”，不是鬼畫符的薈萃或什么心血管解剖圖了。它有11卷，4608頁，將世界收進了一本書中，更借著新興國家的銳氣在圖中畫上了太陽和五個當時已知的太陽系行星。
約安·布勞，布勞家族也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地圖世家。
約安·布勞的世界地圖
地理學事關重大，當年，這樣的突破讓西方人率先開眼，一騎絕塵，把世界的其他部分都扔在了后邊；但現(xiàn)在，當再沒有大片的未知地可想象、可探索、可前往利用，只剩那些滿天橫飛的“不為人知的小眾景點”時，西方的總體停滯甚至染上恐外癥，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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