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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傳統(tǒng)戲曲的被發(fā)現(xiàn)與被重視是從20世紀初期開始的。這與觀念思想的革新和戲曲文獻的不斷挖掘是分不開的。王國維憑借以文獻為基礎，以文本為論據(jù)，在戲曲學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直接推動了戲曲學學科的設立。戲曲作為民間文化的代表，長期處于邊緣化與被忽視地位的。自王氏之后，戲曲學科逐漸被關注與認可，成為了嚴肅的研究對象，納入到了學術譜系，對其認識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很多大家不囿成見，將自己的學術重心轉移到了戲曲，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并致力于相關古籍善本的搜求。其中，鄭振鐸更是以己之力，自費影印了明萬歷蔣氏三經(jīng)草堂本《新編南九宮詞》以及《清人雜劇初集》《清人雜劇二集》，共饗學界同仁。之后，他又對自己傾囊所購的《脈望館抄本古今雜劇》做了精心的整理與挑選，促成了《孤本元明雜劇》的出版，活躍了民國時期的戲曲學術研究。新中國成立后，戲曲學的文獻整理出版工作迎來了興盛?！白晕迨甏院?，戲曲地位得到新的、史無前例的提升，新材料的建構，成為這一學科成熟的標志?！?/span>《古本戲曲叢刊》與《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成為了這一時期在戲曲文本與戲曲理論方面古籍影印與整理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成果，推動了戲曲研究的發(fā)展。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戲曲古籍的整理出版經(jīng)歷了由早期的復蘇發(fā)展到現(xiàn)如今的突飛猛進。尤其是近年來，甚至突破了古籍整理出版一直以來以經(jīng)史子集為主體的的壟斷，以戲曲為代表的俗文學文獻的整理出版成為了當下的熱點，與過去戲曲文獻資料整理出版相比，呈現(xiàn)出了新的特點。

一

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的高度重視與政策的大力扶持，我國的文化事業(yè)迎來了新的春天。尤其戲曲作為國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代表，以此為基點展開的學術研究與學術熱潮更是史無前例的。學術的推動離不開新的材料與新的理論的推進，而與之相伴的眾多的戲曲文獻的整理出版成為了戲曲研究的重要基石，其中戲曲的文本整理與影印成為了該學術領域古籍出版的主流。

在戲曲文本方面，近年來誕生了諸多大型的珍本、善本工程的古籍出版成果。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與首都圖書館聯(lián)合編輯的《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刊》（2003年）、吳書蔭主編《綏中吳氏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2004年）、殷夢霞選編《鄭振鐸藏古吳蓮勺廬抄本戲曲百種》（2010年）、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2010年）、殷夢霞主編的《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齊如山小說戲曲文獻匯刊》（2011年）、黃仕忠主編《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2013年）、黃仕忠，（日）金文京，（日）喬秀巖合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一輯）（2006年）、黃仕忠，（日）金文京，（日）真柳誠，朱鵬，（日）岡崎由美，（日）芳村弘道合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二輯）（2016年）、北京大學圖書館主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簃戲曲珍本叢刊》（2014年）、劉禎，程魯潔編《鄭振鐸藏戲曲珍本文獻叢刊》（2017年）、廖可斌主編《稀見明代戲曲叢刊》（2018年）、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古本戲曲叢刊六集》（2016年）《古本戲曲叢刊七集》（2018年）等。從以上成果，亦可看出當下戲曲文本古籍出版的一些特點。按類別劃分，基本可以歸為三類。以《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刊》、《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簃戲曲珍本叢刊》為代表的古籍影印是對個人藏書的影印出版，對于劇目版本是不加選擇的。優(yōu)勢在于體現(xiàn)出的是個人藏書的完整性，很多都是未曾面世的孤本，如《傅惜華藏珍本戲曲叢刊》所收錄的李玉《昊天塔》，對于學術的推進具有積極作用。但這種不加甄選式的以個人藏書形式的全集出版，也會存在版本重復，劇本本身學術價值不高的現(xiàn)象，造成一定的學術浪費。以《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鄭振鐸藏戲曲珍本文獻叢刊》、《古本戲曲叢刊》為代表的古籍影印則是編委會根據(jù)收集的文獻資料，進行細致地版本甄別與價值考核之后，所進行的遴選式影印。如《古本戲曲叢刊》從鄭振鐸設想之初起，便擬定了所選劇目要以稀有、學術價值高，版本精良為核心的宗旨。之后的吳曉玲到現(xiàn)今的劉躍進皆遵從鄭老初旨，踐行著鄭老未完的遺愿。故而《古本戲曲叢刊》雖跨越六十年，歷經(jīng)三代學人仍未完成，但每當出版新的一集，便能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與編纂者較深的學術涵養(yǎng)與選本價值有著重要的關聯(lián)。這種具有選擇性的古籍整理影印出版，對編纂者學術水平有著極高的要求，會很大程度地減少學術資源因重合而造成的浪費現(xiàn)象，亦能滿足學者們對原始文獻資料的渴求，是戲曲文本古籍出版的重要方式。以《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為代表的戲曲文本整理校注出版是戲曲古籍編輯出版的另一重要形式。該形式在整理出版過程中，針對版本問題、校注問題、字形符號處理、曲白場次劃分、曲本分類等方面，皆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中的原抄本和過錄本分藏幾處，文本多俗字異體，搜集閱讀都頗為不易。校注排版雖費時費力，但可以為學界、戲曲創(chuàng)作界和戲曲愛好者提供了一個權威、易讀的版本。不過與影印原始文獻出版的方式相比，校注出版在保持文獻原貌上相對較弱，很可能造成因人為在錄入過程中，產(chǎn)生文字、標點的錯漏而產(chǎn)生不利影響。故而對校注之人的學術素養(yǎng)與綜合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二

近年來，戲曲文獻的整理出版呈現(xiàn)出了類別豐富的特點。與過去偏重珍貴戲曲文本不同，當下的戲曲文獻出版，雖仍以珍貴戲曲文本整理為主流，但同時注重與戲曲相關資料的耙梳與影印。多方位、多角度，全面地開拓戲曲研究領域的方向與視閾。重視與戲曲研究相關的古籍資料的多類別整理刊行，成為了當下戲曲文獻出版的主要方向之一。

在戲曲理論古籍文獻整理方面，早年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著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將學者的研究視閾轉向了戲曲理論，之后戲曲理論文獻校注的整理成為了學術熱點?！朵浌聿荆ㄍ馑姆N）》、《王驥德曲律》、《青樓集箋注》、《曲品校注》一批優(yōu)秀的戲曲理論單部文獻校注成果相繼問世，且都出自大家之手，極大推動了戲曲理論論著版本學與校讎學的研究。近年來由俞為民、孫蓉蓉主編的《歷代曲話匯編》（2009年）則是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基礎上，進行了拓展。收錄了從戲曲形成時期的唐宋至戲曲轉型時期的近代250多位曲論家的曲論專著或單篇評論（包括評點、序跋、書信及以詩詞曲論曲等多種形式），其中專著近120種。關于散曲和戲曲的單篇曲論約150萬字。全書由唐宋元編、明代編、清代編、近代編組成。一方面保留與延用了早年論著集成中的珍貴文獻與體例范式，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論著集成中未曾收錄的古代論著、單篇評論以及近代論著評論。尤其近代編（3卷）填補了論著集成未曾涉及的領域，對戲曲的延展性研究與近代研究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戲曲史料方面，進入新世紀后亦迎來了整理出版的熱潮，而且范圍之大與領域之廣遠超過往。在清宮戲曲檔案方面，相繼出版了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2001年）、國家圖書館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升平署檔案集成》（2011年）、楊連啟主編《清升平署戲曲人物扮相譜》（2016年）等大型史料匯編。早年國內(nèi)學界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向來對宮廷戲曲諱莫如深。改革開放后，宮廷戲曲研究已然成為戲曲史研究的新熱點與重點，是戲曲領域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曾經(jīng)被視作直接為宮廷服務的典型的“內(nèi)部參考資料性質(zhì)的圖書”陸續(xù)被披露，尤其是有關升平署檔案文獻的出版，直接促進了宮廷大戲領域的學術繁榮?！豆蕦m珍本叢刊》第660冊——718冊為清代南府與升平署劇本與檔案。這一部分劇本與檔案，不僅是孤本，外間多未見過，而且很多甚至在學界未曾耳聞。故該叢書的整理出版，對我國戲劇史，尤其是對近代戲曲發(fā)展與流變，以及京劇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吨袊鴩覉D書館藏清宮升平署檔案集成》則彌補了前者以劇本為主體而忽視了演劇人員以及清宮整體演劇環(huán)境的疏漏，在收錄珍貴的善本文本的同時，進一步完善了清宮演劇人員的生存與排戲情況。記錄了清代宮廷中帝后們關于戲曲的諭旨、內(nèi)廷的排戲、演戲、賞賜等。排戲、練功、對把子、學新戲，在《日記檔》中可以看到太監(jiān)伶人一天緊張勞累的生活；演出中犯了錯誤要挨板子受罰，在《旨意檔》里時?？吹健爸刎煻蟀濉敝悺Ｈ娴卣故玖饲鍖m演職人員的生活與演戲概貌。《清升平署戲曲人物扮相譜》則另辟蹊徑，從舞美、化妝、服飾、舞臺的角度，揭示了清代宮廷排戲的整體藝術風貌，這對于戲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中國的戲曲并不僅限于文本研究，它是綜合性的整體藝術，其中音樂、表演、舞美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關于戲曲的研究不能僅限于案頭之上的文本，所幸近年來戲曲的綜合性研究尤其是舞臺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取得了諸多有建設性的成果，其中就包含戲曲音樂、表演、舞美等方面的資料的整理出版。如《傅惜華藏古典戲曲曲譜身段譜叢刊》（2013年）。

三

隨著昆曲在2001年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首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之后，關于昆曲的舞臺表演與文化研究迎來了新的熱潮。文化部“國家昆曲藝術搶救、保護和扶持工程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張紫東家藏《昆劇手抄曲本一百冊》（2009年）的影印出版，是與昆曲舞臺表演文獻相關的重大學術工程。它成書于上世紀初，基本是由張紫東及其祖輩前后凡四代人，集家中眾多門客之力，耗時數(shù)十載抄錄而成。所抄曲折一百冊，計收傳奇、時劇等九百零四折，所抄曲折之中不乏時下難覓之孤本戲目。其中未刊印本就有二百余折之多，其價值不言而喻，是我們研究昆曲發(fā)展的一筆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更為重要的是，它是研究昆劇舞臺與表演的“活態(tài)”文獻。中國的戲曲傳承講求口傳心授，鮮有文字著錄，隨著老藝人的離世，很多未傳劇目也隨著他們的離開，隨風而散，湮沒于歷史長河之中?！独∈殖疽话賰浴肥珍浟撕芏嘁呀?jīng)失傳或現(xiàn)今鮮少出現(xiàn)于舞臺之上的傳統(tǒng)昆劇劇目。它的出現(xiàn)，不僅使許多失傳多年的孤本戲目重現(xiàn)，更可以通過對校批的揣摩和深入研究，將當年的昆劇劇目修復、挖掘和繼承，甚至再次完整地呈現(xiàn)于今天的舞臺上。此外，昆劇在傳承過程中，往往會受到演員個人風格與其他劇種的影響，使得演出原貌發(fā)生變化。而《昆劇手抄曲本一百冊》不僅包括了昆劇劇目的賓白、曲詞、曲譜，而且還記錄了角色的身段、表情等舞臺表演提示，對于探究劇目原始的表演風貌，具有重要意義。昆劇的表演是其本體研究的重要領域，但學術界往往更多聚焦其文本，對其舞臺表演的活態(tài)價值關注與保護程度遠遠不夠。隨著《昆劇手抄曲本一百冊》的出版，彌補了學界倚重文獻不重舞臺的疏漏，對目前昆劇劇目的挖掘、繼承和傳習意義都非常重大。

此外，與昆曲有關的以文獻的整體性與全面性為代表的整理出版成果，當屬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持的《昆曲藝術大典》。《昆曲藝術大典》所收內(nèi)容為明中葉六百多年間與昆曲相關的文字文獻、譜錄文獻、圖片資料、音像資料文獻、昆曲傳承人與傳承文化等。分《歷史理論典》、《文學劇目典》、《表演典》、《音樂典》、《美術典》、《音像集成》六類共計149冊。它突破了傳統(tǒng)集成式圖書編纂形式，以文字資料、音像資料、圖片資料互見的形式，多層次、多側面、立體地展示了中國戲曲的傳統(tǒng)文化與舞臺表演，從文學性與舞臺性全面揭示了昆曲的發(fā)展歷程。是對前海學人所秉持的戲曲研究要堅持文本與舞臺實踐相結合的學術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與此同時，它的出現(xiàn)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鍛造了大型綜合類文獻整理出版的經(jīng)典范式。過去有關戲曲的文獻整理出版多側重案頭，而以表演動人的中國戲曲，它的音樂、表演、舞美往往易被人忽視或輕視的。那么以搶救式的態(tài)勢去搜集與保護與戲曲本體藝術有關的文獻資料，是戲曲研究接下來的工作重點。這一方面，《昆曲藝術大典》可以說提供了很好的示范與領頭作用。此外，它對于昆曲文獻整理的視角是全方位與綜合性的，這是史無前例的，做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典”。對之后相關學術領域同樣以“大典”形式進行文獻編輯的工程，提供了借鑒。

四

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的繁榮昌盛與社會文化的發(fā)展進步，催生了對學術界重大古籍出版項目的旺盛需求，政府的強力支持使得大型的古籍影印或整理出版工程層出不窮，其中戲曲古籍占據(jù)了一席之地。誠如前文所列之戲曲古籍出版成果，皆為重大的項目。步頭大、版本稀是當下戲曲古籍出版工作的突出特點。步頭之大一方面體現(xiàn)為在國家的扶持下，出版數(shù)量龐大，質(zhì)量精良；另一方面表現(xiàn)為出版類別的豐富。《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145冊、《傅惜華藏古典戲曲曲譜身段譜叢刊》100冊、《昆曲手抄曲本一百冊》100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升平署檔案集成》108冊、“十一五”“十二五”重大出版工程項目的《昆曲藝術大典》149冊、《鄭振鐸藏戲曲珍本文獻叢刊》70冊。從這些龐大的出版數(shù)量，就可看出近年來重大戲曲文獻出版工程所邁之跨步。而且涵蓋了文本、曲譜、史料、理論、表演、音像等領域。

近年來，戲曲古籍影印與整理出版的文獻，以稀有性為另一重要標志。如《鄭振鐸藏戲曲珍本文獻叢刊》中，清代《鸚鵡夢記》，《御爐香》稿本，《三星圓》刻本，《御香亭》清素堂本等此前從未影印出版。而《游仙夢》由于書紙易碎，在國家圖書館是不允借閱的。故此套書的影印出版，一方面反映了西諦藏曲情況，另一方面有助于學界對古代戲曲的深入研究?！断∫娒鞔鷳蚯鷧部繁揪褪珍洝读N曲》《盛明雜劇》《孤本元明雜劇》《古本戲曲叢刊》等大型曲籍之外的稀見明代戲曲79種。如其中的《綠袍記》刻本為黑龍江大學張安祖教授的個人私藏；范文若《花眉旦》僅有安徽蕪湖市圖書館藏清抄本；沈嵊《息宰河》僅有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明末且居刻本等?！豆疟緫蚯鷧部妨c七集亦收錄了清早期與清中期的重要珍本。這些孤本與善本的披露，有助于我們認識不同時期戲曲的全貌與差異性，進一步推進學術研究。而這些稀有版本的取材途徑，也反映出了我國近年來古籍出版事業(yè)的力度之大，步伐之遠。《稀見明代戲曲叢刊》選取底本的范圍，橫跨了全國各省市的圖書館、各高校圖書館及個人的私藏，甚至還有國外的圖書館。如《文淵殿》來自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庫藏本，《青虯記》與《觀燈記》藏于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豆疟緫蚯鷧部钒霐?shù)源于國家圖書館藏書，其余諸本來自全國各省市圖書館以及中國藝術研究院這樣的重要科研單位、海外圖書館等。底本的搜集向來是大型古籍影印與整理出版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工作。隨著國家文化政策的扶持與學術的欣欣向榮，使得大型的古籍出版在當下呈興盛之態(tài)勢，于國家之文化繁榮昌盛，于國人之文化自信，于學界之蓬勃發(fā)展，皆為幸事。

戲曲古籍影印與整理出版事業(y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亦需預防與正視因?qū)W術冒進與利益驅(qū)使所造成的出版成果質(zhì)量不佳與資源浪費的問題。選題是古籍出版工程的核心。一個好的選題必然站在學術的前沿，對相關文獻進行整理與編輯，需項目團隊了解相關的學術現(xiàn)狀與研究熱點，對現(xiàn)存的文獻有宏觀與微觀的把握，能從中篩選最具價值的文獻，避免重復與浪費。如在《鄭振鐸藏戲曲珍本文獻叢刊》出版之前，已有《鄭振鐸藏古吳蓮勺廬抄本戲曲百種》的出版，鄭振鐸的很多私藏也通過《古本戲曲叢刊》而面世。而《鄭振鐸藏戲曲珍本文獻叢刊》卻依舊保持了極高的文獻價值水準，所選取的108種劇本，絕大多數(shù)為元明清時期的傳奇與雜劇善本，很多版本此前從未影印出版。故而此套叢書的出版，是對鄭振鐸藏書的進一步補充與深挖，既可窺見鄭氏曲學藏書之概貌，又可嘉惠學林，促進學界之研究，并且避免了重復的問題與資源的浪費。

圖書質(zhì)量是出版的關鍵。古籍的影印，需要良好的底本。戲曲文獻形態(tài)有其特殊性，不像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子集文獻那樣精致。戲曲刻本大多都是坊刻，質(zhì)量較差，往往版面漫漶，字跡模糊，曲白不分，異體字滿眼皆是。大多數(shù)抄本更是字跡潦草，難以辨識。為了省力，有些語句就用符號表示，并不全部鈔出。若對這樣的戲曲文獻簡單影印，效果會很差，肯定不便于讀者利用。而近年來有些曲籍影印工程，存在學術的急功近利現(xiàn)象。甚至為了節(jié)約成本，直接將底本質(zhì)量較差的文獻叢書以黑白掃描的形式印刷，導致讀者觀之困難，很多字體難以辨識，頁面烏漆一片，人為降低了版本的學術價值。古籍的整理出版則需要學者具備極高的學術素養(yǎng)與業(yè)績精良的團隊。與影印原始文獻出版的方式相比，整理校注出版在保持文獻原貌上處于劣勢，很可能在人為錄入過程中，因文字、標點的錯漏而產(chǎn)生不利影響。以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為代表的團隊，在國內(nèi)大型文獻整理出版尤其在戲曲文獻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獲得了界內(nèi)的良好口碑。早年的王季思曾率領團隊整理出版了《全元戲曲》，之后的劉烈茂、麥耘、黃仕忠致力于清代車王府曲本的整理與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近年來，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更承擔了《全明戲曲》的整理工作，成為全國以高校為單位的戲曲古籍整理出版項目梯隊建設的中堅力量。

關于戲曲古籍該以何種態(tài)勢出版的問題，《昆曲藝術大典》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范例。在《文學劇目典》，采取了整理點校的方式，以原本為底本，善本為參校本，最大程度地還原了作者原著原貌，為學者提供了一個可讀與研究的范本。在《音樂典》中，采取將珍貴曲譜原本進行高清彩色的影印方式，制作精良，還原度高?？梢?，面對不同類別的曲籍文獻，應分具體情況而待之，以質(zhì)量為核心與良心，不可因循茍且，而致后出轉劣。

古籍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礎，具有鋪路砌石的作用，對于學術的推進與發(fā)展，對于民族文化的復興與傳播都有重要的影響。隨著國家對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視與推廣，古籍的影印與整理出版工作依舊會成為當下學術科研的核心領域。與此同時，與戲曲相關的古籍工程必然會占據(jù)一席之地，甚至成為主流。一方面源于戲曲研究越來越受到國內(nèi)外大家學者的關注，成為當下學術研究的熱點與重要陣地。故而新世紀以來，有關戲曲的古籍影印與整理出版工程呈鮮花著錦之勢，其項目數(shù)量與規(guī)?？赡芤殉^了過去以經(jīng)史子集為主體的傳統(tǒng)研究領域的古籍工程，并進一步持續(xù)升溫。另一方面在于戲曲作為民間文學的代表，很多屬于活態(tài)文化，繼承與傳播的方式在于口傳心授與舞臺表演，而往往忽略了案頭的整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們已經(jīng)注意到了對民間活態(tài)戲曲的文字與影像的記錄整理以及相關古籍的挖掘保護，防止更多非遺文化的流失。如之前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主持的《昆曲口述史》工程，以及當下《歌仔戲全編》、《上黨賽社古鈔本輯?！返鹊胤綉蚬偶沓霭骓椖俊蚯鳛榛顟B(tài)的藝術形式，所蘊含的絕非僅為案頭之上的文本，其聲腔、表演、舞美、服飾等領域也有待我們進一步地發(fā)掘與整理。這就決定了戲曲的古籍整理工作是多領域、多類別與延續(xù)性的，其空間與容量遠大于其他學科。戲曲古籍工程的蓬勃發(fā)展與火熱，必然會成為當下古籍工作的新趨勢。由此，將戲曲古籍工程鍛造成福澤后世的精品工程是我們當下學者的使命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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