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經濟不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F(xiàn)今世界是一個地球村，但開放經濟之中又帶有不少藩籬。經濟總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否則經濟政策選擇就無從著手。有效的經濟政策也許是無心插柳的結果，但更多是有意而為的?，F(xiàn)實越來越復雜，不僅僅是政策選擇時復雜，就是政策執(zhí)行之后的評價也充滿了爭議。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采取了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通常認為這是成功之舉，但是，時至今日，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到華演講時仍然說當年的政策是失敗的。
經濟學家的無奈散在各個角落。對經濟學充滿信心者，就用“盲人摸象”來激勵自己，每個人摸到一塊，最后拼起來，“大象”就出來了。至于說，摸到的是不是大象的某一部位，那就先暫且不論。研究結論的不確定性，也在打擊著經濟學人。結論總是和假定有關，和所選數(shù)據(jù)及研究方法有關，此中的種種權衡取舍，在某種程度上，是科學與藝術的較量。這種較量本身可能就是有趣的體驗，經濟學人樂在其中，自然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經濟學分析問題畢竟只是一個經濟視角，取代不了其他。于是，有人因為現(xiàn)實的復雜，同時也因為經濟學的日趨復雜，而選擇離開經濟學界。我們仍然可以用經濟學研究工具的落后來自我安慰。煉金術？臨床醫(yī)學？經濟學的發(fā)展到底處于什么階段？眾說紛紜。為什么在現(xiàn)實中一些對現(xiàn)代經濟學了解不太多的經濟學家的政策主張反而是有效的？這種奇妙現(xiàn)象乍看不好理解。這些經濟學家的論文沒有什么公式，文字也很樸素，但每個文字背后的內涵頗值得玩味。他們對現(xiàn)實情況的了解給了他們充分的現(xiàn)場感。正是這種現(xiàn)場感，幫助他們提出了更接地氣的政策主張。
經濟學家內部同樣可以有分工。社會的復雜鼓勵更多的分工。分工才能更加專業(yè)化。純理論研究的，最終目標是不斷改進經濟分析工具?，F(xiàn)實問題研究的，則更多地用經濟學方法來分析政策問題，并影響政策。當然，研究現(xiàn)實問題的經濟學家，也可能在研究之中同時改進了經濟分析工具。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維克雷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研究過累進稅制、地鐵票價、拍賣等許多現(xiàn)實問題。他研究具體問題的副產品是對信息經濟學作出了杰出的貢獻。當然，這樣的經濟學家不多見。經濟學研究內部的分工有時也不見得就是涇渭分明的。
經濟學的發(fā)展還有很大空間。現(xiàn)在的經濟學理論尚不能適應復雜宏觀經濟管理和國家治理的需要。一些復雜情形是近些年新出現(xiàn)的，原有理論可能較少涉及。這是客觀原因。但是，成熟的理論應該具備預測功能，特別是許多理論本來是有假設條件的。不能說過去沒有發(fā)生過的事，就是理論沒法解釋的，沒法應對的。果真如此，則理論改進空間肯定存在。經濟理論的發(fā)展肯定不是簡單的現(xiàn)成理論加上中國數(shù)據(jù)就可以推動的。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兩方面都需要努力。數(shù)據(jù)的有效公開是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在數(shù)據(jù)生產背景即對制度背景不甚明了的背景之中，不少數(shù)據(jù)事實上是被濫用了。有些研究的意義本身就存疑。例如，關于分稅制改革之后所謂中國稅收收入增長之謎的研究。只要明白分稅制改革是什么，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稅收收入不增長才能算一個謎。分稅制改革方案直接目標設計就是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稅收收入不增加，就不可能有財政收入的增加。為了實現(xiàn)分稅制改革的目標，稅制改革也同步進行。增值稅制的推行，抵扣鏈條的存在讓納稅人之間的利益互相牽制，保證了增值稅收入的籌集。為了保證稅收收入，減免稅權限收歸中央，這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原先各地隨意進行的減免稅所帶來的“藏富于民”“藏富于企業(yè)”難題。除了這些因素之外，稅收征管制度的現(xiàn)代化，減少了稅收流失，同樣促進了稅收收入的增長。
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確帶來了許許多多的謎。這些謎底亟待解開。例如，個人所得稅收入持續(xù)增長，這與經濟快速增長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個稅收入在稅收結構中的地位為什么還是那么低？2015年，個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例為6.9%。個稅是不是還有增長空間？答案是肯定的。不要繞彎。僅僅觀察現(xiàn)實中的大量現(xiàn)金交易，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增長空間有多大？這就不是拍腦袋就可以說出來的。經濟學家應該在此作出貢獻。否則，經濟學家和普通沒有受過專業(yè)訓練的人就沒有什么太大差別了。中國這么大，各地情況又有很大的差別，問題的豐富性是經濟學理論成長的肥沃土壤，意味著只要方向對頭，在本土的經濟學家是完全可以作出更大理論貢獻的。
經濟學家的無奈也常常和政策的選擇聯(lián)系在一起。成熟的理論甚至成熟的政策實踐在現(xiàn)實中都可能被視而不見。例如，汽車限行政策在經濟學上早已證明不是福利最優(yōu)的選擇?？墒牵恍┏鞘芯褪且欢僭俣匮永m(xù)政策。更可悲的是，關于政策的有效性，在當?shù)氐挠懻摵茈y充分展開。再如，放松規(guī)制的政策本來是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發(fā)揮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總有種種借口在阻攔著規(guī)制的放松。經濟理論與公共決策機制緊密聯(lián)系。經濟學家的專長在經濟理論那里，把握事物發(fā)展的邏輯，但無法左右現(xiàn)實政策的選擇。經濟學家的自信只能體現(xiàn)在，只要你不選擇合適的政策，那么你最終就要回到我的邏輯中來。可是，這是社會，不是實驗室。其中的代價，只能讓社會中的所有人來承擔。不合理的人口政策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不合理的財政政策付出的是公共資金被濫用的代價；不合理的貨幣政策可能帶來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對經濟增長和就業(yè)都可能帶來不利影響；不合理的規(guī)制政策影響的是資源配置效率，犧牲的是市場繁榮。
中國是一個大國。小國行之有效的做法可能在中國的一些城市可行，一些政策實踐也可以在一定意義上借鑒，但是大國經濟政策實踐不太可能照搬小國。大國經濟加上轉型經濟和發(fā)展經濟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學家要真正做到“經世濟民”，需要做的事還有許許多多。經濟學家需要了解現(xiàn)實，否則，沒有真正的問題，就不可能有“經世濟民”之策。經濟學科學之路是漫長的，是不是有終點都值得懷疑，畢竟經濟學研究的是人。人文和科學交相輝映，也許可以讓經濟學更加“有用”。但不管怎么用，經濟學發(fā)展的土壤之中的問題必須深入挖掘。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經濟學的發(fā)展過程。
作為芝加哥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弗蘭克·奈特是一位影響了不知多少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但是，他在晚年常痛感經濟學家的無用，懷疑社會能否從經濟學家提出的解決社會問題的建議受益。也許，我們不用太悲觀，只要深入現(xiàn)實，經濟學家和其他人一樣，總是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的?！?/p>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院《財經智庫》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