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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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科舉制度從漢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創(chuàng)建太學“開科取士”開始，到1905年廢止科舉制度，期間持續(xù)了兩千年，基本跟統(tǒng)一的王朝體制相始終。余英時先生說：“‘科舉’可以說是統(tǒng)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過公開考試的方式，向全國的‘士’階層中選拔人才，納入整體的行政系統(tǒng)，擔任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職務?！?/p>
科舉考試的文本，作為帝國系統(tǒng)的精神基礎，堪稱“茲事體大”，不能不特別重視。從漢武帝到宋代都是以“五經”試“士”，五經本來是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因為樂經散佚，剩下“五經”。元代開始改以“四書”試“士”，基礎文本是朱熹的《四書集注》。所謂“四書”就是大語孟中，大是《大學》，語是《論語》，孟是《孟子》，中是《中庸》。
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里，四書五經作為科舉考試的基礎文本被誦讀詮釋，其對中華民族的塑造定型，自然是至深至遠，就算科舉制度廢止一百多年，很多人不再讀四書五經了，但很多思想精神乃至語言習慣，仍然以各種方式存在并發(fā)揮影響力，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也因此，說到中學或者國學，四書五經占據(jù)核心地位是很自然的。也因此，海外學者論及世界文明會把東亞這一片地區(qū)視之為“儒教文明圈”，雖然儒釋道三家各有各的勢力和功用，但到底以儒家學說為主流，成為中國文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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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五經，或不可分。今天的學者還有用五經解四書的，例如臺灣的劉祖君先生。但元代開始科舉考試主要先考四書而后試五經也有原因，這個原因，我的理解是：五經誠如清代章學誠所說主要是“政典”，而四書就不限于是“政典”了，黃榦說朱子“紹道統(tǒng)、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康熙說朱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guī)”。我們細品這些話，不難覺察出“四書”更具有既形而上又形而下的系統(tǒng)意味。
朱子弟子黃榦在《朱子形狀》中說：“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后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黃榦的這些話，也是強調四書的根本性、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四書之重要，也是在于它構成了我們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操作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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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給家人開讀書目錄，四書赫然在焉。他在《四書釋義》中說：“竊謂此后學者欲上窺中國古先圣哲微言大義，藉此探求中國文化淵旨，自當先《論語》，次《孟子》。此兩書，不僅為儒家之正統(tǒng)，亦為中國文化精神結晶所在，斷當奉為無上之盛典?！秾W》、《庸》自難于媲美。然《學》、《庸》兩書，言簡而義豐，指近而寓遠，亦不失為儒籍之瑰寶，國學之鴻篇。雖當于《語》《孟》分別而觀，正不妨與《語》《孟》連類而及也?！薄墩Z》《孟》是儒家正統(tǒng)，文化結晶；《學》《庸》是儒籍瑰寶，國學鴻篇。透過四書，可以知道中國古代圣賢先哲們的微言大義乃至文化淵旨。在錢穆先生的心目中，四書的地位極為崇高。所以，要了解中國文化、學中學或者說國學，一定要首先了解四書。離開四書，則中國文化就無從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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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把《論語》的內容分為九類：1、關于個人人格修養(yǎng)之教訓；2、關于社會倫理之教訓；3、政治談；4、哲理談；5、對于門弟子及古人時人之批評；6、孔子之出處及日常之行事；7、孔子之自述語；8、弟子之誦美及時人之批評；9、孔門弟子之言論行事。其中一二兩項占全書之半，其余的占另一半。
錢穆先生說，研究一個偉大的人物，首先要注意其一生之行實，其次其人之性情，以至于日?，嵤?；要考察一個人的真精神所在，就要看其人格的真相，讓這個人格真相活現(xiàn)于我之腦際，自明晰而感親昵，自親昵而生了解，然后乃研究其思想學說之大體，乃為得之。錢穆先生的這個意見很有意思，一個人的思想不能只看文字文本。我以為并非任何一個人都要這樣去研究他，值得這樣去研究的是具有圣人意味的人，因為這樣的人除了思想有價值，他這個人本身更是思想的化身。如果這個人的思想跟人本身分裂，這個人所倡導的東西就不值得我們信奉了。
所以，錢穆先生考察孔子的時代、孔子的事跡。有意思的是，錢穆也觀察孔子的日常生活?？鬃拥钠骄託庀螅核枪Ь吹?、和舒的、嫻雅的、微笑的、戲謔的、恬淡而暢快的、從容不迫的、圓滿的；孔子的情感：他是誠懇濃郁的、是自然流露的；孔子的談論：他不談怪力亂神，罕有談利與命，談仁最多；孔子應對事情的態(tài)度：他是流行而圓通的，不固執(zhí)、不臆想、不想當然、不自私自利，他是篤而慎的。
經過錢穆先生的提煉，我們仿佛看見一個活生生的孔子如顯在目前，他是親切的、近人情的、舒適自在的，但同時他也是有原則的、有敬畏的、有區(qū)別的，是一個很圓融的、通達的長者，所以，孔子是相當具有人格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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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說孟子的重要性有三點：1、發(fā)明性善之義，這是中國傳統(tǒng)政教之綱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之依托；2、孟子提倡養(yǎng)氣，孟子說性善，是指人的本體就是性善，說養(yǎng)氣則是小我的慎獨功夫，也就是每個人動搖要有自己的修養(yǎng)；3、孟子言知言，因為孟子知道性善，能夠養(yǎng)氣，所以孟子知道一個人到底想表達什么意思，孟子的這個貢獻，類似古希臘的蘇格拉底。錢穆先生說孟子生于亂世，外則發(fā)明人性之善，內則自盡吾心，以知言養(yǎng)氣為重要的事務。一個時代要想撥亂反正，必須倡導孟子之學，必須遵守孟子之道，然后才可以企及孔子。
錢穆先生有專章概述孟子與門弟子對于士生活的意見。如孟子認為，“士”推廣“道”、奉行仁義，就不應該被認為是“無事而食”或者“不耕而食”，當然應該“得食”甚至被諸侯供養(yǎng)。錢穆說，戰(zhàn)國時期，貴族制度已遭到破壞，平民有些參加政治活動的，慢慢形成為一個士人階級。這些士人，進可以加官晉爵，退起碼不用從事勞役。有些像蘇張縱橫之徒，以獵取富貴為目的，他們是孟子特別厭惡的。孟子提倡的是仕禮，亦即是士人的行為準則。士人不應該輕易去當官，除非是為了免死。就算是出仕也是有原則的。這孟子與門弟子的議論表明孟子不是一個迂腐的書呆子，也不是一個沒有原則的老滑頭，他能夠審時度勢，在復雜的環(huán)境中維持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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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認為《大學》出自曾子與其門人，實不可靠。而《中庸》也決非出自子思之手。但雖然如此，兩書的價值仍然存在。《大學》闡發(fā)入門以及修行的次第，《中庸》則陳義甚高。學習《論語》、《孟子》，最后總是會要旁及《學》《庸》。
《大學》的重點是“三綱”、“七證”、“八目”。《大學》的“三綱”是開篇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表槺阏f一句：南懷瑾先生認為有四綱：三綱之外，還有一綱是“道”?！洞髮W》有“七證”：“知、止、定、靜、安、慮、得”；《大學》的“八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修養(yǎng)的次第把我們的人生做了一個完整的規(guī)劃，雖然，每個人都是凡夫俗子，但按照修行的次第進行下去，都可能成為圣人。
錢穆按照朱熹的《中庸章句》來解《中庸》。關于《中庸》，錢穆說：“朱子注《四書》，既為其畢生精力所萃，而《中庸章句》用心尤密……通觀大體，古今諸家，求能超絕朱子《章句》之右者，尚無其書。故今一仍朱子《章句》之舊，偶刪一二注語，要已存其全體之大貌焉?！卞X穆又說：“《大學》不出‘性’字，而朱子以性說之。《中庸》不出‘心’字，而朱子以心說之。此正見朱子大氣包舉，細心斡旋。在當時實具苦心，所以能夠轉移風氣，重昌絕學，決非偶然。吾儕尚論古人，必貴于深知其世運，而默識其用心。”這里，朱子所謂“當時”，則是佛學東來之后“彌近理而大亂真”的情況。所以，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融釋歸儒，厥功甚偉。錢穆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解朱子，并認同了朱熹對《學》《庸》二書的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