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平
公元1101年，端王在其皇兄宋哲宗趙煦死后，繼承帝位，建元建中靖國，他就是廟號徽宗的趙佶。這年二月，徽宗貶逐前朝宰相章惇，把他流放到當時極邊遠的雷州。
經過千辛萬苦，章惇好不容易趕到貶所，地方官得知他開罪了當今皇上，誰也沒有好臉色看承他。章惇無奈，只好到處打聽適當民居，以便租借來作為安身之所。街市上轉了一圈，覺得一戶較為寬敞，進屋表達來意。戶主聽說是貶謫官員求租，連連擺手搖頭，“不租不租。四年前蘇公租住我屋，惹惱朝廷當權的章丞相，派人把我捉到官府，追逼拷問，非要我誣賴蘇公強租民居。蘇公是個好人，人家出錢租我房舍，我豈能昧良心落井下石，誣良為盜。好在借據(jù)分明，白紙黑字，糾纏一陣，他們在我這里實在挖不出什么證據(jù)，才放我回來。要不是借據(jù)清楚，蘇公結局不堪設想，我亦差點破家亡身。對不起，不能再租?！睉糁鞑⒉恢溃矍皝砬笞獾牧鞣殴賳T便是大名鼎鼎的章丞相，他提到的蘇公，便是章惇的政敵——大文學家蘇轍。
此時的章惇，羞愧交加，懊悔萬分，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初任宰相，夫人張氏病危，臨終再三囑咐，“君作相，幸無抱怨。”辦完喪事，章惇仍然悲悼不已，向朋友陳瓘述說悼亡之苦，整日以淚洗面，未能忘情。陳瓘勸他說，與其徒勞悲傷，何如記取她最后話別之語？可惜章惇被仇恨迷住了心竅，聽不進亡妻和善友的勸解，當政時一味把政敵往死里整，下手毫不留情，誰知加于他人的苦果，今日輪到下臺后的自己來品嘗？
章惇是福建人，字子厚。宋仁宗末，嘉祐年間考中進士，進入仕途，經過英宗短暫的治平四年，神宗繼位，重用王安石，實行新法。章惇積極支持新法，人又聰明能干，被委以編修三司條例司重任，是王安石變法團隊的重要骨干。
熙寧五年，朝廷命令章惇為湖北察訪使，負責撫靖洞庭湖南北的少數(shù)民族。到第二年，他采取撫剿兩手，制服了鬧事的少數(shù)民族首領，朝廷便在那里設置了沅州，展示了他處理棘手問題的才干。元豐三年，章惇回朝升任參知政事，但僅一年多，便因事去職。
公元1085年，神宗病死，九歲的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太后一改神宗推行的王安石新法政策，召回司馬光等反對新法的老臣執(zhí)政，廢除新法，貶謫王安石集團分子。章惇、蔡確、韓縝、張璪被舊黨稱之為“四害”，陸續(xù)被外放到地方任職，受到政治打擊，被迫離開執(zhí)政中樞。
元祐九年，太皇太后駕崩，哲宗親政，改元紹圣，決定繼承父皇遺志，重新推行新法，開始起用章惇等新黨逐臣。章惇入朝為相，大力恢復新法，殘酷打擊舊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礙于哲宗念及宋朝祖訓“不得誅殺大臣”而未得逞，但章惇總覺得仇恨報得并不淋漓痛快，深以為憾事。
元符三年，哲宗皇帝死去，沒有后嗣，皇太后向氏召集大臣，議定由誰來繼承帝位。章惇主張簡王或者申王來作新皇帝，向太后則主張立端王趙佶為帝。章惇這次卻表現(xiàn)出為國家敢于負責的氣節(jié)，開口道“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話音未落，副宰相曾布就打斷他，“章惇是個人意見，沒有與我們討論。我認為太后圣諭非常英明。”另兩位大臣蔡卞、許將連忙附和，表示當依太后圣旨。其實，這四人都是新黨干將，平時抱成一團，沒想到關鍵時刻有人心懷鬼胎，不恤國事，專為個人前途打小算盤。這樣，行為輕浮，頗有文學才能書畫藝術氣質的趙佶便當上了皇帝，也正是由他親手斷送了北宋趙家的天下和丟掉了北方半個中國的江山。
趙佶當皇帝不久，曾經反對他繼位的章惇便被罷相，接著被貶逐到雷州作司戶參軍的小官，于是發(fā)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與章惇貶官后租屋不著相類似，在此前約一千五百年，為秦國富國強兵竭盡心力的商鞅，被人誣告謀反，他逃亡途中根本住不上旅店。店主異口同聲地告訴他，“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鞅頒下法令，秦人出行需要官府發(fā)給的通行證，無證住宿的，旅店主人要負違法之責，而商鞅執(zhí)法嚴酷，動輒傾家蕩產，或至充軍殺頭。這樣，誰敢知法犯法？可憐商君一路逃亡，只能露宿山野，他追悔莫及，禁不住仰天長嘆：“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俗話說得好，上臺要思下臺時。當政者在制定法令，采取行政措施時，應該秉持儒家倡導的“忠恕”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辦事立法要時時處處講究公平公正，這樣便替自己留下了后路。因為當事人不可能永遠在臺上，總有退休或者倒霉的時候。還要想到，自己的子子孫孫也不可能永處富貴之地，當他們有朝一日淪為弱勢群體時，今日所立法令是否會傷害到他們？日本明治維新時，一位著名政治家說過，“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