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為高足
臨寫右軍
褚遂良是歐陽詢、虞世南的晚輩，相差近40歲，他們是初唐書壇上齊名的三大家。“初唐”這個時段，寬泛一點說，指武則天篡唐之前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共60余年。這三家的書法特點，盛唐書家徐浩有個形象比喻：“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虞、歐去世之后，褚遂良獨擅大名，成為唐朝新生代書家的翹首。清朝帖學家王澍認為，褚遂良的影響力貫穿整個唐朝，“稍險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quán)，稍纖媚則為鐘紹京，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棲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為薛稷”。劉熙載《書概》干脆把褚遂良稱為“唐之廣大教化主”。
他是褚亮的次子，生于長安，入唐時23歲。26歲出仕就在李世民秦王府做鎧曹參軍，管理武器裝備。太宗貞觀年間，由秘書郎做到中書令，以直諫著稱，骨鯁風采，是魏征一流的人物。太宗臨終托付后事，委為顧命大臣。高宗朝官至宰相，高宗廢王皇后改立武昭儀（武則天），他執(zhí)意勸諫，到了“解巾叩頭流血”的程度，得罪高宗的神圣愛情，被逐出朝廷，貶到地方任職。初貶潭州（今湖南長沙），再貶桂州（今廣西桂林），最終貶到當時唐帝國最南端的蠻荒之地愛州（今越南清化），63歲客死該地。他的子孫因受牽連也流放愛州，高宗臨死前發(fā)慈悲，下詔“放還本郡”，這本郡不是褚氏漢代祖籍河南陽翟（今河南禹縣），而是自東晉以后定居的錢塘（今杭州）。
褚遂良 黃絹本蘭亭敘
作為書法家，褚遂良的轉(zhuǎn)折關(guān)口在43歲那年，頂虞世南去世后的空缺，開始兼任唐太宗的“侍書”。舉薦人是唐太宗都要敬畏三分的魏征，推薦詞是：“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在皇帝身邊做侍書，儼然首席御用書家。那時，宮廷里還有一批擅長書法的“供奉搨書人”，如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之流，太宗賞賜皇子和朝貴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都由他們復制，趙模還寫過昭陵大碑。他們無學識，不過是宮廷里的工藝匠人。貞觀年間，殷令名、于立政等官員也寫碑，卻非皇家欽點之制；太宗的近臣長孫無忌和楊師道寫過《唐太宗登逍遙樓詩碑》，但是書法不如褚遂良專業(yè)。
唐太宗留心翰墨，推崇右軍，褚遂良做他的“侍書”，寫寫畫畫，閑聊書法，當然圍繞王羲之。《舊唐書》有一段記載：“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赍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zhèn)?，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笔芳矣浵逻@件事，表示褚遂良不僅能寫“王書”，而且具備隨疑剖析的學養(yǎng)。褚遂良鑒定御府的藏品，編過“王書”真跡目錄，按正書、行書分門，每卷節(jié)錄各帖前一兩行文字，注明行數(shù)，名為《右軍書目》，被晚唐學者張彥遠編入《法書要錄》，至今仍是研究王羲之書法的重要文獻。
褚遂良的書法師承有些復雜，不專一家。唐朝李嗣真《書后品》稱褚遂良“首師虞（世南），后又學史（陵）”，而且是唐太宗也“受之于史陵”。張懷瓘《書斷》說他“少則服膺虞監(jiān)，長則祖述右軍”，也提到師從史陵。因為父親褚亮與歐、虞同僚的關(guān)系，褚遂良與這兩位書法前輩早有交往。唐朝《國史異纂》記載了褚遂良向虞世南請教書法的一段對話，他攀比兩位書家，一位是虞世南的老師智永，一位是歐陽詢。
被“追認”到褚遂良名下的《倪寬贊》
褚遂良的傳世書作，有些是后人“追認”到褚遂良名下的古代書跡，例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楷書《倪寬贊》、《臨王獻之飛鳥帖》，行書《臨王羲之蘭亭序》，草書《臨王羲之長風帖》。世間流傳一卷楷書墨跡《大字陰符經(jīng)》，筆法結(jié)構(gòu)很像褚遂良晚年風格，卻是后人所寫。刻本《文皇哀冊》、《枯樹賦》寫得都像褚遂良，前者可能出自米南宮的臨本，后者是贗品。
可信的褚遂良書跡，唯有五通楷書碑銘，中年兩通，晚年三通。最早寫的碑銘是《伊闕佛龕碑》，又名《三龕記》?！胺瘕悺笔翘诘谒淖游和趵钐槟赣H長孫皇后而造，雕刻在洛陽龍門山賓陽洞內(nèi)，不如龍門山盧舍那佛那樣巨大。題記銘文刻在“佛龕”旁邊石壁上，作用類似造像題記，因為仿制碑形，銘文篇幅又長，所以稱為“碑”。《伊闕佛龕碑》寫于貞觀十五年十一月，85歲的歐陽詢正在這一年去世，大概老一輩凋謝之后，46歲的褚遂良才開始書寫碑銘，在社會上亮相。
褚遂良46歲寫的《伊闕佛龕碑》
他寫《伊闕佛龕碑》，筆畫求其挺，骨格外耀；架構(gòu)求其方，字形周正。雖然不如歐字緊結(jié)高聳，有些生硬，但峻整的風格頗似歐體?！杜f唐書·褚遂良傳》記載，褚遂良擅長楷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或許早年學過歐體。唐朝書法史研究專家朱關(guān)田謹慎地推測，褚遂良“或當受歐陽詢的影響”。半年之后的貞觀十六年五月，褚遂良又寫了《孟法師碑》，筆調(diào)趨于柔和，結(jié)體變?yōu)殪?cè)，親近虞字的遒麗，稍有一些“王書”的意思，但仍有歐體的骨力。中年的褚遂良，好像還在歐、虞兩家之間游移徘徊。
褚遂良47歲寫的《孟法師碑》
說來奇怪，當時褚遂良已是“甚得王逸少體”的中年書家，又做了幾年侍書，親見大量“王書”，沒有誰能與他相比，可是寫的碑銘楷書竟不類“王書”。想來也有難處。王羲之只有小楷書傳世，要想展為大字，用筆和結(jié)字的方法都要改變，對于初試碑銘大字的褚遂良來說，恐怕還是一個書法難題。也許直接便當?shù)淖龇ㄊ切Х庐敃r的寫碑勝手歐陽詢，即使不學歐體，只是遵循寫碑銘通行的手法，“結(jié)字欲其充實，行毫欲其飽滿”，想與“王書”同調(diào)也難。
褚遂良57歲寫的《房玄齡碑》
10年后，褚遂良寫的《房玄齡碑》，不再是歐、虞的影子。他在用筆上找到變法的出路，筆鋒入紙淺，筆畫細勁，仿佛畫人透衣見肉，透肉見骨，點畫的氣質(zhì)就變了，字的結(jié)構(gòu)隨之疏朗起來。用鋒尖寫字速度快，運筆靈活，轉(zhuǎn)折翻挑，曲直向背，都很活脫自然，有行書的流動情調(diào)。
《房玄齡碑》只是褚遂良自立家法的標志，巔峰之作是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寫的兩通“御制”碑銘：一通是十月寫成的《太宗文皇帝制三藏圣教序》，另一通是十二月寫成的高宗做太子時撰文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記》。后人把兩碑的拓本裝為一冊，簡稱《雁塔圣教序記》。碑石嵌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塔門兩側(cè)的龕內(nèi)，那里是長安名勝，各地文士騷客、善男信女云集之地，碑銘既是二帝推獎佛法的宸文，又是名家重臣書寫，自是游人爭睹的一道景觀。褚遂良去世5年后，就有人在褚遂良曾經(jīng)做官的同州翻制這兩塊碑，共刊一石，托名“褚遂良書”，俗稱《同州圣教序》，現(xiàn)在移到西安碑林博物館保管起來。
褚遂良58歲寫的《雁塔圣教序》
這兩通楷書碑銘是一次寫成，太宗撰文的那通碑銘更為精致，即書家習稱的《雁塔圣教序》。那一年，褚遂良58歲，官至相位，登上仕途的頂峰，心情頗佳。書寫“御制”文章，態(tài)度認真又可想而知。他仍然提鋒寫碑銘，用筆比《房玄齡碑》老練沉實。風韻十足的筆畫，清勁而又靈動舒展；媚趣四溢的結(jié)體，疏朗而又欹側(cè)多姿。盛唐書家比為風姿綽約的“美人嬋娟”。
褚遂良的碑銘楷書，前后風格大不一樣。晚年變法，提鋒寫碑銘楷書，減肥提神，查有實據(jù)，事出之因卻很迷離。唐人說他“臨寫右軍，亦為高足”，揣摩起來，難道是化用右軍小楷用筆之法寫碑銘大字？唐人多次提到，褚遂良中年時學史陵，發(fā)現(xiàn)史陵的“妙處”，要他保密，“此法更不可教人”。史陵沒有書跡傳世，按唐人的說法，有“古直”、“疏瘦”的特點，估計史陵的用筆、結(jié)字之法是觸發(fā)褚遂良大膽變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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