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斯揚
對一種疾病錯誤地命名，其負面效應是難以想象的。世界衛(wèi)生組織希望用“去政治化”的方式來提高公共健康水平。他們對于疾病命名的推動值得肯定，新的機制看起來也合乎情理。不過有科學家提出，指南所限定的疾病名稱平淡無奇，易被忘記，同時也增加了區(qū)分的難度。亦有批評人士認為，疾病本來就有政治屬性，所謂的去政治化是不現(xiàn)實的。
還記得“拿波里大兵”(NaplesSoldier)嗎？這場在100年前大規(guī)模爆發(fā)的惡性流感肆虐全球，導致1/3的人群感染，其中有5000萬人失去了生命。對于這個疾病名詞，你或許會感到陌生，但如果換成了“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應該會有所耳聞。西班牙人之所以采用歌劇“拿波里大兵”來命名，理由是這場災難的源頭在國境之外，他們不想因為一個名字讓世人產生聯(lián)想記憶，進而讓整個國家永遠地承擔過錯。
“西班牙流感”是疾病命名史上一個不堪回首的例子。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尚未結束，交戰(zhàn)國實行新聞審查，避免傳播令民眾士氣受挫的消息。西班牙當時是中立國，沒有這方面的顧慮，第一起病例確診后就迅速傳開了。事實上，這種流感已經在法國出現(xiàn)了幾個星期，美國則更早，兩個月前就有相關記錄，而這些信息不可能在報紙版面上看到。就這樣，西班牙在復雜的世界政治局勢下背了黑鍋。
如何在疾病命名的過程中消除主觀因素，尤其是政治考量，聯(lián)合國的三家機構———世界衛(wèi)生組織、聯(lián)合國糧農組織以及世界動物衛(wèi)生組織，在傳染性疾病的命名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比如世界衛(wèi)生組織構建了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兩年前，他們還編制了一份關于標記傳染病的工作指南。
在2015年以前，疾病的命名方法是有問題的。一旦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疾病，即便早期掌握的情況極其有限，命名也是必要的，否則如何展開有針對性的治療和研究？2012年，第一例“中東呼吸綜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在沙特阿拉伯確診，三年后，這種疾病在韓國呈現(xiàn)爆發(fā)趨勢?！叭R姆病”(Lyme disease)最早是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萊姆鎮(zhèn)發(fā)現(xiàn)的，40年后的今天，北美洲、歐洲和亞洲都被納入它的勢力版圖。時間告訴人們，原來的命名是不準確的，但時至今日，這一切似乎只停留在認知層面。
互聯(lián)網時代的到來讓事情變得更加糟糕，一個疾病的名稱遠比疾病本身傳播得更快、更廣，尤其是通過政府首腦、官員的言論以及新聞報道，傳播效果反而超過了更具權威性的專家?？紤]到這一點，世界衛(wèi)生組織才制定了指南，目的是在國際疾病分類(基于更多的知識和更深的思考)確定正式名稱前，防止不恰當的疾病命名。
依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指南，傳染疾病的命名不可選用地點、物種或是由不同性別、宗教信仰和文化認同所定義的人類群體，也不能標注諸如“未知”、“致命”這樣動輒制造恐慌的字眼。比如“里夫特裂谷熱”(Rift Valley feve) 和“軍團病”(Legionnaires’disease)，盡管被賦予了名字而且無法更改，但它們并非成功的案例。站在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立場上，比較可取的做法是采取通用的描述性術語，包括具體的癥狀———呼吸系統(tǒng)疾病或者急性水瀉。疾病的命名有可能指向一些受影響的人群，盡量以中性術語應對———兒科疾病是“幼年的”(juvenile)；如果涉及產婦，則是“母親的”(maternal)；也可能指的是一年中的某個季節(jié)，要么是一種身體系統(tǒng)———心臟上的或是神經方面的。從甲型鏈球菌、冠狀病毒到流感病毒、沙門氏菌，這些病原因子在名稱中得以體現(xiàn)，讓人更容易理解和記憶。
對一種疾病錯誤地命名，其負面效應是難以想象的，所以世界衛(wèi)生組織希望用“去政治化”的方式來提高公共健康水平。2009年的大流感一開始被認為是“豬流感”(Swine flu)，但其實這種病毒是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不是豬之間。但埃及政府為了阻止危機的蔓延，下令屠宰了30萬頭豬。
流感如何命名向來受到媒體的重視，由于誘發(fā)的病毒缺乏穩(wěn)定性，這意味著它會形成新的變種，而每一種都需要加以嚴格區(qū)分。這樣的要求同樣也適用于沒那么多變化的疾病。當艾滋病病毒HIV在上世紀80年代被識別后，一度被稱為“同性戀相關免疫缺乏癥”(GRID)，不僅讓同性戀者蒙上污名，也讓異性戀者在日常生活中低估了無保護措施的性行為所具有的風險，如此一來，與之配套的研究資金遠遠得不到滿足。
世界衛(wèi)生組織對于疾病命名的推動是值得肯定的，新的機制看起來也是合乎情理。不過有科學家提出，指南所限定的疾病名稱平淡無奇，易被忘記，同時也增加了區(qū)分的難度。打個比方，“馬爾堡病”(Marburg disease) 可以被重新命名為“與纖絲病毒相關的出血熱1”，那么“埃博拉”或許是“與纖絲病毒相關的出血熱2”。這樣一來，潛在的有效信息就被抹去了，比如作為病原體自然宿主的動物名稱，這種情況應該避免。
亦有批評人士對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觀念和態(tài)度不以為然，他們覺得，疾病本來就有政治屬性，所謂的去政治化是不現(xiàn)實的。人畜共患病(zoonoses)指在人類和動物之間自然傳播和感染的疫病，近幾十年來發(fā)病率越來越高，世界衛(wèi)生組織希望通過指南來做一些努力。然而全球人口的劇增意味著人類一直不斷地侵入新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從而接觸新的病原體。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張所產生的影響，因為新自由主義(指導思想是競爭與最少的國家干預)而加劇惡化。
演化生態(tài)學家羅布·華萊士(RobWallace)在《大農場制造大流感》(Big Farms MakeBigFlu) 一書中描繪了人畜共患病的威脅日益加大與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現(xiàn)代農業(yè)實踐之間的直接關聯(lián)，特別是農業(yè)綜合企業(yè)的擴展與歸并，以及食品生產不同階段的垂直整合。我們吃到的食物越來越集中于大規(guī)模生產的單位(而同類的單位數量卻越來越少)，成群的牛或者其他雜交動物擠在一個個畜棚里，被迫在短短數月內快速生長至成熟，然后被屠宰、加工、運往世界各地。這些命運相同的動物逐漸趨于基因相同，面對感染它們的病原體，并無“防火線”用于免疫，在這種情況下，共處的動物交叉感染，病毒隨之進化。大多數新的菌株沒辦法打破物種的差異，直接作用于人類，但是持續(xù)的演化終有突破這道防線的可能。
在疾病名稱中加入地點信息，容易對公眾產生誤導，就治療本身而言，也幫不上什么忙，所以世界衛(wèi)生組織希望改變這種命名方式。話雖如此，地理標簽還是有一定的線索意義，如果完全從生物醫(yī)學的角度來命名，那么造成某種疾病流行的國家就可以置身事外，甚至是逃避責任。
華萊士承認，疾病的根源是復雜的，需要區(qū)分絕對地理與關系地理?！鞍２├弊钤缡窃诎２├拥貐^(qū)(現(xiàn)屬民主剛果共和國)識別的，他認為這種基于絕對地理的命名沒什么用處，但是從關系地理的視角看待這個問題，信息量就很大。濫伐森林以便于從事伐木和采礦作業(yè)，其結果是導致人類與蝙蝠的接觸機會增加，而后者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多年來，當地忙于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忽略了公共衛(wèi)生服務建設，情況也因此變得更加糟糕。順藤摸瓜，你會發(fā)現(xiàn)，為了償還調整結構所需的貸款，生產經營收益源源不斷地流向了倫敦或是紐約這樣的世界金融中心。
撇開疾病的關系地理，世界衛(wèi)生組織將討論的主題轉移到基礎產業(yè)的重組(主要是食品生產)與出現(xiàn)新的人畜共患病，這兩者間有何關聯(lián)？ 討論是必要的，訴求是改革現(xiàn)有食品生產模式，以避免未來的疾病大爆發(fā)。華萊士形容當前的情形稱，我們正在目睹一場放慢了節(jié)奏的工業(yè)事故卻拒絕采取任何行動，他不無憂慮地表示，當初推動討論的這個機構是否具有足夠的獨立性。
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收入包括會員年費，以及成員國、煙草公司、農業(yè)綜合企業(yè)等方面的自愿性捐款，而捐款的比重已經占到全部預算的80%以上，大部分被安排用于特定項目和疾病?！蹲匀弧冯s志在今年1月的文章中直言世界衛(wèi)生組織在自身議程上漸漸喪失了話語權，而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有效的疾病監(jiān)測需要成員國的響應與協(xié)作，扮演牽頭角色的世界衛(wèi)生組織也成了國際外交的推行者。一旦養(yǎng)成了對捐款的依賴，并且程度不斷加深，外交對于組織的生存而言就變得尤為重要。
除了給人類的疾病命名，世界衛(wèi)生組織還致力于病毒的科學命名。2009年，“豬流感”爆發(fā)，他們與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聯(lián)合，將病毒名稱改為“流行病 (H1N1)2009”、“2009H1N1流感”或其他相似的表述。把原先命名里的“豬”去掉，這個做法是對的，但重新定義的標簽也掩蓋了致病的真實原因，即養(yǎng)豬產業(yè)的重組。
依據華萊士的觀點，要讓一種疾病的命名包含真正的信息要素，那么“豬流感”應該叫做“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流感”。這場流感的病毒很接近1918年的那種病毒，當時是鳥類傳染給人類，后來又影響到豬，在2009年以前，病毒已經在豬體內演化了幾十年。第一例“豬流感”在墨西哥境內發(fā)現(xiàn)，許多媒體不約而同地稱其為“墨西哥流感”。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華萊士認為并非巧合。1992年通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廢除了保護性關稅，小型的農業(yè)生產迫于競爭壓力要么虧損破產，要么被大型企業(yè)吞并，高度整合導致豬群中的遺產多樣性受到侵蝕。華萊士相信，沒有“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就不會出現(xiàn)2009年的“豬流感”。
無論對決策階層還是一般公眾，世界衛(wèi)生組織都必須幫助他們強化一種認識，即人類構建了自己的疾病生態(tài)。疾病名稱可以影響人們的行為，有時也是集體記憶中關于某起事件的殘存片段。流行病的根源不應被故意忽視，而應該盡可能準確地描述。比如“禽流感”，世界衛(wèi)生組織應該用“poultry flu”來替代“bird flu”。
(本文編譯自科學撰稿人、The Spanish Flu of1918and HowitChangedtheWorld一書作者 Laura Spinney發(fā)表在www.aeon.co 上的 文章“Who Names Disea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