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文
汪曾祺在一篇回憶西南聯(lián)大同學的散文中說：西南聯(lián)大的“幾個研究生被人稱為‘無錫學派’，無錫學派即錢鍾書學派，其特點是學貫中西，博聞強記”(《未盡才———故人偶記》)?！板X鍾書研究”已成“顯學”，但素無“錢鍾書學派”之說。此說是一條重要的現(xiàn)代學術(shù)史的史料，可見錢鍾書在西南聯(lián)大的學術(shù)影響。當時的錢鍾書還是剛剛留學歸國直接任職西南聯(lián)大的年輕教授，并且僅僅工作一年即離職，他的學術(shù)著作 《談藝錄》 和小說 《圍城》、散文集 《寫在人生邊上》 等的出版，還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那么這種巨大的學術(shù)影響因何而來？ 這實在耐人尋味，亦可謂現(xiàn)代學術(shù)之“傳奇”。此前，類似的“傳奇”，僅有20年代陳寅恪應聘清華大學及其巨大的學術(shù)聲望。
汪曾祺還一再贊同錢鍾書的著名的“打通”說?！蹲骷覒斒峭ㄈ恕贰￠_頭即云：“錢鍾書先生說他這些年在中西文學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比較’，而是‘打通’。我很欣賞‘打通’說。”整個20世紀，文學研究真正能夠“打通”中西者，朱光潛、錢鍾書之外，還有何人？今日“比較文學”研究，“打通”者幾無，不通者眾。反倒是文學創(chuàng)作，大家、名家者，魯迅、知堂以下，大都中西“打通”。汪曾祺當然在“打通”者之列。在這篇文章中，汪曾祺立論創(chuàng)作應該“打通”，對錢鍾書的“打通”之說，作了獨到的發(fā)揮：不僅“中西文學的打通”，而且“古典文學和當代創(chuàng)作之間的打通”，乃至“古典文學、當代文學和民間文學之間的打通”。此說極是，亦可謂夫子自道。就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而言，或許我們應該補上第四個“打通”：小說、散文、詩、戲劇和繪畫之間的“打通”？
雖然也可以說兩人都是小說家，但藝術(shù)風格卻是截然不同的：汪曾祺明言“對我影響較深的有契訶夫、阿佐林、伍爾芙和紀德”，“我的小說明顯地受到西方現(xiàn)代派影響”(《尋根》)；錢鍾書的小說則與英國的奧斯汀、薩克雷諸人的作品近似。然而借用 《管錐編》 論 《老子》 所謂異類相通、相反相成之說來看，他們的小說，有一點是很有意思的，即小說中的“發(fā)議論”的問題。
汪曾祺反對在小說中“發(fā)議論”，強調(diào)“傾向性不要特別地說出”(《小說筆談》)。恰恰相反，我們知道，《圍城》 的特殊之處，就是隨處可見的“發(fā)議論”! 不僅敘述者大發(fā)“麻將當然算是國技”、“老科學家”與“老”的“科學”之類的議論，而且人物也愛“發(fā)議論”，諸如“局部的真理”、“熟食鋪子”等等，最著名的關(guān)于婚姻是“金絲鳥籠”還是“圍城”。
不過汪曾祺還說：“我并不一般地反對在小說里發(fā)議論，但議論必須很富于機智。帶有諷刺性的小說常有議論，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說短》)《圍城》 不就是諷刺小說嗎？ 《圍城》中的議論正是以“機智”著名! 詩人、散文家余光中說：“小說家錢鍾書往往不甘隱身幕后，忍不住會從旁指指點點，像是說書人。說書人太有個性，太有趣了，就算他借題發(fā)揮，暫時把故事擱在一邊，我們也樂得姑妄聽之，因為太好聽了”；“《圍城》 最好看的部分是每章的起頭跟其后穿插呼應的夾敘夾議。其議并非正規(guī)的說理，而是富于理趣甚至情趣的”(《新儒林外史———悅讀錢鍾書的文學創(chuàng)作》)。此說可箋疏汪曾祺所謂的“機智”。余光中還說：《圍城》 中的議論，“短一點的一閃而逝，有如妙想聯(lián)翩旋生旋滅的水泡，錢氏一向慣于揮霍。長的因字生字，因句生句，風行水上，自然成紋，乃是學富才高的自然產(chǎn)品，往往就成了可以獨立觀賞的小品文”。此乃“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之謂也歟？
汪曾祺十分重視語言。他甚至說過這樣一句話：“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小說的思想和語言》) 在 《“揉面”———談?wù)Z言》 一文中，他說：“有的語言，如果知道它的來歷，便會產(chǎn)生聯(lián)想，使這一句話有更豐富的意義?！敝袊诺湓娬?，自黃庭堅論杜詩有“無一字無來歷”之說以后，出處、來歷就成了主要命題。但是，論小說的語言而有“來歷”之說，汪曾祺似第一人，首倡。《圍城》 中的議論，旁征博引，充滿典故，語言也常常是有來歷、出處的，這是引入注意的特征；《槐聚詩存》 中的作品，語言的出處、來歷是重要藝術(shù)特征；而 《談藝錄》 開篇總論“詩分唐宋”之后的第二則即為“黃山谷詩補注”，是此著的幾十則筆記中的篇幅最長的一則，這不僅是錢鍾書重視黃詩，也表明了錢鍾書對黃詩的出處、來歷這一藝術(shù)特征的重視。錢鍾書的詩，受宋詩尤其黃庭堅詩的影響，是很大的。然而他在 《宋詩選注》 中，卻不得不嚴厲批評黃庭堅詩和江西詩派的注重出處、來歷，稱為“形式主義”。盡管我們知道，他的這種批評，固然是因為迫于時勢，但還是巧妙的修辭技巧，皮里陽秋，否定的只是講究出處、來歷的弊端，而并未完全否定這一藝術(shù)技巧本身，并且主要是拿江西詩派的末流開刀，相反卻對黃庭堅以及蘇軾、王安石等人的佳作，不惜篇幅，特意指出某一句、某一聯(lián)的出處、來歷：黃庭堅 《病起荊江亭即事》 之一末句“時有歸牛浮鼻過”是有來歷的，并且是“點鐵成金”；《書湖陰先生壁》 最后兩句“是王安石的修辭技巧的有名的例子”，“這是個比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符合中國古代修辭學對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汪曾祺論“來歷”時還說：“我們許多的語言，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是從前人的語言中脫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積學有素，就會如有源之水，觸處成文?！鼻耙痪浣酢叭粜匾苷Z也”之意，后一句強調(diào)“積學有素”，是和黃庭堅的思想一致的。
關(guān)于汪曾祺與錢鍾書，可說的還有幾點，比如“老嫗都解”、黃庭堅書法等等，茲不贅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