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焄
爆發(fā)于天寶十四載 (755) 的安史之亂是李唐王朝由盛轉(zhuǎn)衰的轉(zhuǎn)捩點，追溯其緣起，自然會令人聯(lián)想到唐玄宗李隆基與貴妃楊玉環(huán)之間悱惻纏綿的愛情故事。唐代的詩人們?yōu)榇说突渤獓@，或感慨昔日繁華的一去不返，如“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里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cè)”(杜甫 《哀江頭》)；或反思禍亂肇始的前車之鑒，如“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杜牧 《過華清宮絕句》)；或微諷山盟海誓的虛妄無憑，如“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李商隱 《馬嵬》)，都能自出機杼，各擅勝場。在眾多同題材詩作中，李白的 《清平調(diào)》 組詩和白居易的 《長恨歌》 更是膾炙人口、不容忽視的名篇佳制。
李白于天寶元年 (742) 秋奉詔再入長安任翰林供奉，至天寶三載 (744) 春因失意而上疏請退，《清平調(diào)》 三首應(yīng)該就作于天寶二年 (743) 的暮春時節(jié)。唐人李濬的 《松窗雜錄》 記載過這組詩的創(chuàng)作本事，稱玄宗召貴妃觀賞牡丹，雖有樂工在旁助興，卻意猶未盡，乃宣召李白進獻詩章。詩人盡管宿醉未醒，仍然援筆立就。玄宗遂命梨園弟子調(diào)撫絲竹，促李龜年歌之，甚至親自擫笛倚曲。不同于后來的詩人們僅能憑借想象來描摹刻畫，李白得以近距離領(lǐng)略楊妃顧盼生姿的神采，落筆也能獨辟蹊徑。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fēng)拂檻露華濃”，不說衣裳若云霓、容顏似鮮花，而翻進一層說云霓、鮮花傾慕想往衣裳、容顏，就顯得格外新奇別致。而最后又特意強調(diào)“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可知表現(xiàn)貴妃的絕代風(fēng)華，意在揄揚君王的儒雅倜儻。
清平調(diào)是唐代新創(chuàng)的曲調(diào)，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起初就是為了配合這組詩而譜就的。李白擅長樂府歌行，又熟悉當時的燕樂新聲和詞調(diào)曲譜，創(chuàng)作這樣清麗旖旎的詩作自是得心應(yīng)手。而玄宗也通曉音律歌舞，曾遴選梨園弟子親予教授；李龜年更是久負盛名的樂工，經(jīng)常出入王侯府邸獻藝吟唱。他們和詩人間的默契配合，正可謂相得益彰，這組詩也堪稱李、楊愛情的最初見證。
前人在評賞這組詩時，或認為暗寓諷諫，或斥作艷情宮體，都不免膠柱鼓瑟。唐王朝此時并未顯露衰颯氣象，李白在入京之際滿懷憧憬，受到玄宗禮遇后也極為感激，怎么會平白無故地語帶譏諷？ 更何況他任職翰林供奉時并未另授正式官銜，其身份是陪同帝王宴游的文學(xué)侍從，撰作此類稱賞風(fēng)流的應(yīng)制詩正是其分內(nèi)之事，能如此揮灑自如、空靈脫俗已屬難能可貴，又何必再對天真浪漫的詩人求全責(zé)備呢？
時隔六十余年的元和元年 (806) 歲末，年輕的詩人白居易和陳鴻、王質(zhì)夫等朋友閑談起李、楊之間悲歡離合的往事，感慨唏噓不已。王質(zhì)夫稱贊白居易“深于詩，多于情”，鼓動他寫下了 《長恨歌》。陳鴻則另撰 《長恨歌傳》，以相互配合。白居易在糅合歷史記載、民間傳說和佛經(jīng)故事的基礎(chǔ)上又融入了個人的豐富想象，盡情鋪陳敷演這場愛情悲劇的始末原委。尤其是最后奇峰陡起，并不拘泥于史實，寫玄宗移駕返京后始終懷著銘心刻骨的相思之情，深陷痛苦孤寂之境而難以自拔思念殷切，遂招集方士作法。而方士則宣稱海上仙山有眾多仙子，其中一人聽聞君王派遣使者前來探訪，立刻戚容滿面出來迎接，還特意提到昔日與玄宗曾有密誓，“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只可惜人天永隔，“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最終只能徒然悵惘，永留憾恨。白居易借助長篇歌行的體式，將這個哀感頑艷的故事展現(xiàn)得跌宕起伏，形成了虛實交映、圓美流暢、明麗宛轉(zhuǎn)的獨特風(fēng)貌。
盡管白居易對李白這位前輩的坎坷不遇頗為同情，感嘆過“可憐荒壟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李白墓》)，《長恨歌》 開篇“漢皇重色思傾國”也和 《清平調(diào)》 其三“名花傾國兩相歡”的構(gòu)思相仿，用受到漢武帝寵愛的“傾國傾城”的李夫人來比擬楊妃，但白居易對李白這組詩的創(chuàng)作旨趣想必并不認同。陳鴻在《長恨歌傳》 中就明確指出，白詩“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白居易本人也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可以與此互相印證。
不過前人在探討本篇主旨時雖多持諷喻之說，也存在不同意見。詩中寫玄宗得到楊妃以后，“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又說楊妃備受寵幸之后，“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固然都明顯流露出諷諫批評的意味；然而與此同時，又著力渲染玄宗的凄涼處境和痛切悲悼，如“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等，不免讓人大為嘆惋；最后用隱晦迷離的筆法，寫化為仙人的貴妃“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并寄言玄宗“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更透露對兩人的不幸遭遇滿懷同情。這些內(nèi)容看似背離了創(chuàng)作宗旨，其實也并非難以索解。即便詩人事先有過明確的創(chuàng)作意圖，可隨著創(chuàng)作進程的展開，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最終完成的作品未必都能如其初衷。白居易在編定詩集時將 《長恨歌》 歸入感傷類而非諷喻類，還自詡“一篇《長恨》 有風(fēng)情”(《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可見他本人也并未將諷刺鑒戒視為此詩的主旨。
李白的 《清平調(diào)》 開創(chuàng)了唐人用詩文演繹太真遺事的悠久傳統(tǒng)，白居易的 《長恨歌》 則淋漓盡致地敘述了李、楊悲歡離合的整個過程。從“露華濃”到“梨花雨”，既展現(xiàn)了楊妃在不同境遇下的意態(tài)姿容，也折射出唐王朝的盛衰興替?！肚迤秸{(diào)》 和 《長恨歌》 在李、楊故事的流傳遞嬗中影響深遠，清人洪昇撰《長生殿》 傳奇，有不少情節(jié)和曲辭就取資于此。相較而言，《長恨歌》 更是雅俗共賞，婦孺皆知。白居易在 《與元九書》 中述及，當時有歌伎自夸能誦得此詩，從而聲價倍增，唐宣宗在 《吊白居易》 中也提到“童子解吟 《長恨》 曲”。
白居易的詩作還受到域外人士的歡迎，很早就流傳到周邊國家。日本僧人空海于貞元二十年 (804) 入唐求法，在長安時先后寄居在西明寺和青龍寺中。白居易當時也正在長安居住，詩集中有 《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 《青龍寺早夏》 等，可見還探訪過這兩座寺院，很有可能與遠道而來的空海有過交流。另一位日本僧人圓仁在入唐求法時也大量尋訪搜求漢文典籍，在 《入唐新求圣教目錄》 中提到過自己在大中元年 (847) 歸國時攜帶的 《白家詩集》。成書于寬平三年 (891) 的 《日本國見在書目》，更著錄了 《白氏長慶集》 《白氏文集》 和 《劉白唱和集》 等多部詩文集。白居易的詩作通過大批日本僧侶、使者傳入日本之后，對日本文學(xué)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紫式部的 《源氏物語》 就大量承襲、化用 《長恨歌》中的詩句，日本學(xué)者丸山清子的 《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中西進的 《源氏物語與白樂天》等在這方面做過細致縝密的考論，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一讀。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