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鄉(xiāng)蘇州木瀆，作為有清以來當之無愧的“吳中第一鎮(zhèn)”，二千五百年來多有起落，揆其要者，主要有四個節(jié)點：緣、起、繁、盛。緣，吳越春秋中的闔閭大城所在；起，因著東晉名臣陸玩而形成的山村聚落；繁，北宋年間正式成鎮(zhèn)；盛，清乾隆年間，描繪蘇州煙水繁華的《盛世滋生圖》，木瀆為主要場景之一。
吾鄉(xiāng)蘇州木瀆，是范仲淹的故鄉(xiāng)。文正公立言、立功、立德，其三不朽者維千年而不墜，一向是讀書人和官員中的標桿人物。木瀆是其祖塋、義田所在地，也是他畢生事業(yè)落在空間維度上的重要坐標。木瀆天平山為其家祠所在，東側村莊，至今還名曰“范家場”。
開市建鎮(zhèn)，是木瀆的物理形成；范氏崛起，是木瀆的精神形成。而這兩點的交匯處，在北宋慶歷到皇祐年間。此時恰逢宋仁宗垂拱而治，熙熙攘攘，天下歸心，木瀆也就籍著歷史大勢，逐漸浮出水面，重新讓時人認識了自己的美麗和莊嚴。而這股大勢的制造者、推動者，就是宋仁宗。
可以說，仁宗是木瀆的恩人。沒有他，可能吾鄉(xiāng)的發(fā)展，又是另一番模樣。
“共治時代”的君臣關系
文丨張秋平
仁宗是宋朝第四位君主?？たh制以來，中國的統(tǒng)一王朝，漢唐明清，政治氣質(zhì)和文化氣質(zhì)各有不同。同漢唐相比，宋朝地削國弱；同明清相比，又官冗事繁。而正于此確定了今后一千年中華文明的精神氣質(zhì)和人文氣質(zhì)，其摶造者，正是宋仁宗。
但可惜，民間對于仁宗的了解，僅止于一些元明話本傳奇中荒誕不經(jīng)的故事（如“貍貓換太子”系列）——即故事中，仁宗也只是“背景板”而已。
幸而，文史學者吳鉤近日推出力作《宋仁宗：共治時代》（以下簡稱《宋仁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清晰明快又溫和細密地將仁宗的一生娓娓道來，讓我們知道，這尊永遠退居幕后的國朝仁君，其實也是一位國族圣人。
筆者之于范仲淹及范仲淹學一直深有興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仁宗是范氏的“背景板”。但隨著對于《宋仁宗》的閱讀，不得不說，范仲淹固然偉大，但如果沒有仁宗有意識的信任、加持乃至無意識的理解、寬容，前者當無法成就其千年的英名。
以下，就說說二人之間張力的結構、發(fā)展、局面，以及筆者的相關思考。權作讀書筆記，四千八百字，乃貢方家一哂。
劉太后的居心
天圣七年，在西元為1029年，是劉娥最為舒心的時期。這位被史學家稱作“章獻太后”的宋真宗皇后，其嫡子仁宗趙禎雖已成年，但她依舊臨朝稱制，已進入第八個年頭。就在這一年，二月，她逼使知樞密院事曹利用自殺；六月，又罷首相王曾。如此，中書、樞密二府元氣大傷，朝中再也沒有能制衡她的元老級大臣了。
也就在這一年，曾因反對太后垂簾聽政而被貶謫的前宰相李迪入京。劉太后召對，說，你以前不愿意讓我操縱國事，是錯的。你看看，我現(xiàn)在對皇帝好不好？李迪客氣地答道：“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圣明，誠不知太后圣德乃至此。”語氣軟中帶硬，但正面頂撞太后的勇氣，是再也沒有了。
然而，就在這一年冬至，她遇到了范仲淹。
這一天，皇帝率百官為太后賀壽，然后接受朝拜。秘閣校理范仲淹即上疏反對，說天子可以事親，但不能為臣；內(nèi)廷可以對太后行家人禮，但同大臣在一起，就不能“虧君體，損主威”。這驚天一擊，是太后自以為敉平外朝后遇到的第一次挑戰(zhàn)。范仲淹又上一疏，索性直接要求太后歸政。這兩份奏章都被太后留中不發(fā)。
這事兒嚇壞了晏殊。
兩年前，范仲淹在籍居母喪，知應天府（商丘）晏殊久聞其賢名，請他來應天書院任教。應天府為北宋的南京，其書院是國子監(jiān)（國立大學）級別，恰好也是范的母校。范氏在任教之余，向宰相王曾、張知白和參知政事（副相）呂夷簡等寫了份洋洋萬言的《上執(zhí)政書》以作自薦。
此書傳誦一時，也深得王曾賞識。次年，晏殊回京任御史中丞，有推薦賢才的任務，因此王就暗示他舉薦范到中央任職。所以，名義上晏還是范的政治擔保人，后者在朝廷的功過，前者負有一定的連帶責任。
更何況，在留守南京前晏殊已經(jīng)是樞密副使，正是因反對太后徇私任命親朋故舊為樞密使，而被逐出京城。如今好不容易回來，又見范仲淹直接攻擊太后，怎能不嚇得氣急敗壞。
然后就發(fā)生了那段著名的對話。晏殊指責范“狂率邀名”，范立即反駁說，我就是怕對不起你的舉薦，才如此忠直，沒想到反而因此獲罪于你。吵完架回去，范仲淹仍憤憤不平，寫了一通《上資政晏侍郎書》，并提出了著名的“共理天下”的思想，引起朝野震動，也引起了宋仁宗的高度關注。
當然，因太后勢大，范仲淹的言行不可能得到朝廷任何正面響應。沒多久就被外放為河中府通判，是為第一次被貶。
三年后，劉太后以天子袞冕拜謁太廟，沒多久就一病不起。她終其一生也沒歸政于皇帝。
皇帝的家事就是國事
明道二年（1033）三月廿九日，劉太后賓天。那時，皇帝雖然年輕，也已二十四歲；范仲淹則以四十五歲“高齡”，還是一名外州的八品通判。
范仲淹1015年成進士后近二十年，雖然聲譽日彰，也勇于任事，但始終仕途蹭蹬，歧路徘徊。
他一向敢于自薦。任泰州西溪鹽倉監(jiān)的時候，即上書樞密副使張知白，表達自己“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三年后直接給垂簾聽政的劉太后《奏上時務書》，發(fā)誓“欲傾臣節(jié)，以報國恩”；于應天府丁憂教學的時候，又給王曾、張知白等《上執(zhí)政書》，所謂“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其不甘寂寞如此。
皇帝親政后，立即將范仲淹召回，給予臺諫重任，為右司諫。正在此時，外朝遇到了一樁內(nèi)廷大事：仁宗廢后。
是年底，深宮爆發(fā)家庭矛盾，皇后郭氏掌摑皇帝。后者大怒，決意廢后。如果范仲淹貪戀富貴，完全可以袖手旁觀，因為這畢竟是皇帝家事，而且郭氏平時剛毅刻薄，人緣很差，無論是朝中宰相（呂夷簡）還是宮中內(nèi)侍（閻文應），都對“廢后”極為支持。
這次范仲淹所反對的，既是將自己不次擢拔的天子，也是資望威望高不可攀的宰相。但是，他堅持認為，有小故而無大過，廢后就是非禮，自古以來，無理廢后者皆有災殃。因此，他“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卻一意孤行，非要為郭皇后討個公道。
仁宗盛怒之下，根本不給范仲淹等諫官廷對的機會，一紙敕令，將其押送出京，出知睦州。這是他第二次被貶。
但是，家庭問題顯然無法政治解決。沒過多久，仁宗就開始思念郭氏，也開始懷念范仲淹的忠直。才一年有半，即召范氏回京任天章閣待制，不僅升了官，還成了皇帝的高級幕僚。也就在此時，力主廢后的內(nèi)侍閻文應得知仁宗同郭氏又暗中溝通，大驚失色。此時郭氏生病，皇帝叫閻帶著御醫(yī)去照看，沒幾天，郭氏身亡。
范仲淹開始絕食，決定入宮同閻文應辯論。按照他的計劃，如果范勝，皇帝就當處死殺害郭氏的疑兇閻；如果閻勝，范就和他一起死。事實上，郭氏暴卒固然可疑，但指控閻文應加害，也沒有十足證據(jù)。不過范仲淹憑著本能的敏銳和顯然的推理，認定閻就是兇手。
第二天清晨進宮前，他同家人訣別，將家事托付給長子，也就是說，郭氏不得申冤，他就不打算活著回家了。仁宗聽他的控訴，才知道案件原委，“遽命竄（閻）文應嶺南，尋死于道”。郭氏，這位打入冷宮而莫名其妙死去的廢后，也應該瞑目了吧。
“共理天下”的邏輯
“廢后”案的主謀固然是仁宗，而支持者則是閻文應和呂夷簡。前者已死，范仲淹的注意力就集中到“呂相公”身上。呂夷簡自然知道自己已經(jīng)是范的火力目標，因此非常機巧地任命范為“權知開封府”，試圖以繁重的首都行政任務來轉移范的注意力。但范仲淹依舊保持著旺盛的“戰(zhàn)斗力”，不斷全方位批評和建議，這就是后來仁宗下詔嚴禁的“越職言事”。
一般史學家都認為，范仲淹攻擊呂夷簡太厲害，才導致第三次被貶，外放饒州，但吳鉤的《宋仁宗》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是“密請建立皇太弟侄”才觸怒了皇帝。景祐年間，仁宗已是二十五六歲。中古時期的男子這個時候還沒兒子，是很罕見的。而且他甫親政就大病一場，讓人不得不擔心王朝的繼承問題。
范仲淹知道這種建白會冒犯皇帝，誰都不愿意自己的生命力和生育力被雙重否定。但他從來認為，皇帝的家事就是國事，國事就是天下事，士大夫既以天下為己任，就應該發(fā)揚蹈厲，奮身其中。這也反應了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邏輯在北宋時期的特殊演化。
西漢即有皇帝和二千石（指宰執(zhí)疆臣）共治天下的說法。但這個“治”只是責任，談不上權利可言。到東晉又有“共天下”的說法，但這也只是歷史事實，并非意識形態(tài)。直到北宋開國，“共治”則有了“同治”“共理”“分享”這三重含義的演進。
所謂“同治”，指的是太祖太宗年間的想法，政務雖可能由皇帝乾綱獨斷，但具體處理還是需要二府（中書和樞密）來切實執(zhí)行。
至于“分享”，指的是神宗年間的想法。熙寧四年（1071），宋神宗說道，變法有什么壞處呢？只是士大夫不高興而已，百姓卻沒什么不便。文彥博答道：“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span>
雖然討論的是變法的利益所在，但這里的“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已經(jīng)有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和“為士大夫而治天下”的含義。
由“同治”而“共理”，最后“分享”，在這一串政治含義強烈遞進的邏輯過程中，仁宗朝的“共理”理念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非常關鍵，而范仲淹是這一理念的倡導者。
他一直警告當局，不能獨斷，不能偏聽，獨斷則有過失，偏聽則失民心。范仲淹的思想也有個發(fā)展過程。最初在應天府時期他認為，天下應該是君主同圣賢共理；到天圣年間，開始覺得，“大臣小臣”都應該是共理的主體；其后更認為，共理天下者，應該是“天下俊賢”。
也正是如此“不見外”的政治堅持，使得范仲淹不斷有“越職言事”的勇氣，雖三次被貶而不悔。
令人尷尬的“朋黨”
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共理”思想，難免會對君權指指點點，這引起了仁宗的高度戒懼。據(jù)《宋仁宗》，景祐五年，皇帝告訴當時的宰相，也是少年時的老師張士遜：“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睆埡荏@訝，說這可是殺頭的大罪，證據(jù)呢？皇帝說，奏章我沒看到，但有許多人向我舉報過。
張士遜答道：“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皇帝非常認可。吳鉤認為，這體現(xiàn)了仁宗的寬宏，此是固然，不過這也表現(xiàn)出皇帝對于范仲淹剛毅果決背后之意識形態(tài)的疑慮，已經(jīng)非常嚴重了。
仁宗對于范仲淹的另一條疑慮，則是“朋黨”。而客觀來說，北宋最為鼓呼相應的黨團，確實是“范仲淹集團”（漆俠語）。
朋黨是客觀存在，但論其分野，則大有可觀。漢代以朝野，唐代以門閥，但到了北宋初年，士大夫各自為政，并沒有朋黨產(chǎn)生。
宋仁宗親政之前，即劉太后聽政時候，名相魚貫而入，寇準、丁謂、王欽若、呂夷簡，史書上對他們有共同的評語，“智數(shù)過人”。也就是說，他們極聰明，極能干，老于世故，精于吏事，但只有權欲而沒有理想，只有利益而沒有氣節(jié)，只有謀略而沒有格局。
唐末五代，清流盡毀。歷經(jīng)戰(zhàn)火離亂的知識分子依違于權臣軍閥的屠刀之下，而以“十朝元老”為榮。這當然是歷史的悲劇，但也造成宋初皇帝對士大夫深刻的鄙薄。《宋仁宗》里所言“太祖英?！倍鴱脑紫嗍种惺栈貨Q策權，正是這種倫理鄙薄在政治上的映射。
但士大夫和普通知識分子，其基于傳統(tǒng)文化的信念，雖然花果飄零，卻從未徹底打散。所謂“從道不從君”的主體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共治天下”的權利意識，在天下太平后，又漸漸凝聚，其人格化代表，就是范仲淹。
尚未貴顯的時候，范仲淹已經(jīng)“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因此“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jié)，自仲淹倡之”。以君子而成黨，確實自范仲淹始，這也給中華文化的正面演化帶來了全新的機運。
仁宗各種擔憂，還是在慶歷三年（1043）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副相）。但次年，又發(fā)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宋初大儒徂徠先生石介在給好友富弼的信中，責成他力行“伊霍之事”。富弼是樞密副使，也是范氏“朋黨”，因此二人聽到這一傳聞，都極不自安，主動辭職。
“伊霍之事”，指的是廢立君主，但石介原文其實是“伊周之事”，希望富弼像伊尹和周公一樣輔佐幼主，看來謠言的指向，其實是范氏集團。
仁宗再一次展現(xiàn)了他寬仁厚重的一面，慰留范、富。但終究朝議洶洶。千夫所指之下，二人只能黯然而去，所謂“慶歷新政”，迅速成為了一抹歷史陳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