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zhàn)國時期，除了上述儒、墨、道、法、兵，各家哲學流派之外，還有以惠施、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哲學和后期墨家的名辯思想，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以及《呂氏春秋》的雜家思想。
戰(zhàn)國時期，縱橫家蘇秦稱依據(jù)法律條文辯論是非的人為" 刑名之家" (《戰(zhàn)國策》卷十九），司馬談《論六家指要》中稱之為" 名家"。春秋后期鄭國的鄧析即為名家。名家學派的代表人物為戰(zhàn)國時期的惠施與公孫龍。
惠施(約公元前370-前318 年），宋國人。他是莊子的朋友，但思想觀點不同，其著作已佚?！肚f子.天下篇》保存了他的" 歷物十事" ，《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也保存了一些片斷。
惠施的" 歷物十事" 貫穿著合同異的思想。他認為："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謂之大同異。" 這里指事物本身的同一與差別的相對性，但他強調(diào)事物的同一性，而推出" 泛愛萬物，天地一體" 的結論。在"名" 、" 實" 關系上，他承認" 實" 是第一性的，而" 名" 是實的反映。
公孫龍(約公元前320-前250 年）戰(zhàn)國末期趙國人，與鄒衍同時。他是平原君的門客，曾勸說趙、燕" 偃兵" ，很可能受了宋、尹" 禁攻寢兵" 主張的影響。其著作《公孫龍子》現(xiàn)存6 篇，有《堅白論》、《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名實論》和《跡府》。
與惠施的" 合同異" 相反，公孫龍的哲學思想則是"別同異，離堅白" (《淮南子》語）。他完全脫離感性認識，只強調(diào)對事物性質(zhì)從概念上進行邏輯分析，具有濃厚的形而上學色彩。" 白馬非馬" 是他在哲學上進行形而上推論的著名命題。
公孫龍是這樣論證的："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這是說，" 馬" 與" 白馬" 的內(nèi)涵不同，但忽略了其相同的部分。又說：" 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 ，所以" 白馬非馬"。這里是從外延上論證" 白馬" 的局限，而夸大為" 非馬" 的結論。又說：" 白馬者，馬與白也，白與馬也。故曰：白馬非馬。" 這又進一步從事物的部分形而上學的性質(zhì)上加以區(qū)別論證，而忽略了其內(nèi)在的統(tǒng)一性與聯(lián)系，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公孫龍的論證在邏輯和概念的分析方面有其深入的細致的獨到之處，但他夸大了個別與一般的差別，甚至完全割裂起來，并加以絕對化，結果導出由個別否定一般，割斷事物間內(nèi)在聯(lián)系的結論，否定了事物的存在，而陷入客觀唯心主義，在哲學上稱之為詭辯。
鄒衍是諸子百家中陰陽家的代表人物(約公元前324-前250 年），與公孫龍為同時代人。燕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88 年）鄒衍離齊赴燕，受到極隆重的禮遇。其學說為夾雜著巫術迷信的陰陽五行說。
在天道觀上，鄒衍認為" 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而服"(《史記》集解引如淳語）即主張五行相生說。鄒衍的五行相生說帶有迷信神秘色彩。如認為與木、火、土、金、水相應有春、夏、季夏、秋、冬。天子坐明堂也應有相應的東、南、中、西、北方位，穿上相應的青、赤、黃、白、黑各色服裝，發(fā)布教令。所以劉勰《文心雕龍.諸子》說：" 鄒子養(yǎng)政于天文。"
鄒衍的五行相生說在社會觀上轉為五行相勝說，曲折地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形勢，他說：" 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淮南子.齊俗訓》高誘注引鄒語）這是用陰陽五行說來解釋社會現(xiàn)象，并成為后世封建統(tǒng)治階級" 奉天承運" 的理論根據(jù)。
鄒衍的大九州說是對古代地理學的重大貢獻。他認為" 赤縣神州" 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huán)其外，天地之際焉。" 這是從當時中國已與朝鮮、日本有所交往的一種遐想，反映出人們的活躍開闊思想。
戰(zhàn)國末期，秦國行將統(tǒng)一天下之際，秦相呂不韋聚集門客三千" 人人著所聞" ，"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 ，編成了《呂氏春秋》一書，成為中國古代各派學術的融合性著作。
班固認為《呂氏春秋》" 兼儒墨，合名法"(《漢書.藝文志》），清代學者汪中也說：" 《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而有之。" (汪中代畢沅序《呂氏春秋》，載《述學〈呂氏春秋〉附考》）
《呂氏春秋》對諸子百家兼收并蓄，因而保存了各家學派的思想資料，成為先秦諸子思想的資料匯編。許多古代的遺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如楊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孫龍等人的著作早已失傳，但在《呂氏春秋》中卻能找到。同時，《呂氏春秋》還保存了大量古代農(nóng)業(yè)科學技術方面的資料。
《呂氏春秋》在觀點上具有調(diào)和色彩，反映了當時百家融合的趨勢，其編書的方法和體例對后世《太平御覽》等類書具有很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