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了兩個外國人拍攝的關于孔子的電視紀錄片，一個是Biography頻道拍攝的《孔子——世界的智慧》，另一個是韓國拍攝的《儒教2500年之旅》。前者是一個單集，后者是一個四集紀錄片。從中可以了解一些中國之外的人們是如何看待和理解孔子的。
Biography頻道的《孔子——世界的智慧》拍攝于西元1996年，到西元2004年制作成影碟，它代表了一部分西方人對于孔子的認識。這個片子的開頭有一個導語這樣說道：“上帝所造萬物中，最偉大的是人類，能夠以思想涵蓋人類和自然的，就是孔子。”這個敘述似乎在說，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孔子教導世界，因此，在該片的最后解說詞說到：“上帝在保佑他（孔子）”，言下之意，是上帝給了孔子無限的智慧。于是乎，在西方人的理解中，孔子也被納入了上帝的系統(tǒng)。西方人的這種理解顯然與孔子本身有較大出入，孔子說“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與西方上帝是有距離的。但是，西方人對孔子思想中遠離神靈的現(xiàn)實社會人本主義有理解上的困難，不得不借助他們的上帝來理解孔子。在我看來，這也是西方人難以真正理解孔子的原因之一。
Biography的《孔子——世界的智慧》繼續(xù)說道：“他是中國最杰出的圣人，無數(shù)人崇拜他的智慧，孔子的智慧之路，充滿艱辛和淚水，他從來不忘人類的苦難，發(fā)誓要推翻階級壓迫，他要改革，放棄了家庭，為中國的未來而斗爭，挑戰(zhàn)達官富貴勢力，要改變他們野蠻的方式，蔑視野蠻，勇敢地宣揚和平與正義。”這一段解說也與孔子思想的本質若即若離，孔子“宣揚和平與正義”是對的，但孔子并沒有“發(fā)誓要推翻階級壓迫”?？鬃铀枷氲暮诵氖?#8220;仁”，他認可社會上層與下層的存在，但是，孔子要求上層要關心、關愛下層，到后來發(fā)展為儒學主張的“愛民如子”，繼而發(fā)展為“載舟覆舟”，如果不維護下層的利益，就會成為“獨夫民賊”、“失道寡助”，就會被廣大民眾拋棄。因此，孔子不是用階級斗爭理論可以解釋的，孔子思想的和諧與秩序，對于西方人來說，是他們二元對立觀念較難真正理解的。
Biography拍攝的《孔子——世界的智慧》還說：“他死后，有人認為他失敗了，然而，千千萬萬亞洲人，通過跟隨他的教導而致富。孔子是一位發(fā)憤圖強，拋棄了家人而拯救別人，一位我們永遠也不知道他給世界帶來多少智慧的人”。這段話的緣由，我想是該片于西元1996年拍攝時，看到一系列儒家文化圈國家和地區(qū)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的香港、臺灣等在經(jīng)濟上獲得成功的總結。但是，該片最滑稽的是，片中還說，當今中國人還把孔子的思想擴展到軍事中，它的意思應該是說維護權力，但是，這與前面說的“發(fā)誓要推翻階級壓迫”不矛盾嗎？因此，我們看到西方人對于孔子的理解還是比較膚淺的。
相比來說，韓國人拍攝的《儒教2500之旅》在對孔子思想的理解上，要比西方人準確得多。該片不是光講道理，而是拍攝了很多具體的實例，片子一開始就介紹了三個現(xiàn)代孝道的故事。一個是韓國的一名男子，在母親的墳頭守孝三年，住在墳邊，每天給母親的墳頭供上新鮮食物。二是一個日本議員，工作再忙也要親自照料年邁母親的日常起居，結果獲得民眾的高票支持。三是中國一位74歲的老漢，騎著三輪車，帶著98歲的母親周游中國，目的是滿足母親“到處看看”的心愿。從孝道著手是理解孔子思想的捷徑，它的邏輯發(fā)展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不得不說，韓國人對于孔子的理解要比西方人準確得多。
西方人說孔子思想被用于“軍事”，有點語焉不詳，韓國人的片子中舉了一個例子。當年日本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在戰(zhàn)爭快失敗的時候，日本組織了大量的青年參加“神風特攻隊”，約有5000名日本青年為此而死。有人說他們都是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也有人說他們都是受儒家“忠君”思想毒害的人。韓國的這個片子，對于后一種觀點進行了批駁，它指出，“忠君”不是盲從。我認為韓國人對于儒家思想的這個理解是正確的。人們批判孔子思想，經(jīng)常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例，實際上，我們不能只看到“君君臣臣”的忠君內涵，而同樣應該看到，“君君臣臣”中，對于“君”的要求也同樣存在，君要有君的樣子，不是說擺一個威儀的樣子君臨天下，而是要“仁”，要關心天下百姓。君若無道，像商湯周武那樣打破“君君臣臣”的規(guī)范，也是被儒家認可的，這也就是孟子的表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思想其實是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偏重任何一個側面，都不是儒學的本質，所謂“過猶不及”。昨天的文章講到“仇富”，也應該從這個角度理解。把富當成絕對道德是不對的，把窮當成道德楷模也不對，把“均貧富”當成唯一也是極端，合理的平衡，才是中國人真正的智慧。
韓國拍攝的《儒教2500年之旅》較多采用了韓國自身歷史上很多與儒家思想有關的故事和人物，并和Biography拍攝的片子一樣，都從儒家思想中尋找經(jīng)濟繁榮、經(jīng)濟發(fā)展的原因和動力，比方說誠信、雙贏、公平等等。它也采用了不少中國的例子，比方說左宗棠與胡雪巖，一個忠于儒家思想的高官，一個講究誠信的商人，但我認為它的闡述還不夠全面。左宗棠收復新疆與胡雪巖的經(jīng)濟支持有很大的關系，它一方面說明儒學并不是軟弱的，另一方面讓人看到，有道德操守的高官正確地利用商業(yè)，既能創(chuàng)造名垂史冊的偉業(yè)，也能避免腐敗。我們今天說起來只是一句話，“義利之辨”，但事實上，這個概念的豐富含義，是值得今天的人們認真思索的。
前不久有消息說，韓國要與中國爭孔子思想的正統(tǒng)，我覺得，從歷史上說，韓國人的這種想法是不可能的實現(xiàn)的。但是，從現(xiàn)實來說，如果中國自身不重視孔子思想，正統(tǒng)被別人拿走，也完全可能。這就好比佛教誕生于印度，但在印度沒有很好發(fā)展，如今佛教的正統(tǒng)，大致都在中國。所謂重視，并不是修修孔廟，搞點祭祀儀式，而是要讓孔子思想繼續(xù)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商業(yè)活動。假設我在商業(yè)活動中遇到一個商業(yè)伙伴，發(fā)現(xiàn)他是孔子思想忠實的奉行者，我就很容易對他產(chǎn)生信任，這種信任比商業(yè)合同中繁復的法律條文要有效得多。與那些錙珠必較的小家子氣相比，“一諾千金”是怎樣的豪邁？這也就是我一貫的觀點，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缺失，包括易中天先生所說的“道德沙塵暴”之所以出現(xiàn)，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錯誤地對待了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當全世界都日益重視孔子的時候，作為孔子故鄉(xiāng)的中國人，作為長期受其恩惠的中國人，卻依然輕視孔子和儒家思想，甚至還以惡毒的言語辱罵孔子，錯莫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