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言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
《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之劉知幾傳（子玄）記載， “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懼，此為無可加者。”
史膽與史責 彭忠德
注重史家自身的修養(yǎng)，是中國史學的一大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國史學史上兩位著名的史學理論家曾對史學家修養(yǎng)作了嚴肅認真的總結：唐人劉知幾認為才、學、識為史學家必具的修養(yǎng)。清人章學誠在劉知幾所說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史德”。從此，才、學、識、德遂成為史學家自覺修煉的品德，同時也是人們評價史學家的重要標尺。筆者以為：中國古代史學家還通過自己的言行向人們昭示：膽量和責任感也是史學家應該具備的修養(yǎng)。
齊莊公淫亂無道，被大夫崔杼殺死。齊國的史官們義無反顧、前赴后繼地記下了這件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zhí)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這里，特別強調(diào)的是史官視死如歸的膽量和留信史于后世的責任感。
中國史學史上，有不少史家明確提出史膽和史責：
梁人劉勰所著《文心雕龍•史傳》號稱是中國史學史上的半部史學理論專著，就曾專門論及史學家的膽量和責任心：“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nèi)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為勞”。
范文瀾以韓愈為例解說此句，指出面對作史可能帶來的各種是非之禍，有無史膽、史責之史官的應對是不同的：“韓愈不敢作史，恐贏得是非之禍尤耳。荷擔猶言負責。”（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為了證明韓愈之“不敢”，范文瀾在注中全文附錄了韓愈的《答劉秀才論史書》，該書中，韓愈謂“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此當是其無史膽；韓愈又謂自己出任史官是宰相“哀其老窮……茍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此當是其無史責。金毓黻注此句亦謂“此言修史之責重也。”（《文心雕龍•史傳篇疏證》，載《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一期。）
明人李贄更認為史膽在史家諸修養(yǎng)中占有重要地位：“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焚書》卷四《雜述》之《二十分識》。）李贄本人即是一位史膽過人的史學家，“出詞為經(jīng)，落筆驚人，有……二十分膽”，唯其如此，他才能提出與傳統(tǒng)見解大不相同的是非標準，寫出驚世駭俗的史學評論。
上述史學家的言行足以說明良史是必須具備史膽和史責的。劉知幾和章學誠因時代和個人條件的限制而未能明確提出這二項，今天的史學家理應站得高，看得遠，不僅注意才、學、識、德的修養(yǎng)，還要在此基礎上著意修煉自己的史膽和史責，因為這兩項在今天具有更為廣泛的現(xiàn)實意義。筆者以為：
史膽有助于發(fā)揮史學的一項重要社會功能 懲惡勸善。劉知幾曾指出：“史之為務，厥途有三”，其中上者即為“彰善貶惡，不辟強御。”（《史通•辨職》）“御”者，強也。在強暴的高壓下，沒有史膽的人往往通過曲筆為史來鞏固職位、保住性命，“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史通•曲筆》）懼誅則曲筆，其史書只能使忠臣義士羞，豈能“彰善貶惡”！只有具備史膽者方能做到“仗氣直書，不避強御”、“肆情奮筆，無所阿容”，（《史通•直書》）從而保證其直書思想得到貫徹，落實到修史中去，否則空有直書之心而不能有其行，或者如韓愈之畏天刑人禍而束手思退；或者如三國吳人張儼之作《嘿記》，默默記下，不敢公之于世；或者如晉人孫盛撰《晉陽秋》而寫兩種本子，其載真象者藏于遼東以避禍。世人根本不能看到他們的史學成果，則“彰善貶惡”又從何談起？要想寫出懲惡勸善的史書，還需要作者具有識見，因而識見通常為人所稱道。識見又從何而來？一個重要途徑就是由膽而生識，而且識見有史膽相助更能發(fā)揮出巨大的作用，李贄的史論可以說明這一點。他曾自詡說：“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忻艷以為賢者，余多以為假，多以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為可托國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焚書》卷六《四言長篇》之《讀者樂》“引”言。）此確非虛言。這是因為能識人所未識、見人所未見之后，還要能有膽量才能言人所不敢言！否則所識所見也就只能悶在心中，徒生暗室之嘆而已。
史責有助于調(diào)動史學家的主觀能動性，使他們忠于史職、通古聯(lián)今，努力發(fā)掘傳統(tǒng)史學的現(xiàn)代價值，自覺地、有意識地用之于社會。對當代史學理論研究頗有深度的瞿林東曾多次撰文強調(diào)史學家責任心的重要性，并將史責具體地分析為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史學家的責任感強，就能嚴肅認真對待自己所從事的史學工作。談遷歷盡千辛萬苦寫成的《國榷》書稿被人竊走之后，不懼年事已高，毅然執(zhí)筆再次寫成全書。萬斯同堅持以布衣身份入清史館修明史，就是因為他不愿明亡而明史也亡，更不愿看到明史遭到歪曲。查繼佐以29年之力寫成《罪惟錄》，其間“寒暑晦明，風雨霜雪，舟車寢食，疾痛患難，水溢火焦，泥涂鼠嚙，零落破損，整飭補修，手草易數(shù)十次，耳采經(jīng)數(shù)千人，口哦而不聞聲者幾何件，掌示而不任舌者幾何端，以較定哀之微詞，倍極辛苦。”（《罪惟錄•自序》。）是為歷史責任感。當代史學家只有培養(yǎng)出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才能做到不媚俗，甘心坐冷板凳，以成就自己的名山事業(yè)。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就是希望當時的皇帝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魏源寫《海國圖志》，也是為解決當時國家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60卷本《海國圖志•原敘》。）是為現(xiàn)實責任感。當代史學家只有修煉出強烈的現(xiàn)實責任感，才能將自己的注意力投向當代重大的社會問題，不計身家利害，有意識地發(fā)掘古代史學成果的現(xiàn)代價值，從而最大限度地讓所學知識在社會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發(fā)揮作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煌煌史膽與史責，愿與同仁共修之。
《史通》——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
李珍
《史通》是中國古代史學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的史學批評著作。它從史書體裁體例、史料擇取、史家修養(yǎng)、史學功用等角度對史學工作做了規(guī)范和闡述，多有創(chuàng)見。它的面世，標志著中國史學進入到一個更高的自覺階段，對后世史學發(fā)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史通》的作者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唐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自幼喜讀史書，且擅長獨立思考。長安二年（680年），他始任史官，先后以著作佐郎、著作郎、秘書少監(jiān)之職參與《唐書》、《睿宗實錄》、《姓族系錄》等國史修撰工作，并自著《劉氏家史》等。
在史館修史的過程中，劉知幾深感“任當其職”而“道不行”，“見用于時”而“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申其意。《史通》共20卷，分內(nèi)、外篇。內(nèi)篇以評論紀傳體史書體例為主，涉及史書體裁、體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則及史家修養(yǎng)；外篇則論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兼及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對于歷史的見解?！妒吠ā返淖鎏攸c是它始終貫穿著鮮明的批評意識，包括儒家經(jīng)典《尚書》、《春秋》在內(nèi)的史學著作，都在劉知幾的批評視野之內(nèi)。正如《自敘》篇所言：“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戒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wǎng)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fā)明者多矣。”與劉知幾同時代的著名學者徐堅盛贊《史通》，他說：“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座）右也！”概括說來，它的史學理論價值突出地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關于史書撰述的規(guī)范。在史書撰述原則上，它提出了“直書”、“曲筆”兩個理論范疇，并立專篇加以論述，認為史著應“以實錄直書為貴”，且從理論上探討了直書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以及曲筆產(chǎn)生的社會、個人原因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危害。在史書體例上，它首先強調(diào)史書體例對史著的極端重要性，認為“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其次對史書體例加以概括，以《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六部史書作為六種典型的史書編撰方式，以紀傳、編年二體為最主要的史書體裁，加上《雜述》篇所言10種“偏記小說”，構成《史通》較為完整的史書體例思想；再次，對紀傳體史書內(nèi)部的結構也有較為系統(tǒng)的理論分析，闡述了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等體例在史書中所處的位置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并對每種體例提出了明確的寫作要求。在史書撰述的其他方面，《史通》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閃耀著辯證思考的光輝。如關于史書撰述內(nèi)容，它一方面強調(diào)應重在記載“事關軍國，理涉興亡”的大事，另一方面又認為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同樣也應是史書記述的重要內(nèi)容；在史書的文字表述上，它提出了“文約而事豐”、“尚簡”、“用晦”等重要原則與評價尺度，同時賦予其以審美的意蘊。這些論述的許多方面，成為后世史家遵從的常例。
關于史家修養(yǎng)。《史通》論史家修養(yǎng)是與它對史學功用的認識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在《辨職》篇中，它把史家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者；二是“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者；三是“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者。若三方面均不具備，即無以稱其為“史”。結合《舊唐書》本傳，可以看到這三個層次與他提出的才、學、識的史家評價標準是相對應的：不畏強權，堅持史學的真實性與社會性，可以“識”來概括，是為史家標準的最高層次；善于編次史料，能夠著成不朽史著，則具備了史“才”，可入于第二等史家之列；熟諳史料掌故，足為一時士林之重者，可以“學”來概括，歸于史家的第三個系列。從理論上看，這一概括的意義在于，一是首次提出了評價史家修養(yǎng)的不同層次；二是充分肯定史家直書史事的品質(zhì)與懲惡揚善的社會責任感?！妒吠ā氛撌芳倚摒B(yǎng)，又是同論作史原則相聯(lián)系的，故《直書》與《曲筆》，也是論史家修養(yǎng)的名篇。
關于史學功用。劉知幾認為，史官承載著使“竹帛長存”、保存史事的職責；而通過史書記載下來的史事，則可以一方面起到使后來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千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效果，另一方面起到“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的倫理教化作用。這樣就把史事、史官、史書、教化四者視為一個整體，從兩個方面揭橥出史學對于學術與社會的重要功用。
劉知幾撰寫的《史通》，共二十卷。這部書完成于中宗景龍四年（710年），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tǒng)的史學批評和史學理論的著作。
劉知幾在《史通》中對于過去史書的編纂體例，史料選擇，語言運用，人物評價以及史事敘述各方面，進行了批判和分析，同時，還提出了自己的史學主張。
在答鄭惟忠問史才時，劉知幾指出，史才必須兼?zhèn)洳?、學、知三長。他把才比作生產(chǎn)的技能，學比作材料和工具。他對于識，尤加重視。他說：“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①。他認為才、學、識三者必須結合。在《史通》里，他說：“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年，見良直不覺其善，逢抵捂而不知其失，……雖多亦安用為”②。他反對史家阿世取容，挾私受賄，主張“仗氣直書，不避強御”，“肆情奮筆，無所阿容”③。
劉知幾認為，史家必須博采史料而善加選擇，必須兼取各家所長而不拘于一家之見④，需要“探賾素（索）隱，致遠鉤深”⑤，深入到事物內(nèi)部去探索。
劉知幾在《疑古篇》里以豐富的歷史知識來反對傳統(tǒng)的對古代圣賢的偶像崇拜；在《惑經(jīng)篇》和《疑古篇》里指出了儒家經(jīng)典《尚書》、《論語》等對統(tǒng)治階級丑惡面貌的諱飾和虛美。
劉知幾唯心主義地夸大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他所說的史識是受地主階級偏見支配的史識，但是他反對歷史命定論，反對任意歪曲歷史，卻是進步的。
① 《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
② 《史通》卷十八《雜說下》。
③ 《史通》卷七《直書》。
④ 《史通》卷五《采撰》，卷十《雜述》，卷十八《雜說下》。
⑤ 《史通》卷七《鑒識》，參《探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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