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顯祖嬪侯骨氏墓志》
北魏《顯祖嬪侯骨氏墓志》，全稱《顯祖獻文皇帝第一品嬪侯夫人墓志銘》，景明四年（503年）立。拓片高四十四厘米，寬45厘米，楷書。16行，行16字。1911年在河南洛陽安駕溝出土，為羅振玉舊藏。該墓志堪稱北魏墓志中寫刻皆精之妙品。其用筆點畫精到，方圓兼顧，筆致勁健。結體于謹亞中顧盼多姿，隨字賦形，變化自然，氣象溫和、樸厚而有韻致。
延伸閱讀
《顯祖嬪侯骨氏墓志銘》非偽辨
疑似偽刻
近年出現(xiàn)的《北魏侯夫人墓志銘》為偽品，毫無疑義，而《辨?zhèn)巍分钢浻谮w萬里《集釋》和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的《顯祖嬪侯骨氏墓志》也是偽品，[3]就值得討論了。
王河松刊于《書法》的《北魏侯夫人墓志銘》，同時也收于王河松、王國毓2002年編印的《北魏墓志二十四品——洛陽民間收藏北魏墓志集粹》。[4]很明顯，它是一位現(xiàn)代造偽者依《顯祖嬪侯骨氏墓志》的對臨之作，其母本可能是《集釋》的圖版，也可能是戚叔玉、許寶釧、王壯弘等人依原拓選輯印制的《北魏墓志百種》中的《顯祖第一品嬪侯夫人墓志》。作偽者雖依原石16行、行16字的布局書刻，但由于前加“魏故”二字，又無臨池功力，不僅行式錯亂、書體走形，而且56.5×57厘米的尺寸也比《集釋》標明的40.6×41.5厘米大了許多。這與2002年前后，筆者在一些民間藏家手中見過的《河州刺史乞伏寶墓志銘》和《魏前將軍廷尉卿元公妻薛夫人（慧命）墓志銘》等偽刻相類，可見《北魏侯夫人墓志銘》的造假時間也不會早到2000年前。
《辨?zhèn)巍芬隽饲叭擞凇讹@祖嬪侯骨氏墓志銘》的研究成果，除主要摘引姚薇元《胡姓考》的兩條理由外，[5]又從墓志的形制、用字及志主身份等方面作了分析，斷定《顯祖嬪侯骨氏墓志銘》是“破綻與疑點頗多”的“贗品”。
《辨?zhèn)巍匪饕痹壬淖C據(jù)之一是，“《魏書·卷一○六上·地形志》：神武郡屬朔州，朔州即懷朔鎮(zhèn)，孝昌中（525～528）始改為州”，侯夫人墓志“造訖”之景明四年（503）懷朔鎮(zhèn)猶未改為朔州，“彼時何得竟稱夫人先祖為'朔州人’？”實際上，朔州之置由來已久。據(jù)《晉書·地理志》并州條，“劉曜徙都長安，其平陽以東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同書雍州條又云，前趙劉曜“以秦、涼二州牧鎮(zhèn)上邽，朔州牧鎮(zhèn)高平……”赫連勃勃建立夏國后，又“以朔州牧鎮(zhèn)三城”。這是東晉十六國時期朔州的設置情況。[6]其地由高平（今甘肅固原縣）到三城（山西、陜西北部地區(qū)），也就是史所謂匈奴故地。北魏建國后，同樣存在朔州建制?！段簳よF弗劉虎傳附悉勿祈弟衛(wèi)辰傳》載，北魏道武帝登國年間（386~396）“慕容永之據(jù)長子，拜（劉）衛(wèi)辰使持節(jié)、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7]又《魏書·陽平王新成傳附子頤傳》，元頤“后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元年，薨于青州刺史，謚曰莊王”。《魏書·任城王云傳附子澄傳》也載此事：“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穆泰反對孝文帝遷都洛陽，想讓朔州刺史元頤在平城另立，反被元頤報告孝文帝而伏誅，事在太和二十年（496），而元頤卒于景明元年（500），他任朔州刺史比姚薇元和《辨疑》作者所說的孝昌中（525～528）要早二三十年。其實，在正史中，北魏平城時期（398～494）“朔州”、“朔州刺史”出現(xiàn)的頻率并不低，如《魏書》、《北史》皆記南入的司馬楚之、司馬金龍父子先后“拜假節(jié)、侍中、鎮(zhèn)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云中鎮(zhèn)大將、朔州刺史”和“侍中、鎮(zhèn)西大將軍、開府、云中鎮(zhèn)大將、朔州刺史”的經(jīng)歷。[8]也許持孝昌前無朔州論者會說，這是《魏書》作者魏收依孝昌后建制追記。然而上世紀60年代出土于大同市的延興四年（474）《司馬金龍妻欽文姬辰墓銘》中“使持節(jié)、侍中、鎮(zhèn)西大將軍、朔州刺史、羽真、瑯琊王金龍妻”的銘文則是當時的實錄。[9]于此可見終北魏建都平城的百年間朔州始終存在，而孝昌中改懷朔鎮(zhèn)為朔州是遷洛后建鎮(zhèn)撤州后于舊制的恢復，絕然不會是邊州的初置。人所共知，經(jīng)孝昌中的六鎮(zhèn)變亂，昔日的代都已不在洛陽中央政權的掌控之中，《魏書·地形志》于原代都京畿地區(qū)政區(qū)人口全然失記。因此，早期的朔州不見于史志并不意外，而由此得出孝昌中六鎮(zhèn)改州（實際上此令并未真正實行）之前并無朔州的結論便難以成立了。故而《顯祖獻文皇帝第一品嬪侯夫人墓志銘》所載“其先朔州人”的志文是不容懷疑的。
《辨疑》引述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的第二條疑偽證據(jù)是， “又志云'祖俟萬斤第一品大酋長’，按北魏無此官號” 。姚氏書中證《顯祖嬪侯骨氏墓志》之偽，除《辨?zhèn)巍愤^錄的北魏以降領民、不領民酋庶長品秩表，以證北魏并無第一品大酋長外，還以侯夫人祖、父皆不見于史籍，孝文遷洛后改為侯氏的是“胡古口引氏”而非侯骨氏，得出“考之史籍，知系偽造”的結論。誠然，第一品大酋長之稱謂迄今尚未在史籍中發(fā)現(xiàn)，但并不是未見于史籍的都是不存在的。如，姚先生及《辨?zhèn)巍纷髡哒J為“考之史籍，知系偽造”的侯夫人“考（父）伊莫汗，世祖之世為散騎常侍，封安平侯。又遷侍中、尚書，尋出鎮(zhèn)臨濟，封日南郡公。孝文皇帝徙（姚作從，誤）縣伊京，夫人始賜為侯氏”，均系造偽者憑空杜撰。然而事實早已證明姚先生的判詞是錯誤的，《辨?zhèn)巍吩偃フ饕筒粦摿?。上世紀80年代初在大同市靈丘縣發(fā)現(xiàn)的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的《皇帝南巡之頌》，其碑陰盡刻文成帝南巡隨行官員花名，第一列第7行便有“寧南將軍殿中尚書日南公斛骨乙莫汗”。[10]伊莫汗與乙莫汗，無疑是同名異譯，其寧南將軍、殿中尚書、日南公，正是伊莫汗和平六年的結銜。與《顯祖嬪侯骨氏墓志》所記官爵大同，雖少了侍中之銜，卻明記其尚書為殿中尚書?！赌涎脖纷阋宰C明侯夫人之父的身份及其存在，也說明北魏遷都洛陽后代人改漢姓時，改為侯氏的胡古口引氏，同時也被寫作“斛骨”或“侯骨”，此正所謂胡姓無定字也?？上б痹壬鷽]有見到文成《皇帝南巡之頌》，以生此誤。
至于《辨疑》作者認為《顯祖嬪侯骨氏墓志》的體量不夠、有序無銘、用字失當以及夫人身份含糊等，實在有點無話找話、無理說理了。北魏延昌三年（514）的《高宗嬪耿氏墓志》之志主，論級別是《辨?zhèn)巍芬晃闹兄赋龅娜蛉耍ㄙF嬪、夫人、貴人）中的貴嬪，與侯夫人的“第一品嬪”相當，論輩份是侯夫人的婆婆，其墓志也僅為43.5×38.3厘米。而在《辨?zhèn)巍分刑岬降难硬辏?14）孝文帝九嬪之一（同樣是從一品）的《高祖充華趙氏墓志》是31.7×45厘米。延昌四年（515）的《顯祖嬪成氏墓志》，[11]資質與侯夫人完全相同，志石卻只有33.8×28.7厘米。依志石面積排隊，依次是：
侯夫人志：1684.9平方厘米；
耿嬪墓志：1666.05平方厘米；
趙充華志：1426.5平方厘米；
成嬪墓志：970.06平方厘米。
孰大孰小，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舉三志連同《顯祖嬪侯骨氏墓志》四位位等三公的嬪妃，除《高宗嬪耿氏墓志》的志文有序有銘外，其余三志都是有序無銘，如此辨去，則三志皆偽矣。
關于《辨疑》作者指出的《顯祖嬪侯骨氏墓志》志文的用字與刻字的所謂不妥之處，“績”是北朝墓志中的習見寫法，用不著說什么，“先”有似“光”字之嫌，因此也被《北魏侯夫人墓志銘》造偽者臨寫成光字，但屬書丹人的書寫習慣（可能也與刻工在刻上部短橫時由右上而向左下用刀的方向有關），但它與后面第九行首字、第十四行第五字的“光”字明顯不同，不當為病。至于“立功累葉”之“累葉”二字更為史籍所常見，如《后漢書·楊震傳附玄孫修傳》之“遂累葉載德”，《晉書·苻堅載記》之“況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于晉朝”，《魏書·蕭寶夤列傳》之“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周書·王軌傳》之“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等等。[12]“累葉”于碑志亦時有所見，如漢《豫州從事孔褒碑》之“繼德前葉,清和挺懿”，北魏普泰元年（531）《元天穆墓志》之“誕累葉之崇基，繼重光之盛烈”等。[13]從上引諸例，可見“葉”有世或代之義，而從《后漢書·袁紹傳》之“將軍累葉臺輔，世濟忠義”，《晉書·匈奴傳》，“懷奸者數(shù)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余慶，斯言信矣”，[14]以世與葉對舉，則知“葉”解為“代”更穩(wěn)妥。如此說來，錯的不是《顯祖嬪侯骨氏墓志》志文，而是讀志人?！侗?zhèn)巍纷髡哌€指“'夫存播令稱，故冝栓銘’之'栓字用得俗氣’”。本來是“旌”的俗體，卻被認成了“栓”字，“故冝旌銘”變成了“故冝栓銘”，豈止是俗氣，簡直不可思議。
《顯祖獻文皇帝第一品嬪侯夫人墓志銘》，是此志的名稱。僅此16字已將志主的身份表述得清清楚楚?！帮@祖獻文皇帝”是其丈夫；“第一品”，是其品秩；“嬪”是其身份，后又出現(xiàn)夫人二字，則強調“嬪”為“夫人”之屬；“侯”則是其姓氏。這些交代非常明白，“身份不清”不知從何談起。
長話短說，如果讀者能夠從這篇短文讀出《顯祖嬪侯骨氏墓志》是真而非偽的實情，不要冤枉古人，我就心滿意足了。 （殷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