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大學在中國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當初的大學，主要有國立、教會、私立三種形式。辦大學需要大量資金，而學校又不能以營利為目的，因此私立大學要比國立大學、教會大學難辦得多。在這方面，張伯苓創(chuàng)辦的私立南開大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對此，國內(nèi)外有過許多評論。比如上世紀40年代后期，美國友好人士為紀念張伯苓先生70壽辰，出版過一本書，名叫《這里是另一個中國》。司徒雷登在該書《導言》中說：“做為燕京大學校長，在美國我有一批潛在的贊助者。美國人習慣于響應國內(nèi)和國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們了解傳教士呼吁的目的。他們有相當?shù)呢敻?。張伯苓沒有這些優(yōu)越條件。在中國，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國家辦理的。大學的經(jīng)費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辦私立大學，張伯苓是一個拓荒者?！保ā稄埐吲c南開大學》第270-271頁，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司徒雷登畢竟是中國通。他的比較非常準確，評價也恰如其分。
“棄武從教”的原因
張伯苓祖籍山東，1876年清明節(jié)出生于天津。據(jù)說他的祖輩曾在大運河上販運糧油雜貨，稍有積蓄后在天津開了一個店鋪。因生意興旺，其祖父和父親都選擇了棄商習儒的科舉之路。不幸的是，二人多次應考都屢試不中，張家也因此走向衰敗。盡管如此，張伯苓的父親張久庵卻酷愛音樂，因擅長琵琶，有“琵琶張”之譽。許多人談到這一點，都說“張家的家道，隨著張久庵的彈撥聲，逐漸破落下來?！保ㄍ?，第11頁）但是胡適不這樣看。他頗為同情地說：張的父親“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彈琵琶名家，又是一位精騎術(shù)的射箭好手。把一份頗不小的家業(yè)消耗在生活享樂之后，張老先生迫不得已去教小學生維持生活。”（同上，第94頁）到張伯苓出生的時候，家里已經(jīng)窮到還需要母親幫人做針線活才能度日的地步。
張伯苓從小性情剛直，聰明過人，但因為交不起學費，只能報考免費的北洋水師學堂。學堂總教習是著名思想家嚴復，里面樓臺掩映，花木參差，環(huán)境幽雅，是個讀書的好地方。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幾年，是張伯苓無憂無慮、奮發(fā)學習的時候。他是學校的高材生，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在這所學堂，他學到許多科學文化知識，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熏陶，受到嚴格的注重實用技術(shù)的訓練。可以說，這是他世界觀形成的重要階段。
按照水師學堂規(guī)定，學生修業(yè)期滿，要上船實習一年。然而當張伯苓將要實習的時候，突然爆發(fā)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在此期間，他看到北洋艦隊的實力雖然比日本海軍還要強，卻被對方打得一敗涂地，就連實習的軍艦也沒有留下一艘。無奈之下，他只好在家等候。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他以一名下級軍官的身份到通濟輪服務。通濟輪是戰(zhàn)后幸存的一艘練習船，經(jīng)過甲午海戰(zhàn)，船上官兵士氣低落，官不管兵、兵不管艦的狀況非常嚴重。一些老兵給他講述黃海大戰(zhàn)的情景，再加上自己的所見所聞，使他清朝海軍完全失望。
1898年，英國借日本從威海衛(wèi)撤軍之機，與清政府簽訂《威海衛(wèi)租借專條》，其中規(guī)定將威海衛(wèi)一帶的陸地和海島租給英國使用。為此，張伯苓所在的同濟輪奉命去劉公島辦理接收、轉(zhuǎn)讓手續(xù)。劉公島是水師提督衙門所在地。在那里，張伯苓親眼目睹了這一涉及國家主權(quán)的接收、轉(zhuǎn)讓全過程。所謂接收，就是從日本侵略軍手中收回劉公島等地，因而要降下日本國旗，升起清朝的龍旗；所謂轉(zhuǎn)讓，則是把劉公島一帶租借給英國，因而要降下清朝的龍旗，升起英國國旗。兩天之內(nèi)在中國的土地上“三易國幟”，使他感受到極大的屈辱，并進一步看到清政府的腐敗。這使他對洋務派“求強求富”的所謂現(xiàn)代化道路產(chǎn)生懷疑，也使他原有的軍事救國思想被徹底粉碎。他開始思考中國落后的原因所在。后來他多次對人們說：“悲楚和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種堅強的信念：中國想在現(xiàn)代世界生存唯有賴一種能夠制造一代新國民的新教育，我決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國的事業(yè)上?！保ㄍ?，第95頁）
吳敬璉在《懷念張伯苓校長》一文中說：“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圖存，行將亡國滅種。他從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得出結(jié)論：救國之道，不在于買船造炮，重建海軍與列強周旋，而在于興辦新式學校，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所以立志終身從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于是他棄武從教，先在嚴范孫先生的家館里教授西學，然后1904年與嚴范孫先生在天津南開創(chuàng)辦新式學校，取名'南開學?！??！保?/span>《吳敬璉自選集》第615-616頁，山西經(jīng)濟出版社2003年版）。吳敬璉是張伯苓晚年的學生，他聽到老校長講述這段經(jīng)歷，仍然感到非常震撼，可見受其影響者不在少數(shù)。
從“嚴氏家館”到南開大學
張伯苓離開北洋水師以后，遇到一位重要的人物，這就是吳敬璉所說的嚴范孫先生。嚴范孫名修，曾經(jīng)擔任過貴州學政，是著名的維新派人士，因提出廢科舉、開設經(jīng)濟特科等主張而享譽士林。戊戌變法失敗后，他辭職還鄉(xiāng)，潛心介紹新學，倡導教育事業(yè)。
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嚴修在家中辦了個教館，即嚴氏家館，請張伯苓前來任教。張應聘后，不是灌輸四書五經(jīng)，而是講授英文、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課程，并開展體育活動。最早在嚴氏家館讀書的只有五個人，其中就有五四時期北大的著名教授、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陶孟和先生。1901年，應天津紳士王奎章之聘，張伯苓同時在王氏家館兼課。1903年，張伯苓赴日本參觀并購買教學儀器。第二年，他與嚴修去日本考察教育?；貒鬀Q定把嚴氏家館改為中學。
1904年10月，擬議中的“私立中學堂”在嚴氏家館和王氏家館的基礎上成立，張伯苓擔任學堂監(jiān)督（校長）。該學堂第一期招收70多人，其中有梅貽琦、張彭春、喻傳鑒、金邦正等人。一開始，學堂設在嚴家偏院，三個大房間當教室，一個小房間當辦公室，大廳供集會使用。學校經(jīng)費由嚴、王兩家分擔，每月各出一百兩紋銀。年底，私立中學堂改名為敬業(yè)中學堂，取“肅敬受業(yè)”之意。后因當局要求校名必須表明經(jīng)濟來源，遂改為“天津第一私立中學堂”。為解決師資問題，學堂附設高級師范班，陶孟和等成績優(yōu)異者為師范班學生，同時在學校代課，實行半教半讀。
第二年，學生人數(shù)驟然增加，陳舊的院落不敷使用，當?shù)丶澥苦嵕杖鐬閷W校捐出城南“南開洼”十畝土地。在張伯苓主持下，該校于1907年遷入新址，并改名“私立南開中學堂”。辛亥革命后，又將“學堂”改為“學?！?，學生人數(shù)也增至五百多人。由于聲譽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南開中學于1915年開設大專班，到1917年，學生已增至一千人左右。1918年，張伯苓制訂創(chuàng)辦大學計劃。翌年9月，南開大學正式成立，成為中國第一所正規(guī)的私立大學。一開始，南開大學只是在中學旁邊蓋了一座樓房，后來張伯苓在距南開不遠的八里臺購買土地七百余畝，開始籌建大學校園。1923年南開大學遷入八里臺校園以后，開始步入正軌，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這一年，張伯苓還創(chuàng)辦了南開女子中學，1928年又增設小學部，到1932年南開各學校學生總數(shù)達到三千人左右。這時的張伯苓，真可以說是現(xiàn)代的孔夫子了。
羅隆基早年在一篇文章中說，他第一次聽說南開中學，是在他剛從鄉(xiāng)下來到北京，考入清華中等科的時候。他以為中國最好的學校是清華，但學校老師和同學們在談到南開時總是贊不絕口，便產(chǎn)生一個疑問：難道除了清華以外，在中國還有另外一個值得贊美的學校嗎？他還說，第一次聽到“張伯苓”的名字，是出自一位外國女教師之口，因此他以為張伯苓是個外國人，后來才知道是個誤會。因此他想：“張伯苓先生這位中國人真特別。北平許多學校正在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學校都快要關(guān)門了，這位張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卻要在這時候來辦個私立大學。這不是自己對自己開玩笑嗎？”（《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第106-108頁）
經(jīng)費的來源與使用
羅隆基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jù)。早在北洋時期，大學欠薪現(xiàn)象非常普遍，教師索薪風潮也時有發(fā)生。在這種情況下，身無分文的張伯苓怎么敢辦一所私立大學呢？也就是說，他的辦學經(jīng)費是從哪里來的呢？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
從現(xiàn)有資料看，張伯苓的辦學經(jīng)費首先來自個人捐款，其次來自基金會贊助，最后才是政府補助。個人捐款是需要進行游說的，弄得不好會讓人十分難堪。在這方面，張伯苓的經(jīng)歷真是一言難盡。他曾經(jīng)對學生說：“你們大家繳付的學費，和我在外邊捐來的款項，都不在少數(shù)，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雖然有時向人求見、捐款，被其擋駕，有辱于臉面，但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作，并不覺難堪。”（同上，第153-154頁）
正是這種“不覺難堪”的理念，才使他四處奔走，籌款興學；才使不少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慷慨解囊，捐資助學。據(jù)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祚說，為了辦南開中學，除鄭菊如先生捐贈土地外，還有“徐菊人（世昌）、盧木齋、嚴子均幾位先生，共襄義舉，集銀二萬六千兩，建起新校舍，……轉(zhuǎn)年，復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禮堂。到此，南開中學已初具規(guī)模?！边@里所說的徐菊人、袁慰亭，就是后來當過民國大總統(tǒng)的徐世昌和袁世凱。當時他們的地位已經(jīng)很高，他們的善舉有很大號召力。張錫祚還說：“南開中學建立后，以倡辦新學，很有成效，一時社會上熱心教育人士紛紛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擴建，學生也年年增多?！保ā稄埐呒o念文集》第17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這是南開中學創(chuàng)辦時的情況。
南開大學也是如此。據(jù)該校負責財務的華午晴和注冊部主任伉乃如在《十六年來之南開大學》中介紹：為了籌建這所大學，張伯苓和嚴修征得徐世昌、黎元洪支持，又南下拜訪南京督軍李純（字秀山）等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共募集大洋八萬五千多元，作為開辦費用，從而“開創(chuàng)了個人捐資興辦大學的新范例。”（司徒雷登語）有了這筆捐款，張伯苓于1919年在南開中學旁邊蓋了一座樓房作為大學校舍。第二年學校發(fā)展很快，經(jīng)費問題又擺在面前。無奈之下，張伯苓只好再次南下，張組紳（又名張祖年）答應每年捐款三萬元，作為礦科使用。張組紳是江蘇武進人，民國初年擔任過山西省財政廳廳長，當時已棄官還鄉(xiāng)。張伯苓此行的又一收獲，是得到李純的重要承諾。這一次李純雖然沒有和張伯苓會面，卻托人轉(zhuǎn)話說：關(guān)于南開基金，我自有辦法，請不必過慮。當時張伯苓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誰料張返回天津不到兩周，李純竟突然自殺（一說暴死），并在遺囑中說，愿意將家產(chǎn)的四分之一捐給南開。有人說這筆捐贈為50萬元，實際到位只有10萬元。但是據(jù)華、伉二人說，事后其家屬以公債形式交付學校，南開大學“實收入八十七萬元?！边@些說法也許與當時的幣值與公債的換算有關(guān)，但是無論如何，被人們視為軍閥的李純，還是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因此，南開大學的“秀山堂”就是為了紀念這位將軍的。
1923年，南開大學要在八里臺建校，美國羅氏基金團為科學館捐助十二萬五千元，袁述之根據(jù)母親意愿認捐七萬。隨后，羅氏基金團又多次捐助南開各項事業(yè)。1926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決定在三年內(nèi)撥款十萬五千元，作為擴充理科的專項經(jīng)費。1927年，因經(jīng)營房地產(chǎn)發(fā)財?shù)谋R木齋（名靖）捐資十萬元修建“木齋圖書館”，于第二年落成。1929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再次撥款資助南開理科，南開校友總會成立后也募集八萬元準備建“范孫樓”，以紀念剛剛?cè)ナ赖膰佬尴壬?930年，天津紳士李典臣捐書三百五十箱，價值五十萬元。同年，傅作義捐贈數(shù)百畝土地，每年可收租上萬元。日本東京出版協(xié)會也捐贈兩大箱圖書。（參見《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第1-11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另外,從《南開大學歷年捐款出入表》（1919-1935）中可以看出，當年捐款數(shù)額在5000元以上者，還有閻錫山、梁士詒、周自齊、王占元、靳云鵬、張學良、陳芝琴等人（《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第40-44頁）。
胡適認為，“南開學校之所以能蓬勃發(fā)展，主要是由于張伯苓的卓越領(lǐng)導。他常說：教育機構(gòu)的帳上應該是赤字。任何學校當局若在年終銀行帳上有結(jié)余，證明他是一個守財奴。因為他沒有能利用這些錢辦件好事。張伯苓自辦學那天起，個人一無所有，但他在辦學上從來不怕預算超支。他的計劃是向前發(fā)展。經(jīng)費短缺并沒有阻礙他的計劃擴展。他對未來總是樂觀的。他相信事情最終會成功。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他能常常得到支援，使他的計劃能以實現(xiàn)?！保ā稄埐吲c南開大學》第96頁）
需要指出的是，南開雖然經(jīng)費困難，但是從來沒有依靠多收學生來解決經(jīng)費問題。這是它與過去許多私立學校、如今許多公辦學校的不同之處。
教師的延聘與培養(yǎng)
除辦學經(jīng)費之外，師資也是非常重要的辦學因素。
為了延聘優(yōu)秀教師，張伯苓讓出身于南開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凌冰擔任大學部主任。在凌冰主持下，先后來南開任教的有梅光迪（文學）、竺可楨（氣象）、邱宗岳（化學）、應尚德（生物）、姜立夫（數(shù)學）、饒毓泰（物理學）、司徒月蘭（英文）、蔣廷黻（歷史）、薛桂輪（礦物學）、李濟（人類學）、吳大猷（物理學）、楊石先（化學）、徐謨（政治學）、蕭公權(quán)（政治學）、黃鈺生（心理學）、何廉（經(jīng)濟學）、湯用彤（哲學）、蕭蘧（經(jīng)濟學）、李繼侗（生物學）、張忠紱（政治學）、陳序經(jīng)（經(jīng)濟學）等人。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從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出南開大學的實力。
何廉說，1926年他從美國學成回國，剛到日本，就收到南開大學的教授聘書，月薪180元。在此之前，他還收到暨南大學的聘書，月薪300元。權(quán)衡之后，他還是選擇了南開。他覺得，由于京津地區(qū)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教育水準比其他地方更勝一籌，因此他還是選擇了薪水較低的南開。
說到教育水準，首先要看教師的水平。據(jù)說早在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的時候，美國羅氏基金團前來參觀，聽了邱宗岳先生講授的化學課以后驚嘆不已，隨即為擬議中的科學館捐款12.5萬元。南開的理科因為實力雄厚，也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支持。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屆院士選舉時，在81名院士中，出身于南開的就有姜立夫、饒毓泰、吳大猷、陳省身、殷宏章、湯用彤、李濟、陶孟和、蕭公權(quán)等9人。到了臺灣后，又增加了蕭公權(quán)、蔣廷黻、梅貽琦、錢思亮等人。
對于一所大學來說，要想組建一支優(yōu)秀的教師隊伍，不外乎兩種途徑：一是重金聘請，二是自己培養(yǎng)。南開沒有更多的錢聘請著名教授，只能選擇第二種途徑，這其實是更好的一條道路。物理學家吳大猷說：“我以為一個優(yōu)良的大學，其必需條件之一，自然系優(yōu)良的學者教師，但更高一層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shù)環(huán)境。使其發(fā)展他的才能。從這觀點看，南開大學實有極高的成就?！保ㄍ?，第117頁）他還說，上述許多人就是在南開成長起來的。南開大學不僅培養(yǎng)出一大批優(yōu)秀學生，也造就了許多學術(shù)大師，這是它對中國教育的一大貢獻，卻被許多人忽略了。
對于南開的學術(shù)環(huán)境和人際關(guān)系，何廉有也比較詳細的描述——
第一，張伯苓的人格魅力給了他很深的印象。他說，張先生高大魁梧，質(zhì)樸真誠，認真負責，樂觀熱情。交談中，他總是全神貫注地傾聽對方說話，很少開口。熟悉之后，“我與他的交往發(fā)展到十分親密的程度，……（他）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動力?！?/span>
第二，南開的人際關(guān)系令人神往。何廉說：“教員之間意氣相投，關(guān)系十分融洽。除去講授中文課和中國文學課的教師外，所有的教員都是從美國'留學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輕，平均年齡三十歲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國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門的人員大部分是張伯苓在南開中學的學生，是在長時期為學校服務中提拔起來的。他們對學校和校長都忠心耿耿，工作埋頭苦干，極其自覺而且工作能力很強?！焙尉褪窃谶@種氛圍中開始其學術(shù)生涯的。他認為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對他是很好的激勵。
第三，簡樸而充實的生活讓人感到滿足。與其他大學相比，南開的工資是比較低的。但由于它從不拖欠教師工資，因此許多人愿意選擇南開。另外，為了彌補工資較低的缺憾，南開的房租很低，再加上社交活動很少，不正當?shù)南M幾乎沒有，因此何廉認為“校園的氣氛可謂簡樸、安定、滿足?！保ㄍ?，第123-124頁）
正因為如此，南開的教師都以一種全力以赴地的獻身精神在工作，他們用心專一，從來不到別處兼職掙錢，這符合潘光旦所謂應當給教師一點寧靜的觀點，也是南開取得成功的一個原因。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情況開始有所變化。當時羅家倫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把清華基金從外交部爭取回來，用以改善教師待遇和教學環(huán)境，南開的許多著名教授因此去了清華。張伯苓深知南開雖然競爭不過清華、北大，但他堅信私立大學應該在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提出：“我們有必要競爭嗎？我們難道不應當決定停止競爭，爭取互相合作，同心協(xié)力，取長補短嗎？”（同上，第128頁）經(jīng)過認真研究，張伯苓決定發(fā)揮地處天津的優(yōu)勢，成立經(jīng)濟學院，并實行教學、研究并重管理體制，經(jīng)過幾年努力，“學經(jīng)濟到南開”，成為人們的共識，南開的聲望也大大提高。
“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
關(guān)于張伯苓的教育思想，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比如愛國教育、民主教育、實用教育、科學教育等等，真是見仁見智，五花八門。然而最能體現(xiàn)其教育思想的還是他在南開校訓中提出的“允公允能”四個字。《詩經(jīng)·魯頌》中有“允文允武”句，“允公允能”顯然脫胎于此。據(jù)孔穎達解釋，“允文允武”是“既有文德，又有武功”的意思。因此用張伯苓的話來說，“允公允能”就是要培養(yǎng)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
對于張伯苓的教育思想以及“允公允能”的深刻含義，在臺灣的南開校友雷法章有過精辟而精彩的解釋。他說：“'公’、'能’教育的內(nèi)容可以說是熔社會教育與個人教育于一爐的教育。前者是一種社會道德的培養(yǎng)，而后者則是一種個人能力的鍛煉。因此它的宗旨是：不僅要求受教者能充實個體，同時它還進一步的要求個體的充實。（引者按，此處應為逗號）不為己用，而應該為公為國，為人群服務。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責政治風氣貪污腐化，如果我們稍加分析，就不難了解貪污的由來，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無'能’。如果我們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實注意到'公’'能’，（引者按：此處逗號可能是誤植）并重觀念的培養(yǎng)，那么，或許社會上依法腐化的風氣，將可日見肅清?！边@些話說得多好??！貪污的由來，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無“能”。這就是張伯苓提倡“允公允能”的原因。換句話說，貪污腐敗的盛行，除了制度不良外，也是教育的失敗。張伯苓還有一句名言：“一個人只有到死的時候，才會腐化，活人是不應當腐化的。”（同上，155-157頁）這話對于那些不知有“公”，不外無“能”之輩，應該是當頭棒喝。
南開的管理非常嚴格。學校不僅重視基礎知識的學習，還規(guī)定學生不許蓬頭垢面，不許體態(tài)放蕩，不許言語粗野，不許奇裝異服，不許隨地吐痰，更不許飲酒、吸煙、賭博、早婚、冶游，考試不許作弊。據(jù)說校內(nèi)每幢樓的門廳內(nèi)都有一面大鏡子，上面都刻著這樣的箴言：“面必凈，發(fā)必理，衣必整，紐必結(jié)；頭重正，肩重平，胸重寬，背重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睆埐哒J為，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最大缺陷是死讀書。他反對把學校辦成單純灌輸書本知識的場所，反對讓學生成為知識的俘虜。他說：“只知道壓迫著學生讀死書的學校，結(jié)果不過是造出一群'病鬼’來，一點用處也沒有。”（同上，第31頁）許多人在回憶張伯苓時都談到兩件小事：一是他不許學生吸煙，但自己卻吸旱煙。當學生指出時，他將煙袋一折兩段，從此再不吸煙。二是他年輕時留著胡子，為了給學生做表率，他的胡子越來越少，最后干脆全部剃掉。
在張伯苓的倡導下，南開的學生會（即學生自治會）非?；钴S。學生會不是學校的御用組織，而是學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機構(gòu)。據(jù)1948年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編印的一份材料反映，當時這個組織已經(jīng)趨于成熟，機構(gòu)也比較完備。根據(jù)章程規(guī)定，該會最高權(quán)力機構(gòu)是全體學生大會，立法機構(gòu)是系級代表大會，執(zhí)行機構(gòu)是理事會。理事會從系級代表中提名，由全體學生普選產(chǎn)生。
這種情況與南開“允公允能”的教育宗旨是完全吻合的。因為南開大學的目標是要為現(xiàn)代社會培養(yǎng)公民，而不是為傳統(tǒng)社會培養(yǎng)順民。公民與順民的最大區(qū)別，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需要被治。張伯苓深知今天的學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如果他們在學校里沒有養(yǎng)成獨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習慣，這個國家是不會有希望的。
豐富而活躍的校園生活
除了學生自治會以外，各種各樣的學生社團也非常活躍。早年的南開大學，屬于研究學問的有文學會、教育研究會、政治學會、哲學會、科學會、經(jīng)濟學會、商學會、星會、尋光會、英文學會、國語演說會等等；屬于服務類的有畢業(yè)同學會、校役夜校、平民學校、各省同鄉(xiāng)會等等；屬于文化娛樂型的有音樂會、唱歌會、新劇團、舊劇研究會和各種臨時性游藝會。此外還有各種類型的運動會、考查團和旅行團等臨時性組織。
成這么多學生社團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它可以培養(yǎng)學生的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校里有那么多社團，可以讓學生在團體活動中找到各自的興趣所在。曹禺小時候本來想學醫(yī)學，后來考入南開大學讀的是政治學。但由于他在南開中學就受到話劇的熏陶，還是在話劇創(chuàng)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第二，它可以抵制功利主義的影響，改變讀死書、死讀書的學風。1921年科學會成立時，大學部主任凌冰到會祝賀。他說：“本大學自開學以來，學生均忙于功課，是以課外組織頗少，今日諸君自動的組織之科學研究會，實勝慶幸。研究學問要自動的研究。研究科學，要為科學而研究科學。不可雜以實用的思想，研究科學要問'怎樣’——How，不可問'為什么’——Why。因為研究科學若問'為什么’，一定引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而為科學進步的阻礙”（同上，第446頁）。凌先生的意思，是說研究科學是沒有理由的。如果事先設定一個堂而皇之的目的，比如說為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之類，就會把科學引上歧途。第三，它有利于學生之間的相互交流，取長補短，增進友誼，從而培養(yǎng)一種合作向上不斷進取的團體精神。
在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中，張伯苓的表現(xiàn)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張伯苓就把話劇當作練習演說、改良社會的一種好形式。為此，他自編自導自演了南開公演的第一個話劇《用非所學》。該劇寫了一個從歐美留學歸來的賈有志，他本來抱著“工程救國”的理想，卻在名利誘惑下混跡于官場，成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典型。多少年后，人們還是對它的現(xiàn)實意義給予高度評價，并說張伯苓“可謂我國話劇第一人”（《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第58頁）。從此以后，每逢校慶南開都要上演話劇。另外，張伯苓的弟弟張彭春在戲劇理論和創(chuàng)作上貢獻很大，也是南開出身的大師級人物。
張伯苓對體育極為重視。他曾經(jīng)促成第一屆遠東運動會的召開，并擔任在上海舉辦的第二屆遠東運動會總裁判。他還擔任過華北體育運動會會長，中華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名譽會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體育委員會委員以及許多大型運動會總裁判。至于學校運動會的總裁判，更是非他莫屬。了解這些情況的人都說，張伯苓先生對中國現(xiàn)代體育運動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他的領(lǐng)導才能與精神感召力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南開的體育，在抗日戰(zhàn)爭前是很有名的。從校史資料看，在球類方面，它有“執(zhí)全國牛耳”并號稱“五虎”的籃球隊，有“雄視華北”而且是“球輸精神不輸”的足球隊，還有至今在許多公立大學都很少擁有壘球隊、棒球隊、網(wǎng)球隊。在田徑方面，南開曾多次參加遠東運動會、華北運動會等國際國內(nèi)比賽，并獲得許多錦標。這一切，與張伯苓對普及體育活動、弘揚體育精神的深刻理解有關(guān)。他說：我“提倡運動目的，不僅在學校，而在社會；不僅在少數(shù)選手，而在全體學生。學生在校，固應有良好運動習慣；學生出校，亦應能促進社會運動風氣。少數(shù)學生之運動技術(shù)，固應提高，全體學生之身體鍛煉，尤應注意。最要者學校體育不僅在技術(shù)之專長，尤重在體德之兼進，體與育并重，庶不致發(fā)生流弊?！保ㄍ希?5頁）
為了讓同學們在運動中獲得身體和心靈的愉悅，張伯苓提倡“仁俠”的運動精神。“仁俠”精神的含義很豐富，簡單說就是在運動中要有誠實公平的態(tài)度、光明磊落的行為、勝不驕敗不餒的作風。他認為，在比賽中獲勝固然重要，但千萬不要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因此他反復告誡學生：“正當?shù)氖”炔徽數(shù)膭倮袃r值”（《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第547頁）。這正是體育精神的真諦所在。
此外，南開的“壁報生活”也很活躍。據(jù)統(tǒng)計，1947年全校有20多個壁報社團，其中有系辦的，也有社團辦的。有三日刊，有周刊，也有旬刊。這些壁報為大家提供了尋求真理、發(fā)表意見的園地，“完全是青年人愛民主、愛真理之表現(xiàn)?！保ㄍ希?66頁）
校園被毀，精神還在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侵略軍違背國際公約，公然派飛機轟炸南開大學。隨后，日本兵又進入校園到處放火，使學校變成一片廢墟。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報》報道說：“兩日來日機在天津投彈，慘炸各處，而全城視線，猶注意于八里臺南開大學之煙火。緣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轟炸，僅及兩三處大樓，為全部毀滅計，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時許，日方派騎兵百余名，汽車數(shù)輛，滿載煤油到處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兩大廈均系該校之課堂）、圖書館、教授宿舍及鄰近民房，盡在煙火之中，煙火十余處，紅黑相接，黑白相同，煙火蔽天，翹首觀火者，皆嗟嘆不已?！保ㄍ?，第82頁）
日本軍隊為什么對南開大學下此毒手呢？這與他們對南開的特殊忌恨有關(guān)。
早在1916年，張伯苓曾在沈陽作了題為《中國之希望》的演講。出于好奇，張學良聽了這次演講。在談到中國面臨的危機時，張伯苓說：“每個人都要自強，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國就亡不了。我們必須有這么想的氣概，不管人家怎么說，自己要有這種信念！”這些話使十幾歲的張學良感到強烈的震撼。后來他談到這一經(jīng)歷時說：我能有今天，全是張校長當年的話起了作用。
1927年，日本窺視東北的野心日益明顯，張伯苓到沈陽、大連考察后，在南開大學成立“滿蒙研究會”（后改為東北研究會）。研究會的活動得到張學良的支持。畢業(yè)于南開中學的著名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說，在東北研究會主持下，編寫了一本《東北經(jīng)濟地理》的教材，非常系統(tǒng)地介紹了東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何先生認為：“這本教材無疑義地是當時國內(nèi)有關(guān)東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祥_中學能如此愛國，編印出專門教材，開一專門新課——這個紀錄，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國所有的中學'挑戰(zhàn)’?！保ㄍ希?92頁）
1930年，張學良改組東北大學，張伯苓派出身于南開、后來又留學英國的寧恩承前去擔任執(zhí)行校長，對張學良幫助很大。在這前后，張學良也捐贈土地、巨款，支持南開大學?！熬拧ひ话恕笔伦円院?，東北大學遷入關(guān)內(nèi)，南開大學接收該校不少學生。當時，張伯苓還出任天津抗日救國會領(lǐng)導人，積極組織聲援東北同胞的活動。長城抗戰(zhàn)期間，他又多次派學生去前線慰問抗日將士，并親自寫信鼓勵他們努力殺敵，為國爭光。西安事變爆發(fā)后，張伯苓致信張學良，希望他以大局為重，懸崖勒馬，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危機。
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第18屆華北運動會在天津召開，“南開啦啦隊”在看臺上突然打出“勿忘國恥”、“收復失地”的標語，并發(fā)出激越的呼喊。全場三萬多人為之震驚，并報以震天動地的掌聲。當時日本駐天津的最高長官海津就座在主席臺上，他當即向運動會副會長兼總裁判張伯苓提出抗議，但張伯苓反駁說：“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愛國活動，這是學生們的自由，外國人無權(quán)干涉?！泵方驊嵢煌讼螅蛱旖虍斁痔岢隹棺h。日本駐華使館也向南京政府進行交涉。據(jù)說當局要張伯苓管束學生，于是張把學生領(lǐng)袖召來，所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們討厭”；第二句話是“你們討厭得好”第三句是“下次還這么討厭”，但“要更巧妙地討厭”（《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第46頁）。此外，駐扎在八里臺附近的日本軍隊經(jīng)常騷擾南開大學，雙方還發(fā)生過較大沖突。這顯然是日本侵略者對南開恨之入骨的原因。
對于南開面臨的危險，張伯苓早有預料。1935年他去南京，在南開校友聚會時說：“'九·一八’以后，尤其何梅協(xié)定簽字以來，平津一帶隨時可有戰(zhàn)局。同學們固應愛護母校，但尤應愛國。天津如被侵襲，早受日人嫉恨的南開學校，其遭遇破壞自屬必然。但我們不可因此對抗日有所顧慮。南開學校與國家比，實不算頂重要。有中國在，則南開縱使遭到破壞，何患不能恢復?！保ㄍ?，第302-303頁）南開校園被毀后，蔣介石對張伯苓說：“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笨梢娫诳谷諉栴}上，二人的意見多么一致。張伯苓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zhì)，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保ā稄埐呒o念文集》第261頁）后來，
蔣介石所說的“有中國就有南開”，曾經(jīng)廣為流傳。這句話，他好像反復說過。南開校友唐賢可說，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每逢南開校慶，蔣介石都要親臨祝賀。1944年校慶時，他看到蔣介石到重慶南開中學探望張伯苓，臨走時，他清楚地聽到蔣介石對張伯苓大聲說：“有中國就有南開在”。（《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第264頁）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南開大學與北大、清華在長沙共同組建臨時大學，隨后又轉(zhuǎn)移云南，成立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西南聯(lián)大為國家保存了學術(shù)文化命脈，譜寫了中國人在抗日戰(zhàn)爭中弦歌不絕的佳話。在這方面，允公允能、愈挫愈奮的南開精神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辦學五十年，美名傳天下
其實，早在1935年張伯苓就因為華北形勢緊張，想把南開遷往四川。當時他利用開會之機到重慶考察，決定在沙坪壩建立分校。第二年年初，張伯苓赴南京籌款，蔣介石表示支持，并認捐5萬元。這樣一來，各級官員如孔祥熙、張群、劉湘等政界要人以及社會名流都紛紛捐款資助。當年8月，重慶南渝中學（后改名重慶南開中學）正式建成，張伯苓自任校長，并成立南渝中學董事會，張群、吳鼎昌、盧作孚、胡子昂等人擔任董事。
1938年4月西南聯(lián)大成立后，張伯苓與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擔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共同負責學校工作。不過，自從當年7月張伯苓出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國民參政會方面。國民參政會是抗戰(zhàn)期間成立的一個具有戰(zhàn)時國會性質(zhì)的機構(gòu)，其成員為社會各界的領(lǐng)袖人物。張伯苓以私人力量辦學數(shù)十年，能夠獲此殊榮，可謂名至實歸。盡管如此，他還是身在江湖，不忘教育。1940年，他在病中對南開同人說：“我個人一生從事教育，此志不渝，雖近因參政會事和政治發(fā)生關(guān)系，但絕不忘掉本身事業(yè)?！?943年4月5日是他68歲（虛歲）壽辰，他還立下這樣的誓言：“為國家，為南開，當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歲再退休?！保ā稄埐吲c南開大學》第306-307頁）
這時的張伯苓，已經(jīng)是譽滿中外的教育家了。1942年10月，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的代表威爾基來中國訪問，專門參觀了重慶的南開中學。他回國后撰寫《天下一家》，高度評價了張伯苓的辦學成就。
1944年月1月，國民政府為褒獎張伯苓終身從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向他頒發(fā)一等景星勛章。
同年4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為張伯苓祝壽時，引用蔣介石的話寫了一首賀詩：“'有中國必有南開’，兩園桃李一手栽。從心所欲不逾矩，凱歌重上八里臺。”從感人的詩句中不難看出，人們早已把張伯苓的奮斗精神與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念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政府宣布南開大學改為國立，張伯苓仍然擔任校長。但是張伯苓向蔣介石表示：南開大學“愿仍以人民社團立場，繼續(xù)努力，以貫徹為國服務之初衷”。后來他還說：“南大因為經(jīng)濟關(guān)系暫行改為國立，十年后仍將改為私立?！?/span>
人們對張伯苓不愿意把南開變?yōu)閲⒋髮W作過種種解釋，實際上都有誤讀之嫌。一所大學由私立變成國立，不僅經(jīng)費有了保障，而且地位大大提高，這本來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為什么張伯苓卻要堅持改為私立呢？這與他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以民間辦學的方式，“貫徹為國服務之初衷”有關(guān)。事實上，不用說社會發(fā)展到今天，就是在古代，中國也有“學在民間”的傳統(tǒng)。也就是說，如果無視民間的力量，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包辦代替，不但不會把事情辦好，還會挫傷每一個人的愛國心和積極性。國外的許多私立大學，都辦成世人仰慕的名牌大學，就是這個道理。因此張伯苓要走的也是這樣一條道路。他希望大家都要對社會盡一份義務和責任，而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給國家，由政府來包辦。對于這個問題，缺乏“允公允能”精神的人，以及沒有現(xiàn)代社會理念之輩，是不會理解的。
1946年，張伯苓赴美國治病，被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6月9日，南開旅美校友會七十余人在紐約集會，為張伯苓補祝七十周歲大壽。會上，老舍、曹禺朗誦亦莊亦諧的長詩一首，歌頌了老校長的偉業(yè)，表達了大家對他的欽佩。
1947年1月，美國加利福尼亞某大學還授予張伯苓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第二年，上述《這里是另一個中國》在美國出版，胡適著文全面介紹了南開的誕生經(jīng)過。在文章最后，他引用了張伯苓的一段話：“我對未來充滿希望。南開事業(yè)是無止境的，發(fā)展是無限的。讓我們拿出以往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同心協(xié)力，使南開在建設祖國的事業(yè)中，成為重要的一員”。（同上，第97頁）
晚景凄涼
1950年3月，張伯苓回到闊別多年的南開大學，還對未來充滿希望。在巡視校園以后，他對記者發(fā)表談話說：“四十九年前，因感于帝國主義之壓迫，而決心從事教育。初與嚴范孫先生辦學，學生不過五人，今日南開學生已不可勝計，中國經(jīng)此次抗戰(zhàn)，不平等條約終獲解除，此即為余數(shù)十年前辦學之目的。”他還說，我深信中國前途非常光明，因為中國人有智慧，能吃苦，又有古老的文化傳統(tǒng)。這個文化傳統(tǒng)與各國比較雖然各有短長，但我們決不能丟棄。（同上，第310頁）
正當張伯苓全力以赴重建南開的時候，蔣介石邀請他出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并辭去南開大學校長?？荚囋涸洪L本來想請胡適擔任，但胡適執(zhí)意不肯。盡管張伯苓再三推辭，卻還是拗不過蔣，只好勉強赴任。行前，他召集骨干教師囑咐兩點：其一，本校各院系聘請教師，素有和衷共濟精神，今后也應該如此；其二，本校私立時代，節(jié)省人力，用人少而效率高，如今改為國立，也要保持這一傳統(tǒng)?？梢娝钇澰谄澋倪€是“私立”二字。
張伯苓是在1948年6月內(nèi)戰(zhàn)最激烈的時候出任考試院院長的。大概是由于時局和身體的雙重原因吧，他在南京呆了不到半年，就飛往重慶養(yǎng)病。一年后，南京國民政府先遷廣州，再遷重慶，但還是難以立足。這時蔣介石父子多次動員張伯苓前往臺灣或美國，張以衰老多病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據(jù)說，當時傅作義曾向周恩來反映張伯苓還在重慶，周便托人給張捎來“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同上，第260頁）的書信，從而堅定了張伯苓留下來的決心。
1950年5月，張伯苓從重慶返回天津時路過北京，他在老朋友傅作義家逗留好幾個月?！爸匀绱耍侵芏鱽砜紤]到張伯苓即時返津，可能會遭到激進學生的斗爭?！保ā稄埐叩淖詈笪迥辍?，《逝去的大學》第72頁，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事實果然如此，當張伯苓于9月中旬返回南開時，南開大學的“進步師生”對他并不歡迎。許多人認為他是戰(zhàn)犯，沒有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記就已經(jīng)是寬大處理了。張伯苓對于大家的態(tài)度似乎不大甘心，他提出想到校園里暫住一段時間，想見見自己的學生，但有關(guān)方面沒有任何反應。
如果說這些遭遇對于“愈挫愈奮”的張伯苓還可以忍受的話，那么下面的情況對于這位古稀的老人來說，則是致命的一擊。這一年10月17日是南開46周年校慶，張伯苓很早就做好了參加校慶活動的準備。但是到了那一天，“南開中學不允許他進入，而南開大學也只安排他在相關(guān)活動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變得沉默孤獨，常常呆坐在居室，以手擊頭，神情頹喪，嘆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同上）。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精神世界遭到了毀滅性打擊。
經(jīng)過一個凄涼而漫長的冬天，到了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與世長辭，享年75歲。前幾年他立下的“為國家，為南開，當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歲再退休”的誓言，也同時化為泡影。
張伯苓走了，連同造就他的那個時代。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南開的名字還在，校園還在，但是張伯苓對私立大學的理解，以及他創(chuàng)辦私立大學的精神，卻再也沒有出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