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曾汶
　　歲數(shù)越來越大，身體越來越差，在過了鉆石婚，寫了回憶錄以及一系列追溯前塵往事、抒發(fā)老年情懷的文章后，也該進一步做些更加切實有效的事情，好讓小輩們將來不至于面對一個爛攤頭無所適從。這項工作就從清理書桌抽屜做起。在一個堆滿出版社及讀者、朋友來信的抽屜角落里，撿出一捆廢圓珠筆芯和一支破圓珠筆。
　　這捆圓珠筆芯一共200根，一只手捏不攏，是我上世紀80年代初在譯書過程中用掉的。當(dāng)初是出于好玩，把用完的筆芯隨手放在一個小盒子里，日積月累，不知不覺就有了這個數(shù)目，以后就沒有再積下去。我曾經(jīng)把這捆廢圓珠筆芯向許多來我家玩的小朋友出示過，他們都睜大眼睛表示驚訝，不相信一個白發(fā)老人兩年功夫竟會用掉那么多筆芯，寫那么多字。作家趙麗宏看了也十分感慨，專門在他的名人日記《喧囂與寧靜》里作了記述。
　　至于那支塑料圓珠筆，說來慚愧，只是最最普通的一種：淡黃顏色，筆梢呈尖圓形，筆身可從當(dāng)中擰開安裝筆芯。就是這樣一支不起眼的圓珠筆，我用了足足20年，后來實在破舊得不行，才換了一支新的，這支破筆就和廢圓珠筆芯一同保存了下來，作為我畢生勤奮勞動的見證?，F(xiàn)在市場上好筆琳瑯滿目，最昂貴的一支鑲嵌鉆石的瑞士“凱蘭蒂”筆，售價590萬人民幣，這種筆我想只能用來炫耀擺闊，不能用來寫字，而我的那支起碼寫了上千萬字的筆，你猜是多少錢買的？兩角五分！
　　我這個人其實很笨，不識漢語拼音，從而也說不好普通話，不懂電腦，從而也不會電腦打字（年輕時用英文打字機也只會用兩個手指敲敲打打，貽笑大方）。和現(xiàn)如今作譯者們普遍使用電腦相比，我是十足的“笨人譯書”，一生譯出的50本書，一千多萬字，統(tǒng)統(tǒng)是用手一筆一畫、一字一字寫出來的。假定一本書的出版字數(shù)為十萬，但實際翻譯時一遍遍地修改謄清，謄清修改，直至最后殺青交稿，所寫的字往往三倍于此。因此，我一生寫的字恐怕三千萬也不止。一支圓珠筆芯大概可寫五六千字，那么，以三千萬字計算，我一生用掉的筆芯至少有五千支（當(dāng)然，很早的時候是用墨水筆的，要扣掉很大一個數(shù)目），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
　　某位翻譯大師著文教導(dǎo)我們，在翻譯一本書之前，必須先把這本書讀得爛熟，吃透它的精神實質(zhì)，然后方可動筆。從理論上說，此話當(dāng)然不假。但是我聯(lián)系的出版社偏偏都把交稿日期定得很緊，絕無“讀熟吃透”的余裕。因此我從實際需求出發(fā)，摸索出一套“三步法”。第一步是粗譯，一本書拿到手埋頭就譯，不查字典，不求完美，只憑基本功在最短時間內(nèi)搭一個中文架子，架子搭成，對書的理解也八九不離十了，哪些地方是重點，需特別照顧，哪些地方前后呼應(yīng)，要多加注意，全都了然于胸。第二步是細改，這是全過程中最吃重的一部分，要查字典，看資料，把粗糙失真的譯文按照原文逐字逐句反復(fù)推敲斟酌，使其通順正確，沒有重大錯誤（一本書要絕對沒有錯誤是很難的，即便譯圣傅雷，近人也查出他的譯文中有不少誤譯，這多半是他那個年代缺乏大型辭典辭書所致）。第三步是通讀，即純粹從第三者的角度通讀全譯，考驗譯文的可讀性，將僅存的一些讀起來感到別扭的字句（這通常是全書最難之處）更進一步予以潤色修改，直至向?qū)＜夷苋苏埥蹋瑒?wù)必使其完全符合中文規(guī)范。這樣三步下來，一本書總算可以放心地交出去了，而全過程中所費精力之大，所寫字數(shù)之多，也可想而知了。
　　我從1951年開始翻譯生涯，畢生譯書以“文革”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階段還沒有“知識產(chǎn)權(quán)”這個概念，譯界搶譯成風(fēng)，我作為一個剛從美國影片公司出來的無名小卒，在夾縫中求生，盡管也費盡心機，譯出了20本書，在人民文學(xué)、人民教育、作家、百花文藝、群眾、新知識等出版社都出過書，但終究因為是單干，形單影只，處境十分困難。唯一值得安慰的是，1962年，北京商務(wù)印書館來滬向各民主黨派征求翻譯人才，當(dāng)時我作為民盟市委翻譯小組成員，正在徐家匯藏書樓翻譯外文報刊資料，聞訊欣然應(yīng)征，試譯了一本英國工黨領(lǐng)袖拉斯基的《論當(dāng)代革命》，一舉成功，從而開始了我和商務(wù)長達40年的合作關(guān)系。后階段在新形勢感召下，改弦易轍，工作趨于正規(guī)，譯作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學(xué)術(shù)著作，以商務(wù)印書館為主，我稱之為“老人書”；另一類是兒童文學(xué)，以21世紀出版社為主，我稱之為“小人書”（另有10本連載小說不計），兩者合計30本，平均一年一本。最后十多年中，我養(yǎng)成了白天譯小人書，晚上譯老人書的習(xí)慣，前者輕松，后者沉悶，正好相互調(diào)節(jié)。記得2003年我為商務(wù)譯最后一本書，是一部70萬字的美國最高法院經(jīng)典判例，由于從未接觸過法律書，被連篇累牘的法律術(shù)語和辯詞搞得暈頭轉(zhuǎn)向，恨不得一頭撞死，幸虧同時譯一本充滿童趣的小人書，使我在微笑中滋生了力量，得以把那本“催命”的老人書譯完。因此我很為自己晚年這一老人書與小人書同譯的“創(chuàng)舉”得意?！段膮R報》曾多次提出兒童文學(xué)譯者奇缺這個問題，如果譯家能放下架子，都來譯點小人書（當(dāng)年蕭乾老人在翻譯“天書”《尤利西斯》之后，也在生命末年為少年兒童出版社譯了《夜幕降臨》這本小人書，就是個絕好的例子），我想童書譯者少的問題至少可以部分得到解決的。
　　翻譯是樁苦差事，首先要耐得住寂寞，一年365天，天天在“三步”怪圈里轉(zhuǎn)，即使春節(jié)、國慶基本上也沒有休息，要是出版社書稿催得緊，更得日日夜夜沒命地趕，容不得半點懈怠。[1992年，我為北京三聯(lián)書店譯《林肯集》，因為和美方的合同關(guān)系，我在半年內(nèi)完成了40萬字的譯稿，這是我一生譯書最快的速度，來不及謄清，就把改得像大花臉似的原稿直接交了出去，居然還獲得負責(zé)審稿的香港美國新聞處“excellent”（優(yōu)秀）的評價，雖然距最高評價outstanding（杰出）還有一大步，但我已經(jīng)很滿足了。]我所以能終己一生堅守翻譯這個崗位，原因很簡單：我一介書生，除了譯書，別無所能，做長了，也就放不下了。當(dāng)然，翻譯也帶給我極大的樂趣，通過努力，攻克語言難關(guān)，將深奧費解的外文轉(zhuǎn)化為通俗易懂的中文，讓讀者能輕輕松松地讀下去，頗有幾分自豪感。
　　翻譯最大的快樂是什么？是收到出版社寄來的一大包樣書，把還散發(fā)著油墨香味的書捧在手里把玩品味，感到人生天平上又加了一塊沉甸甸的砝碼。翻譯最大的不快樂是什么？是稿費實在太低，眼下千字翻譯稿費只能在飛機場買一碗牛肉面，或者在飯店買一盆紅燒肉，一本書的稿費所得，一二次稍稍盡興的旅游就全部報銷了。稿費少，譯文質(zhì)量還得保證，譯書花的功夫多，稿費就越發(fā)顯得少。（我晚年譯書日均不過千余字，每月做足30天，以千字60元計算，扣去所得稅，月入不足2000元，不及我家雇用的一個做半天活的鐘點工，就是說，我把月收入全部交給鐘點工還不夠?。╇y怪當(dāng)下一些有責(zé)任心的譯者紛紛投筆改行，發(fā)誓永遠不再過問翻譯這回事?？梢哉f，翻譯工作者是以最絞腦汁的勞動換取最差勁的報酬，這是很不公平合理的。
　　關(guān)于翻譯稿費的不合理，我2006年在《筆會》發(fā)表的一篇題為《苦譯60年，稿費知多少》的文章里說得十分透徹。但一晃6年過去了，物價不知上漲了多少，稿費卻仍在原地踏步。最使我哭笑不得的是，《苦譯》這篇東西已被各地報刊不知轉(zhuǎn)載過多少次，去年8月號《中外書摘》經(jīng)典版又登了一次，文章出處赫然是外地某出版社新編的一本關(guān)于翻譯的書（這樣我的“經(jīng)典”作品反倒變成他人的專利了），而整個過程中，我沒有收到過一分錢轉(zhuǎn)載費，連一張轉(zhuǎn)載的報紙也沒有。此外，我譯的林肯書信演說也被多家出版社引用，一家出版社還很客氣地來信征求我的同意，言明贈書和付稿費，但后來都沒了下文。我譯的一本熱門兒童小說，江蘇某出版社鄭重其事地給我寄來協(xié)議書，規(guī)定引用多少字數(shù)，付多少稿費，但從此石沉大海，音息全無。其實，我和所有正兒八經(jīng)地從事翻譯的人一樣，哪里在乎這微乎其微的轉(zhuǎn)載費，我們所要求的，無非是對作、譯者的一點點尊重罷了。
　　總而言之，翻譯這個行當(dāng)既惹我愛又令我恨。愛的是它陪伴我整個人生，使我立足于社會并為社會所承認，不拿國家一分錢工資，照樣可以生存。我為商務(wù)印書館一共翻譯、校訂了16本書，曾兩次去北京參加商務(wù)的選題規(guī)劃會議，我自稱“翻譯匠”，但對方尊我為“職業(yè)翻譯家”，使我受寵若驚。1997年，商務(wù)印書館成立100周年慶典在上海舉行，我代表商務(wù)譯者接受電視臺采訪，動情地說商務(wù)是我的“娘家”，翻譯是我的第二生命，那絕對是我的肺腑之言。恨的是我付出的勞動和我獲得的報酬不相稱，盡管稿約連續(xù)不斷，仍長期處在經(jīng)濟拮據(jù)之中，要靠夫人工資“解困”。特別由于我是自由職業(yè)者，辛勞一輩子，到頭來連份可以安度晚年的退休金也沒有，我的身份從“職業(yè)翻譯家”一變而為“高齡無保障老人”，等于白干一輩子，愧對家人，愧對自己。今天那么多人從事自由寫作，他們只要買足保險，就無后顧之憂，我真為他們生活在這個好時代慶幸。
　　有愛有恨，亦悲亦喜，這是我整個60年翻譯人生的真實寫照。在“職業(yè)翻譯家”、“為祖國文化事業(yè)作貢獻”等溢美之詞組成的光環(huán)消散后，留下的只是壓抑和無奈。所以，當(dāng)我從抽屜角落里撿出那一大捆廢圓珠筆芯和破圓珠筆時，內(nèi)心充滿矛盾，真不知道該如何處置它們，是把它們當(dāng)傳家寶保存起來呢，還是當(dāng)廢品一扔了之。傳家寶是要一代一代往下傳的，而我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比我活得瀟灑、舒坦得多，他們對這一大捆跡近垃圾的東西究竟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多少真摯的感情，我不得而知……
　　行文至此，忽然收到北京商務(wù)印書館編輯部的來電來信，得悉我為商務(wù)譯的12本書中有10本已過了合同有效期，將全部重印致酬。這個喜訊使我精神陡振，倒不是因為我有了這筆意外收入，可以大吃特吃牛肉面和紅燒肉，或者去米蘭、迪拜等地旅游購物，享受對于風(fēng)燭殘年舉步維艱的我來說，已經(jīng)有心無力了。我之所以來勁，只是因為我離開譯壇已久（我于2006年因突如其來的腦梗和眼疾而不得不忍痛放下手中的譯筆，成了一名終日與花草蟲魚為伍的“室內(nèi)老人”）幾乎和“娘家”斷了聯(lián)系。在落寞和沉淪之際，忽然從天外傳來一個聲音：你沒有被遺忘，你的勞動成果存在著，而且將長期（不說永遠）存在下去。這個聲音一掃過去的陰霾，使我長長舒了口氣，真正有了一種“回娘家”的甜蜜感覺。而最最關(guān)鍵的是，那一大堆廢舊筆芯和筆是否值得保留的問題也迎刃而解，我將把它們好好保存起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至于下一代和再下一代，他們通過這個活生生的事例，對我的翻譯人生自會有他們的認識和看法，我完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