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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是我國古代介于官學和私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育機構，書院之名始見于唐代，發(fā)展于宋代，清代達到鼎盛。說起書院，人們馬上就會想到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等，由于研究的不足，宣傳的不夠，人們對北京地區(qū)的古代書院知之甚少。其實，作為我國歷史文化名城的北京，書院在文化發(fā)展史上占據(jù)重要地位。北京的書院主要存在于元明清三個朝代，著名的如太極書院、首善書院和金臺書院等，它們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金臺書院校舍存在至今，即現(xiàn)金臺書院小學所在地。 北京古代書院的興衰與文教政策以及黨爭、政爭密切相關 元朝忽必烈時期，實行“漢化”政策，對于漢地早已存在的書院采取保護、支持的政策，北京地區(qū)先后出現(xiàn)了太極書院、諫議書院、文靖書院和韓祥書院。 到了明中后期，官學衰落，王陽明心學興起，成為思想界一大變局，隨之而來的是書院的勃興。和全國一樣，北京地區(qū)的書院也迎來了快速發(fā)展時期。明朝北京的書院有通惠書院、楊行中書院、白檀書院、聞道書院、雙鶴書院、疊翠書院、后衛(wèi)書院和首善書院等。明朝天啟初年創(chuàng)辦的首善書院（位置在現(xiàn)在的南堂），是由在朝廷做官的東林黨人發(fā)起創(chuàng)辦的，名噪一時，遐邇聞名，從其艱難沉浮的興衰歷史中可窺見政治對書院的影響。 時值內憂外患，在朝廷中掌權的鄒元標和馮從吾等東林黨人認為重塑封建倫理綱常，培養(yǎng)為朝廷、為國家效力的人才，是當前首要的“政治”，只有如此，才能挽救國家危亡，因此他們創(chuàng)辦了首善書院。首善書院的講學內容并沒有抨擊時政，而是不談時政，不談私事，不談仙佛，只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倫理道德。首善書院被封殺是因為不久以后再次興起的黨爭，而并非書院本身講學的原因。魏忠賢等人為了控制朝政，必須打壓東林黨人，于是便無中生有，上疏詆毀首善書院，指斥鄒元標、馮從吾講學是為批判國政，污蔑二人身為朝廷重臣，高居朝堂，而別創(chuàng)書院講學，意在收攏人心，另有所圖。隨著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形成，葉向高、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和趙南星等人相繼被罷官，書院講學活動停止。天啟四年（1624）六月，朝廷下令取締首善書院，閹黨把書院中所有的書籍全部焚毀。天啟五年正月，閹黨人士、兵科給事中李魯生以“假道學不如真節(jié)義”為由，請毀首善書院，改為祭祀遼東戰(zhàn)死將士的“忠臣祠”。天啟皇帝準奏。之后，撤去首善書院匾額。七月，御史倪文煥上疏說在首善書院講學的東林黨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啖不冷不熱之餅?；实墼t令將首善書院碑文砸碎，孔子的牌位也被閹黨丟棄在大路邊。 清朝初期對書院采取了禁止政策，經(jīng)過康熙朝的調整，到雍正時期轉而對書院實行積極扶持的政策，天子腳下的北京，書院得到較快發(fā)展，是北京書院的鼎盛時期，主要書院有：金臺書院、云峰書院、燕平書院、卓秀書院、潞河書院、蒙泉書院、近光書院、溫陽書院、白檀書院、冠山書院和縉山書院。由于清代政府對書院采取大力支持的態(tài)度，地方官員往往成為書院創(chuàng)建的發(fā)起者、組織者，大都帶頭捐俸捐廉，并且勸捐，為書院籌集資金。例如光緒五年金臺書院大修時，順天府尹周家楣廣泛發(fā)動，大小官員紛紛捐獻，竟然籌措到14631兩銀子。位于通州的潞河書院多次修繕，都是當?shù)毓賳T自捐清俸，再約諸君各捐清俸，鳩集工匠，悉加修葺。又如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至十四年二月，密云縣令李宣范發(fā)動當?shù)丶澥烤枇畮浊砂足y，對白檀書院進行了重建。 清末政局對書院改制產生了重大影響。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使書院改制的過程一波三折。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而在光緒帝正式宣布變法前，北京已經(jīng)是變法的大潮在涌動。五月二十二日，光緒帝發(fā)布上諭，要求各地兩個月內把書院全部改制為學堂，金臺書院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改制為學堂的，雖然沒有在皇帝規(guī)定的時間內完成改制，但和其他地區(qū)相比較，還是在變法期間比較早地完成了改制。然而，由于光緒帝的政令不出北京城，故而北京郊區(qū)的書院并沒有進行改制，其余的書院都是在清政府“新政”后進行改制的。光緒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牢牢控制了朝政，推行“新政”，又下令書院改制，光緒二十九年，朝廷廢除科舉，官員們看到中央政府改制的決心，北京的書院改制才迅速推開。 北京古代書院對人才的培育有自己的獨特性 由于理學盛行，北京書院主要講授已經(jīng)理學化的儒家經(jīng)典。明朝中后期北京書院的大發(fā)展主要是王學傳播的結果。清朝由于統(tǒng)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大行其道，北京書院無疑承擔了“首善之區(qū)”的教化重任，加上書院教育的科舉化，北京書院講學內容主要固定在“四書”“五經(jīng)”及其注疏上，外加二十四史。相對于其他書院，北京書院在傳播理學和保存文化典籍等方面發(fā)揮了獨特而重要作用。 總的來說，北京書院有著自己的特征：一是由于北京是國家的政治中心，所以明清的北京書院興衰受政治因素的制約更大，無論是明朝的首善書院興衰，還是清末書院改制過程，無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強大制約，無不受到黨爭和政爭的強大影響，這一點比任何地方政治因素對書院的制約作用都要大得多。二是書院經(jīng)費來源中，官府撥付和官員捐獻的比例較大，上至皇帝、直隸總督，下到各縣的知縣、教諭，都對北京書院大發(fā)展從經(jīng)費上予以支持，顯示出官方力量在書院發(fā)展中的重大作用。三是北京的書院院長、教師和生徒來自全國四面八方。清朝時期的北京匯集了全國有名的學者，使得官員在選拔院長時，標準更高，視野更寬，而且會試和殿試都在北京舉行，那些遙居外地的落榜舉人，往往選擇在北京的書院、主要是金臺書院復讀，以備再考，可以說北京書院是全國招生，因此北京書院在文化傳播方面有著重要意義，影響波及全國。 北京的書院對人才的養(yǎng)育有自己獨特的貢獻。元明時期的北京書院和科舉聯(lián)系不甚密切，士大夫創(chuàng)辦書院是為了傳播文化，并非為了輸送舉人、進士。太極書院以著名理學家趙復為主講，選拔俊秀有才識者為學生，當時在書院聽他講課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人后來成了理學大家，許衡、郝經(jīng)、姚樞、竇默、劉因等人都對趙復執(zhí)弟子禮。太極師生縫合了遼金時期北方的儒學斷層，有力地推動了理學在北方的傳播。清朝時期，北京的書院成為士子科舉的主要場所，生徒數(shù)量創(chuàng)歷史新高，特別是金臺書院，京外各省士子在這里為參加科舉考試做準備。在歷屆會試中，該院生徒均有數(shù)十人中進士，眾多士子由這里榮登龍門，或者成為官吏，或者成為學者。有時會試中進士的多達百人。同治十三年（1874），金臺書院爆出重大新聞，應試學子陸潤庠金榜題名，成為清王朝第101名狀元。陸潤庠后來歷任禮部侍郎、協(xié)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轉東閣大學士，屢典科試，晚年擔任宣統(tǒng)帝的師傅。光緒三年（1877）時，順天府鄉(xiāng)試，陸潤庠充會試副總裁，昔日的學生現(xiàn)今成了副總考官，興致勃發(fā)，題寫“狀元”匾額贈母校金臺書院，后來此匾高懸在金臺書院的垂花門里，故京師人俗稱金臺書院為“狀元府”。 北京古代書院的管理方式和教學方法 北京書院的管理方式和教學方法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一是以德育為首。北京地區(qū)的書院始終把德育放在首位，希望能夠為國家和社會培養(yǎng)出道德楷模、謙謙君子，其講學主要向學生傳授封建倫理道德，培養(yǎng)學生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這和官學以培養(yǎng)官吏為直接目的不同。另外，在考課題目、書院章程、條規(guī)、課規(guī)、學訓、祭祀等活動中，甚至書院的對聯(lián)、匾額中都貫穿著品德的“教化”。 二是書院興衰與官府對書院的管理方式密切相關。從北京書院發(fā)展歷程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官府支持書院，各級官員就會聞風而動，采取各種具體的措施來發(fā)展書院教育，或捐資，或倡建，或撥款撥地，或物色山長，甚至親自到書院講學。反之，他們就會設置重重障礙，阻止、破壞書院的發(fā)展。北京書院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乾隆以后幾次發(fā)展的高潮，無不和政府對書院的支持密切相關。 三是獨特的教學方法。書院教學的特點是以自學為主，優(yōu)游讀書，實行啟發(fā)式教學方式；師生之間提倡爭鳴，盛行自由民主的講會；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尊師愛生，師生關系水乳交融。 四是精簡高效的管理。古代書院管理大都“精簡高效”，院長和師生共同管理學校，書院僅有少量的管理機構，配備少量的管理人員。 （作者為北京聯(lián)合大學北京文化史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