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中的“跨界研究”（交叉研究）是一個老話題。早在20世紀初，聞一多先生就依靠語言學、文化學、社會學甚至生物學等相鄰學科來闡釋《詩經(jīng)》和《離騷》，只是這一研究路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并未形成主流。20世紀末以前的古代文學研究還是聚焦在作家、作品和文學史研究等方面，形成了一個文學本體研究的中心陣地?？墒?，當這塊高地上擠滿了眾多辛勤的征服者之后，文學本體研究就逐漸走入了狹窄的“胡同”。于是，學者們開始另辟蹊徑，沿著陳寅恪先生“以詩證史”的路徑，把古代文學研究引向了“跨界研究”的廣闊天地。傅璇琮先生《唐代科舉與文學》的問世，更是引領了唐代文學“跨界研究“的風潮。發(fā)展到今天，曾經(jīng)處于中心地帶的作家、作品和文學史研究已經(jīng)成了唐代文學研究的邊緣，而處于邊緣位置的“跨界研究”反而成了唐代文學研究的中心。與此相呼應，蓬勃發(fā)展的宋代文學研究也隨之涌現(xiàn)了諸如宋代科舉、家族、政權、民族、地域等與文學之關系的研究，并形成了“五朵金花”爭奇斗妍的態(tài)勢。
    可見，唐宋文學研究的中心陣地已經(jīng)由作家作品和文學史等的本體研究，偏移到文學與政權、地域、科舉、文化等其他相關領域的交叉研究。原來的“中心“被趕到一隅，而原來的“邊界”則成了“中心”。胡傳志《宋金文學的交融與演進》一書（2012年國家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版），就是在“跨界研究”這一大潮流下問世的一部著作，其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顯然受到“跨界研究”的啟發(fā)和影響，但又明顯不同于當前盛行的 “跨界研究”。關鍵就在于該書在“跨界”的時候，很好地處理了“邊界”與“中心”的關系。
    首先，目前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很多跨界研究，其實是為了逃離文學本體研究的困境而采取的一種嘗試。為了尋求突破和創(chuàng)新，這些研究往往劍走偏鋒，游走在文學的邊緣，有時還會偏離文學本體。有些實現(xiàn)了有意義的突破，而有些則停留具有自嘲意味的“學術避難所”之中。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不一致的情況，就取決于其“跨界”的對象是否合適、立場是否正確、方法是否得當。
    眾所周知，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從來都不是純粹的漢文化背景下的一枝獨秀，而是始終伴隨著多民族融合的深化而演進，無論哪個時期，文學的發(fā)展都沒有離開民族文化融合。10-13世紀的遼宋金元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活躍的民族大融合時期，這就決定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發(fā)展和演進，離不開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端谓鹞膶W的交融與演進》一書即是以這一時期的文學生態(tài)作為研究對象。由于“宋遼金元多個政權交替、對立造成了這一時期獨特的文學生態(tài)。而學界關于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習慣從某一王朝出發(fā)，側重研究某一王朝的文學，如遼代文學、宋代文學、金代文學的研究基本上處于獨立分離的狀態(tài)。如果我們超越王朝政權的界限，將宋遼金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會有助于正確認識當時文學的全局?！澳敲矗绾螌λ芜|金時期復雜的文學生態(tài)進行一種整體觀照呢？最好的研究途徑就是立足于宋遼金元的大背景下，沿著不同民族的融合和南北文化的交流這一方向，探討宋金文學的對立、交融及其演進的具體情形。該書在宏觀層面上，就很好地實現(xiàn)了“在民族交融的大背景下，在南北地域不同文風的觀照下，考察宋金文學的對立、差異和交融及其于雙方文學發(fā)展的意義。“
    所以，“跨界“恰恰是研究《宋金文學的交融與演進》之必要途徑，而非為了逃離文學本體研究的困境。該書在宋遼金元的大背景下，不僅很好地揭示了宋金文學的對立、交融及其演進的具體情形，而且進一步揭示民族融合、南北文化融合對于文學發(fā)展的意義?？梢?，這種跨界研究能夠深入探討民族大融合等外因如何影響文學自身的發(fā)展與演進，從而更好地深化文學本體研究。
    其次，當前流行的跨界研究，往往模式比較單一，有些研究局限于揭示文學與某一個相關領域的關系，并且偏向于探討后者對文學的單向影響?！端谓鹞膶W的交融與演進》全書十六章，雖然由一個個相對獨立的論題組成，各章之間看似沒有特別緊密的邏輯聯(lián)系。但是，每一個論題實際上都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立論點，那就是立足于宋金政權對立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探討兩宋文學與北方文學的交融與演進。全書視野十分廣闊，涉及到政治、外交、民族、文化等多個相關領域，既宏觀考察了宋金文學的整體格局，又兼顧到個別作家的創(chuàng)作以及文獻交流等等相關問題。
    可見，對于《宋金文學的交融與演進》而言，只有“跨界”才能更好的觀照雙方文學是如何在交流、碰撞中實現(xiàn)相互交融和演進的。所以，“跨界”不僅是一種研究方法，更是一條必要途徑，只有跨過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等“邊界”問題，才能更好地達到文學“中心“。
    第三，一般的跨界研究往往游走在文學邊緣，研究者喜歡避熟就生，把著力點放在比較陌生的相關學科上，試圖通過對其與文學相關問題的闡述，尋求所謂的創(chuàng)新點和突破點，即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邊界”上。對于《宋金文學的交融與演進》一書，“跨界”研究固然是一個必然路徑，但又僅僅是一種途徑和方法，更重要地是通過這種方法更好地深化文學本體研究。全書的著眼點并不在于民族交融、文化交流、外交活動等“邊界”問題上，而是把文學本身作為研究主體，沒有偏離文學這一中心。全書除少數(shù)章節(jié)外，基本都是圍繞作家作品和文學史等中心問題來展開探討的。第一章從文學史層面俯瞰整個宋遼金文學格局，揭示宋遼金文學既相互繼承和發(fā)展、又相互對立和交融的復雜關系，指出兩宋文學往往通過外交活動、圖書交流和人才輸出等途徑傳影響到北方，而北方的遼金文學又反過來滲透和影響兩宋文學。其余諸章，大多是對學術界研究得較多的一些對象如辛棄疾、陸游、楊萬里、元好問、完顏亮、《滹南詩話》、《夷堅志》和《續(xù)夷堅志》等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國朝文派等文學現(xiàn)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另辟蹊徑，推陳出新，譬如楊萬里接送金使途中的激情創(chuàng)作、陸游與元好問詩歌異同論、元好問、戴復古論詩絕句比較論等。另外，該書還對過去學術界很少涉及或從未涉及的話題進行了創(chuàng)新性研究，譬如入金宋人的創(chuàng)作、偽齊文學、使宋金人的創(chuàng)作、金末入宋文人的創(chuàng)作等等。以上所論雖然都沒有離開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外交活動等“邊界”問題，但皆是以作家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為中心，即便如《宋金外交活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這樣典型的跨界研究，還是重在探討文學本身，外交活動只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題材和背景。可以說，該書成功地借道“邊界”而回歸了“中心”。
    由此可見，該書突破了宋金文學各自獨立的研究格局，借道“跨界研究”而強調(diào)和深化了文學本體研究，很好地揭示了宋金文學的對立、交融及其演進的具體情形。  
    《宋金文學的交融與演進》一書的成功跨界，至少可以啟發(fā)我們進行一些思考，譬如學術研究的“邊界”與“中心”問題，是不是有風水輪流轉的現(xiàn)象？當跨界研究盛行、甚或泛濫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回歸文學中心？更重要的是，該書的問世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即跨界研究其實可以做到這樣一種境界：我們可以把“跨界”當作一種有效的方法和思路，相關學科可以作為文學研究的廣闊背景，借助這些廣闊背景，我們可以站得更高一點，望得更遠一點，從多角度多層面觀照文學本體，從而得出更宏觀、更多樣的結論。
   
    《宋金文學的交融與演進》，胡傳志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定價：5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