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道有一個863計劃，其中有一項就叫做“夏商周斷代工程”是當時全國的重點工程項目。
原因就是商朝因為從河南安陽發(fā)掘出了甲骨文，從而在世界上認定了商朝文明的存在，周朝也自不必說。
就是夏朝是否存在一直爭論不休，如果找不到夏朝存在的證據，那么中華文明5000的歷史就要被打折成3500年，后來在河南的偃師二里頭發(fā)掘出了二里頭遺址，可以基本佐證夏朝的存在。
但是在國際上也只是從神話傳說改口成疑似存在，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里有關夏朝存在的史料也十分匱乏，所以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總有一種感覺那是“號稱”有上下五千年。
談起中華文明很容易就和華夏文明等同起來，華夏文明核心地區(qū)是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帶，但是往往忽略了長江流域，良渚遺址的發(fā)掘以及2019年7月6日，中國良渚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標志著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從此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就不是“號稱”，而是實際擁有。
很多時候有一個似是而非概念混淆如何區(qū)分“文化”和“文明”？
在埃及國家博物館里，解說員會很自豪地對我說：
你看埃及文明的歷史清清楚楚，每一代法王統治的年代都明明白白，你們中國的歷史很難找出如此清楚的年代劃分。
這里面就有一個國際上認定文明的標準問題。
有一種說法，評判一個社會是否進入文明階段，要看其是否擁有青銅器、文字和誕生了城市。
而考古意義上的“文明”，指人類已脫離野蠻、愚昧狀態(tài)，有了國家。
國際考古學泰斗、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也說過，文明的評判標準因地而異，沒有規(guī)定一定要有青銅器、文字和城市這三要素。國家才是評判一個文明的核心。
此前在西方學術界，他們公認的中國進入文明階段是在商周這段時間，距今3600年到3500年。
而良渚沒有青銅器，遺址中雖發(fā)現了原始符號，但還不能認定為文字，所以對于良渚是否“達標”曾有爭議，現在應該是塵埃落定了。因為“良渚”是一個初期國家的存在。
首先是良渚古城的規(guī)模。良渚古城是一個具有宮殿區(qū)、內城、外城和外圍水利系統四重結構的龐大都邑。
良渚王城有300多萬平方米，良渚還擁有631萬平方米的外郭城，相當于8個故宮這么大。良渚外圍的水利系統是當前已知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影響范圍約100平方公里。
良渚遺址整體建筑的土方量，大概是1000多萬立方米。
根據考古發(fā)現，這個建筑規(guī)模并不是在幾百年內慢慢擴大的，而是統一規(guī)劃、短時期內形成的。
完成這一工作，需組織大量人力，而且要對其進行分配調度、為其提供包括工具、飲食等后勤保障和有效的工程質量監(jiān)控。
它背后必然是一個擁有深徹的社會動員能力和高效的組織管理能力的國家。
國際上六十多個國家的考古專家到過良渚，看到這么大的古城規(guī)模，都說：“這么大的遺址，若不是國家，什么是國家。”
在莫角山宮殿區(qū)的南部，曾埋藏著兩處大面積的炭化稻谷堆積點，據推算有近20萬公斤稻谷。這里是良渚城的糧倉，當時因火災被燒毀，而它們還只是良渚古國糧食儲備的冰山一角。
可以想象，當年的良渚城內糧食富足。
良渚城外，先民在此種植糧食。
考古發(fā)現杭州臨平茅山遺址有5000多平方米的水稻田，去年還在寧波余姚施岙遺址發(fā)現十多萬平方米的良渚時期稻田。
除了糧食儲備，從大量考古發(fā)現可知，良渚是個階級社會。
良渚生產了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顯示當時社會分工十分發(fā)達，有加工玉器、石器的工匠。
在眾多墓葬發(fā)掘中看出，良渚社會分層十分明顯。
從普通老百姓到最高級的統治者，起碼能分出四五個等級。
高級墓葬的陪葬品以玉器為主，因為玉器稀有。
普通墓葬里只有一些土陶陪葬物品。
還有一個國家的標志就是祭祀。
玉在良渚的祭祀中有著重要的功能。在距今5000年左右，長江下游產生了一個共同的神。
良渚最著名的就是玉琮，它是神像和信仰的載體，就是一個社會高度發(fā)達的標志，也是國家的標志。
國際考古學泰斗、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到良渚后說：對于良渚是國家，已進入文明階段，他一點也不懷疑。
所以，古埃及和西亞社會進入文明的標志，可能是大型城市、金屬、文字；
而中國文明的標志可能是玉器、有等級的墓葬、城市等。
良渚申遺成功的意義也在于，中國的文明進化有著中國的特色不必以其他文明為衡量標準。
還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混淆就是提到中華文明就想到黃河流域。
中華文明在5000年前，中華大地上存在著發(fā)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可謂“滿天星斗”。
良渚文明就是長江流域的最好代表，因為其特殊原因保存完好，揭示出具備文明的標準“國家”形態(tài)而被世界認可。
但在中華大地上的各種地域的文明宛如璀璨星空，這片星空就叫中華文明，跳出了“中原中心”模式的固有思維，去放眼滿天星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