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208年），劉備孫權聯(lián)盟在赤壁之戰(zhàn)中大敗曹操。劉備取得荊南四郡（長沙、零陵、武陵、桂陽），拜關羽為元勛，受封襄陽太守、蕩寇將軍，此時襄陽仍為曹操實際控制，由樂進駐守，所以關羽駐于江北。諸葛亮與關羽共同鎮(zhèn)守荊州。
建安十八年（213年），劉備與劉璋決裂，攻打雒城時，軍師龐統(tǒng)中流矢身亡，劉備乃召張飛、趙云、諸葛亮入川支援，荊州只留關羽駐守。
雒城圍困近一年才被攻克，劉備乃與諸葛亮、張飛、趙云等共圍成都。當時馬超正在漢中依附張魯。馬超向張魯借兵，打算反攻涼州。馬超領兵圍攻祁山三十天，未能攻下，隨后夏侯淵派張郃引援兵趕到，馬超撤軍回了漢中。張魯?shù)牟肯聴畎椎纫驗楹ε埋R超的才能，想要加害于他，馬超逃入氐中。劉備于是派李恢說降馬超。
建安二十年（215年），夏，劉備聽說馬超要來投，高興的說道：“我得到益州了！”于是派人去迎接馬超，且偷偷把自己的一支軍隊給馬超，讓馬超率兵合圍成都。馬超率領兵馬徑直到成都，屯兵于城北，城中所有人都因為馬超威名而驚恐，不到十天的時間，成都軍民就崩潰了，劉璋隨即開城投降。
劉備派簡雍勸降劉璋后，遂領益州牧，以關羽董督荊州事。并啟用蜀中諸多人才，遷升馬超為平西將軍，并命他總督臨沮軍事，由于劉備無法追封馬超更高爵位，馬超的爵位還是之前的都亭侯。
關羽聽說馬超歸降劉備，但對馬超并不是很了解，于是便寫信給諸葛亮，詢問馬超武藝才干與誰人可以相比。諸葛亮知道關羽的性格，于是回信答道：“馬孟起（馬超）文武兼?zhèn)洌旅统?，不愧一代人杰，是英布、彭越一類的人物，可與張飛并駕齊驅，但不及美髯公超凡出眾、卓爾不群。”關羽看了諸葛亮的回信后十分高興，還把它交給賓客幕僚們傳閱。
《三國志·關羽傳》中的記載原文：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比誰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當與益德并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關羽為何作書給諸葛亮，詢問馬超的武藝人品？暗示要入川與馬超比武？
有人認為是因為關羽驕橫跋扈、忌賢妒能、不能容人。理由是原文中講“亮知羽護前”?！白o前”是什么意思？詞典中有2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護短，袒護以前的過失，不肯認錯。因為這段話出現(xiàn)的語境是關羽在詢問諸葛亮，并非為某件事進行解釋，何來護短一說，這一解釋與此語境不符，可以忽略。
另一種解釋是：爭強好勝，爭先居前。這種解釋有一定的合理性。爭強好勝是許多武將的性格特點，遇到高手技癢難忍，總想分個高下，自古及今，這類的武將比比皆是。
如《三國志·朱桓傳》記載：“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zhàn)，節(jié)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人一面，數(shù)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yǎng)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chǎn)業(yè)，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
說的是，吳國名將朱桓性格好勇爭先，恥于落在人后，每次臨陣對敵交戰(zhàn)，受到節(jié)制約束不得自由時，他就動輒發(fā)怒激憤。然而他輕財好義，且強記能力好，與人見過一面，幾十年不會忘記，他的部下萬余人，他們的妻小他都認識。他愛惜養(yǎng)護官兵，贍護他們的親屬，俸祿財貨，都與他們共同分享。及至朱桓病重，全軍憂傷悲戚。
《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說，“朱桓以勇烈著聞。”
元代大儒郝經(jīng)云：“朱桓以膽勇稱，隱然敵國有古大將之風。”
這與史書對于關羽的評價也有幾分相似，如傅玄稱關羽“勇而有義”、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萬人之敵，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三國志》作者陳壽稱“為世虎臣，有國士之風”。
由此可見，“護前，恥為人下”只是眾多武將共有的性格特點，在冷兵器時代，身先士卒、奮勇爭先也是武將勇烈、建功立業(yè)的重要因素，豈能將性格的特點與忌才妒能的品行混為一談？
南懷瑾在《武圣關壯繆遺跡圖志》序也對此做過解釋：
后之論者，據(jù)傳所謂“亮知羽護前”一語，謂公有忌才之嫌。復以“省書大悅，以示賓客”，量其器度之不廣。殊不知公與劉先主，崛起草莽，世途之辛苦艱難，人情誠偽莫測，備嘗備知。方其獨當一面，威負重鎮(zhèn)，乍聞西陲降將，而又非創(chuàng)業(yè)故舊，衡之國策，豈可不有此一問，以定全面戰(zhàn)略之機，何忌之有？至于傳稱“亮知羽護前”者，蓋謂諸葛亮深知公情重故舊，嫌疑新降之意，故以老友輕松游戲之筆，以釋其疑。書稱“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足以見諸葛孔明與公情誼之親切，故出之于戲言之句，因之而有公之“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之舉。實非器局狹小之態(tài)，洵為君臣朋友相得無間之情事。倘徒依文解義，不究其微言之妙，則其誣也，固亦當然矣！
況且，劉備剛剛西定益州，關羽肩負董督荊州大小事務的重任，又怎能因為一時逞強好勝而置軍國重任于不顧呢？這與歷史上關羽熟讀《左傳》，深明春秋義理的風格也相違背。
翻查裴松之注引用的一段文章，似乎可見端倪。
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泵魅沾髸?，請超入，羽、飛并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嘆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弊院竽俗鹗聜洹?/span>
這段話是說，馬超投降劉備之后，劉備對馬超非常厚待。但馬超卻對劉備絲毫不顧及君臣之禮，當著劉備的面還常稱呼劉備的字。這讓恪守禮義，早年間也曾“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的關羽非常生氣。于是與張飛定下計策，在第二天大會上，杖刀立直，馬超大驚，果然就此收斂。
雖然裴松之對這段故事存有異議，但作為晉時著作郎樂資所撰的《山陽公載記》，對于《三國志》原書所錄史實有很大的補正作用，而且多為信史。所以也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馬超雖然“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杰”，但同馬超唱過對手戲的人卻有種另一種評價。如因討馬超有功，賜爵關內侯的楊阜曾評價說：“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又說“超強而無義”。如劉璋賬下治中從事的王商也評價說：“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
《典略》也記載：（馬超）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
馬超投靠劉備是窮途來投，形勢所迫，是否真心？是否忠誠？人品如何？尚未可知。且馬超自恃勇力，又是名門之后，當時僅僅四十歲，虎狼之年，血性方剛，假如劉備帳下沒有人能鎮(zhèn)得住馬超，日后必然會留下禍端。而無論從名氣上還是個人戰(zhàn)力上，能夠鎮(zhèn)得住馬超的人非關羽莫屬。所以關羽千里之外，作書與諸葛亮，借言比武或詢問武藝人品，其實正是起到敲山震虎，遠程威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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