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是拼讀音節(jié)的過程，就是按照普通話音節(jié)的構成規(guī)律，把聲母、韻母急速連續(xù)拼合并加上聲調而成為一個音節(jié)。拼音的要領是：“前音（聲母）輕短后音（韻母）重，兩音相連猛一碰。”拼音時要牢記普通話聲母和韻母的配合規(guī)律：聲母n及零聲母與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都有拼合關系。聲母f、g、k、h、zh、ch、r、z、c、s只同開口呼、合口呼相拼。聲母j、x、q只同齊齒呼、撮口呼相拼。聲母b、p、m、d、t不同撮口呼相拼。開口呼、合口呼韻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聲母都有拼合關系。撮口呼韻母只同j、q、x、n、l及零聲母有拼合關系。拼音時還要注意讀準聲母、韻母和聲調的音值。要讀聲母本音，不要念呼讀音（教學中，在聲母后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發(fā)出的音叫呼讀音）；要把韻母作為一個整體來讀，不要把韻頭、韻腹、韻尾分解開再臨時拼合；要看清調號，讀準調值。常用的拼讀方法有以下幾種：聲韻兩拼法——把韻母當作一個整體，拿來跟聲母相拼。如：h-ào→（浩）。聲母兩拼法——先找準聲母發(fā)音部位，擺好發(fā)音的架勢，然后一口氣念出韻母，拼成音節(jié)。如：拼讀b?。ò停?，先閉上雙唇，憋住一口氣，擺好發(fā)b音的姿勢，然后一口念出a，成為音節(jié)。三拼連讀法——是把帶介音的音節(jié)分析成聲、介、韻三個部件，拼音時連讀成一個音節(jié)。如：q-i-áng→qiáng（強）聲介合母和韻母連接法--是把聲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來，構成一個拼音部件，再同隨后的韻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漢語拼音的由來古代沒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拼合起來就行了.古代，中國的回族兄弟不學漢字，學習阿拉伯語，但他們用阿拉伯文的字母來拼寫口語（漢語），所以這是中國最早的拼音。元朝，蒙古統(tǒng)治者用改變了的藏文的字母來拼寫漢語等語言，叫八思巴字。雖然不是專門拼寫漢語的，但是，也算漢語拼音的一種吧。明朝，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是中國最早的拉丁字拼音。明末清初，出現(xiàn)了用簡單的古字表現(xiàn)漢語語音的拼音方式。民國年間，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這個系統(tǒng)的集中表現(xiàn)。現(xiàn)在臺灣依然使用。但是，同時也出現(xiàn)了拉丁字的拼音運動，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運動結合很密切。共和國成立后，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就是現(xiàn)在使用的這一套方案。聯(lián)合國也承認的。漢語拼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該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注，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目前大部分海外華人地區(qū)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采用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1949年，吳玉章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復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漢語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漢字筆畫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記式圖案式數(shù)字形式而最后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的符號系統(tǒng)，以便于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酒匆舻挠蓙怼俊獫h字拼音的發(fā)明人金尼閣金尼閣，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國的杜埃城，當時為比利時領土，故金尼閣自稱比利時人，而陳垣等人亦稱其為“比利時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穌會。1607年往遠東傳教，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即利馬竇卒年）秋抵澳門，翌年春詣金陵。隨郭居靜、高一志二神父學習華語（另一說從郭居靜及王豐肅）。郭居靜神父到杭州開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報告南方的教務，深得龍華民的賞識。1613年去羅馬向教皇保羅五世“奏陳教務，并請準翻譯經(jīng)典，司鐸用華言行圣祭，誦日課，教宗一一允準”，但因客觀情況未實行。但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準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誦念‘日課’的”。金尼閣“集利馬竇筆記為蠟頂文中國開教史”即《基督教遠征中國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說1615年2月出版）。此書全部敘述是為歐洲人撰寫的。金尼閣刊行《基督教遠征中國史》，題獻教皇，道“書中初次精確地、忠實地描述了中國的朝廷、風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務問題”，是為歐洲人敘述中國比較完備無訛之第一部書，亦可說是第一部稱得起“漢學”的著作，當時頗具聲譽。是書原為利馬竇神甫的意大利文紀錄，經(jīng)金尼閣譯為拉丁文，并增加了兩章，敘述馬竇之病故及殯葬的事。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1583年來到中國，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羅常培根據(jù)文章的漢字與拉丁文對照的譯文，整理出一個包括 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漢語拼音方案。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jīng)”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jīng)”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段髯制孥E》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jù)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金尼閣回歐洲后，演講招募去中國傳教之人，眾人被其極富魅力的鼓動所吸引，爭先恐后，以致于當?shù)亟虝坏貌怀雒嫱裱詣褡?。金尼閣在吸引和選擇人才方面，可謂功不可沒。同時為在中國的教會圖書館募集圖書，帶來教皇所賜之西書七千多部（《遠西奇器圖說》原作便是金尼閣帶來的七千部書中之一）。1619年，金尼閣再次抵達澳門。1621年春金尼閣“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視察教務。翌年赴杭州被難；一六二三年，往河南開封開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陜西。1626年在王徵的協(xié)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資》三卷?！段魅宥抠Y》的目的，據(jù)他自述，“在使中國人能在三天內(nèi)通曉西方文字體系”?！段魅宥抠Y》作于1625年， 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稱沿襲利瑪竇所創(chuàng)體制，即用利瑪竇二十五字母“互相結合，上加五個字調記號，來拼切一切漢字的讀音。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人稱“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現(xiàn)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fā)。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于拼寫北京音。于是漢字讀音就顯得極其簡單，極其有條理，不但把向來被人認為繁雜的反切，開了一條所謂‘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國好些音韻學家對于這種簡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熱忱”。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蕓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余，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書中再三稱引《西儒耳目資》，如說“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當合悉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漢字拼音化主張的萌芽）。傳教士的方法震動了中國音韻學家，直接啟示他們在西方拼音文字幫助下尋求對漢字記音系統(tǒng)更完善的描寫。稍后劉獻庭（繼莊）的《新韻譜》即在這種刺激下撰成，錢玄同說劉氏已清楚認識到“必須用了音標，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羅常培《劉繼莊的音韻學》一文則認為該書重點就是“著眼于統(tǒng)一國語與調查方言”。錢玄同甚至認為，《新韻譜》成書之年（1692）實可作為“國語運動”的紀元。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從此就在杭州專心傳教和著述。“華人曾言言詞理文筆之優(yōu)，歐羅巴諸司鐸中殆無能及者。其遠非常人所能及之記憶力，其好學不倦，雖疾病而不輟，其時常從事之譯業(yè)，或譯拉丁文為漢文，或譯漢文為拉丁文，使之諳練語言文字，故言談寫作均佳，無論文言或俚語也”。他大部分的著作為拉丁文，寫成中文的即在陜西的《西儒耳目資》一書。金尼閣第二次來華時還帶來大量外文書籍。這不僅因為他個人熱愛書籍，遵循利瑪竇開創(chuàng)的學術傳教之路，而且因為金尼閣在返回西歐前接受了在華傳教會讓其在歐洲廣泛募集圖書，從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會圖書館的任務。他這次前來，不只帶來了這些西學人才，讓后人感興趣，他還為中國帶來了整整一個圖書館的書籍。據(jù)說，這些書都是精裝本，無一重復，囊括歐洲古典名著和文藝復興運動以后的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最新成就。為了募集新書和儀器，金尼閣漫游意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終于收集了精裝圖書7000余部。金氏本人估計所收書籍和儀器在離歐時價值1萬金幣。為此，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翻譯計劃，聯(lián)絡了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jīng)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向達先生稱這一舉動：“比之玄奘求經(jīng)西竺，蓋不多讓”。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穌會司鐸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區(qū)留下鎮(zhèn)桃源嶺村），“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流產(chǎn)。后來，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譯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書籍蒙上塵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fā)現(xiàn)了“七千部”中殘余的數(shù)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的科學典籍一、從簡略的回顧中，闡明從19世紀末發(fā)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tǒng)一、社會的發(fā)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漢民族共同語統(tǒng)一的發(fā)展趨勢，注定會以失敗告終。二、通過注音符號、國羅、北拉和漢語拼音方案的歷史淵源關系，具體說明方案在哪幾方面繼承和發(fā)展了這幾種拼音的主要優(yōu)點并加以創(chuàng)新，從而總結了二十世紀前六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創(chuàng)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歷史經(jīng)驗。三、通過對臺灣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之爭的分析 ，揭示隱藏在這場發(fā)生在臺灣的激烈論戰(zhàn)的背后，其實質性問題是什么。一、漢語拼音運動與國語和普通話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漢民族標準語的拼音方案。漢民族標準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漢語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通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適應當時社會發(fā)展和科學文化發(fā)展的需要，然后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標準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標，但內(nèi)在關系卻十分密切。就歷史淵源關系說，切音字運動發(fā)生最早并引發(fā)了國語運動。其后，國語標準音的確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guī)范化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產(chǎn)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的論述也由此入手。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致中國社會產(chǎn)生聲勢浩大的漢語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中國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xiàn)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于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fā)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jīng)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jīng)發(fā)生動搖。甲午戰(zhàn)爭后，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巨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臺灣和澎湖等地。其時，朝野震驚，激發(fā)了社會民眾，特別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吁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響應，紛紛起來創(chuàng)制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