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首次公布了社會融資規(guī)模季度數據。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guī)模比去年同期略少，保持基本穩(wěn)定。“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guī)模”繼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后，“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在完善金融調控機制中，進一步提出“優(yōu)化貨幣政策目標體系，健全貨幣政策決策機制，改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環(huán)境”。“社會融資規(guī)模”顯然作為優(yōu)化貨幣政策目標體系的一大思路，也是央行在融資結構逐步多元化的背景下，進一步拓寬貨幣政策的關注面和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一種有益嘗試。近日，本報記者就上述市場關心的問題采訪了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yè)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記者：為全面準確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規(guī)模，進一步搞好金融宏觀調控，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中央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guī)模”。央行提出，用社會融資規(guī)模來替代人民幣貸款和M2作為貨幣政策的監(jiān)測指標或者說是貨幣政策的中間變量。對此您怎么認為？
郭田勇：宏觀調控的思路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一直以來的核心是要控制M2。在中國，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與銀行信貸之間的關聯(lián)度非常高。所以，要控制M2，最核心的就是要控制銀行信貸，只要控制住銀行的放貸量，基本上就能把M2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這進而得出一個結論，只要M2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通脹或是大家所詬病的全社會的流動性就能得到控制。但是，正如央行有關部門負責人所言，隨著我國經濟持續(xù)快速發(fā)展，直接融資比例逐步加大，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金融調控面臨新的環(huán)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確定更為合理的統(tǒng)計監(jiān)測指標和宏觀調控中間目標。
也就是說，如果只關注貸款規(guī)模，可能會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繞規(guī)模的東西就從信托產品、外匯貸款等地方冒出來，影響宏觀調控的最終效果。而這里確實存在一個問題，單一對銀行信貸進行調控，而其他的融資渠道沒有被調控，或者說，也沒有辦法進行調控，這種調控是否合理值得進一步探索。
記者：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從實體經濟融資渠道日益多元化的角度理解“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guī)模”。事實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金融市場的改革創(chuàng)新以及國際化程度的提高，中央日益重視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特別是2004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發(fā)展資本市場的若干意見》，專門強調要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如此一來，一個必然的結果就是要相對減少間接融資的占比。是這樣嗎？
郭田勇：現在都在講“十二五”期間要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其實，只要按照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控制信貸，直接融資比例肯定會大幅度提高。特別是今年央行實施“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這是非常有效的一個工具，商業(yè)銀行貸款多了，“一差別”就按住了。但是，東方不亮西方亮，這邊控制住了銀行信貸，企業(yè)通過其他方式融資的量就上去了，最后很容易導致融資總量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控制。
因此，僅看銀行信貸或M2這個指標，比較狹隘，或者說這個指標的代表性及真實性有問題。所以，現在央行提出社會融資總量，因為金融機構最根本的還是通過金融手段為社會提供融資，銀行信貸也僅僅是融資手段之中的一種。這樣，考察社會在某一段時間內總的融資發(fā)生量，相對于銀行信貸而言，可能更加客觀、全面。社會的融資總量概念的提出大概是從這里來。
記者：有專家對當前披露的社會融資統(tǒng)計口徑提出異議，認為如果將規(guī)模巨大的外匯占款、國債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等剔除在社會融資總量之外，會令統(tǒng)計數據缺乏代表性。您怎么看？
郭田勇：這個問題央行已經進行了解釋，有一定的道理，這些內容雖然沒有包括在社會融資統(tǒng)計口徑中，但相信央行對外匯占款、國債和FDI數據肯定是有監(jiān)測的，也相信是會作為調控的參考依據。另外我要說的是，如果要反映“融資總量”的概念，還理應包括民間借貸等非正規(guī)融資，不過目前這些在統(tǒng)計中還是個盲點。
從嚴格意義上講，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到底是什么，這是有疑問、有爭議的。而如果真正把它還原成社會融資總量原本應當具備的內涵，那么它的可測性就是個問題。
記者：從根本上看，衡量總信貸或總信用增長最終效果的是通脹率和資產價格，只管住社會融資中的幾項肯定是不夠的，那么，到底M2和通脹有多高的關聯(lián)度？社會融資總量與通脹的關聯(lián)度又有多高？
郭田勇：“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如水、物價如船，水漲則船高”，持此類看法的學派認為，貨幣既然是商品交換的中介，如果貨幣量增加的速度超過了實質經濟增長的速度，整體物價就必然上漲。因此，控制銀行信貸固然有它的道理，而從中國的貨幣供應來看，最主要的形成方式是銀行信貸，其他的一些融資方式，包括發(fā)行股票、債券這些直接融資方式，并不能創(chuàng)造貨幣，那些融資方式并不能直接形成M2的增長。所以，從邏輯上講，M2是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這個值如果被認為跟通脹、GDP的關聯(lián)度更高的話，那么，調控M2有其合理性。
而社會融資總量除了銀行信貸之外，還包括其他方式的融資量。目前整個社會的融資結構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這些變化使得信貸總量占全社會融資總規(guī)模的比例逐年減少，其他渠道和形式的融資量雖然單個看都比較小，但加在一起比例也很大，這個值跟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也應當具有比較高的相關性。
我注意到，央行調查統(tǒng)計司司長講，未來社會融資總量應該成為新的貨幣政策的中間變量。假如社會融資總量作為中間變量，現在看它與GDP和CPI的相關性程度應該比M2高。值得注意的是，貨幣政策中間變量的“三性”——可控性、可測性和相關性都比較好的話，作為中間變量才更有意義。但是，我擔心可控性和可測性。
記者：從央行公布的一季度金融數據看，今年3月末，M2增長16.6%，比上年末低3.1個百分點；一季度人民幣貸款新增2.24萬億元，同比少增3524億元，信貸投放的季節(jié)均衡性有所提高；社會融資規(guī)模一季度增加4.19萬億元，同比少增3225億元。您認為這個數據理想嗎？
郭田勇：從央行調控的角度看，這是比較好的數據，可以說，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初見成效。其中直接融資保持較快發(fā)展，企業(yè)債券、非金融企業(yè)境內股票融資、委托貸款同比多增，本外幣貸款、信托貸款、銀行承兌匯票同比少增。
也可以說，現在央行控制銀行信貸的方法很有效，控制銀行信貸以后就能夠控制M2。所以，在很大程度上，M2的可控性程度比較高。而在社會融資總量中，只有銀行信貸的可控性比較高，股票、債券和保險基本上不在央行的控制范圍內，這顯然是比控制M2差得多。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在短時間內，用社會融資規(guī)模替代信貸指標作為中間目標還不能完全實現，只能作為一個監(jiān)測指標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