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學”駁雜而不純，但也兼收并蓄，單從胸懷和氣度上來講倒真可以說是海納百川。因此由“齊學”-----“稷下之學”一脈傳承下來的秦漢新道家骨子里對任何意識形態(tài)都有著天然地反感和排斥，于是就確如高專誠先生所言：
“從漢武帝時代開始，思想界的斗爭逐漸展開。不管漢武帝的內(nèi)心如何，他對儒學和儒生的重視，致使一些對此類儒生心懷不滿的學者們開始利用各種方式排斥儒學，方式之一就是提高黃老之學的歷史影響和地位。為了充實黃老之學，亟需從先秦思想中尋找更多思想來源，于是就開始夸大或制造稷下學派。另一方面，強調(diào)稷下學派的存在及其在古代受到的上好待遇，恐怕也是在漢武帝思想高壓政策之下的士人們的美好愿望之一?！保▍⒁姡焊邔Ｕ\《稷下學派考疑》——原載《晉陽學刊》2007年第4期））
這種推測從情理上講應(yīng)該還是有一定的道理和可能性的?！梆⑾聦W士”問題的提交出場，是在武帝時代，并由司馬遷這位有黃老道家學術(shù)背景的史學大師率先拈出，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高先生的有些話似乎就有點兒過甚其言，帶有專斷的意氣了，他說：
“齊宣王于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02年在位，不足20年。就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nèi)，黷武的齊宣王幾乎每年都會發(fā)動戰(zhàn)爭，卻在同時給76位士人以上大夫的生活待遇，還要招待成群結(jié)隊的普通士人。很顯然，以一個諸侯國的實力，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做到的。與此同時，齊宣王還得聽取這些先生和學士們的政治主張和施政建議，否則稷下之學就會有名無實。那么，齊宣王本人能有這份精力和時間嗎？回答也應(yīng)該是否定的?！薄ㄒ娗敖遥焊邔Ｕ\《稷下學派考疑》）
筆者認為高先生多慮了，“稷下學士（先生）”之存在和對學士們的優(yōu)厚待遇，這應(yīng)該不成問題。眾所周知，齊國自桓公用管仲為相后“以區(qū)區(qū)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以當時齊國的實力——“于是齊最強于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保ā妒酚洝ぬ锞粗偻晔兰摇罚С职偾说囊粋€自由學術(shù)團體如果都力不能逮的話，那也與齊國當時的霸主地位太不相稱了。那時候齊宣王的雄心是要“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而事實上“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zhàn)勝于朝廷”（《戰(zhàn)國策·齊策》）。如果連區(qū)區(qū)幾個知識分子都養(yǎng)活不起，如何養(yǎng)活一支龐大的軍隊和官僚機構(gòu)？而齊宣王的招賢納士之誠懇與犒賞的高級待遇在當時也應(yīng)該是事實，這在其對孟子的言談中也明白顯露：“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yǎng)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丑下》)。而高專誠先生又說：
“事實上，無論是以齊國的經(jīng)濟能力來說，還是以政治必要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來說，在當時要建造一個能夠容納“數(shù)百千”人的“館”或“宮”，都是有相當難度的，也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是讓這“數(shù)百千”人聚集在一個地方聆聽演講或相互辯說，以當時的技術(shù)條件，也是超乎想像的。更不用說，在《史記》最初的描述中并沒有提及類似“學宮”的地方?！?（見前揭：高專誠《稷下學派考疑》）
誠如高先生所言，司馬遷并未有“稷下之宮”之說法，這一點筆者非常贊同。筆者亦以為所謂“稷下學宮”確實是出于后人之附會，屬于歷史“層累效應(yīng)”的結(jié)果，后人只是“想當然耳”（似乎真正明確提出“稷下之宮”這一概念的是在漢末徐幹所著《中論》一書。《中論·亡國篇》云：“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shè)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但其實通行本《中論》原作“稷下之官”，今人據(jù)四庫本改作“宮”。按：此乃妄改，當以“官”為是。“稷下之官”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所謂“（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為上大夫”者。）。但高先生說齊國“在當時要建造一個能夠容納'數(shù)百千’人的'館’或'宮’，是有相當難度的，也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是讓這'數(shù)百千’人聚集在一個地方聆聽演講或相互辯說，以當時的技術(shù)條件，也是超乎想像的?！边@話似乎就亦有些“想當然耳”了。且不說“稷下之學”是否一直延續(xù)至齊國滅亡，但從“稷下之學”極盛的齊宣王時代至秦王嬴政統(tǒng)一六國，才不足百年時間，那么始皇帝造“阿房宮”建長城又作何解釋？這些世界建筑史上的輝煌奇跡豈不是更加不可想象？所以問題的關(guān)鍵并不在于齊國當時是否有能力建造一個所謂的“稷下學宮”，而是當時在齊國并不存在一個專用大型建筑叫做“稷下學宮”，因為這些聲名顯赫被賜為“上大夫”的“文學游說之士”皆各有其府邸住所，并未住在一處，而是“皆賜列第”各居其所的。
現(xiàn)在問題還得回到原點，本質(zhì)上就是“齊學”或“稷下之學”融攝百家、涵蓄九流，但學問上的駁雜和互動交流卻是源自于談?wù)f論辯之風的盛行。通常情況下學術(shù)探討允許論辯但并非崇尚口舌之利，一般不鼓勵口舌爭勝夸夸其談，更不允許在學術(shù)求真上“飾人之心，易人之意”為辯而辯。但齊國學術(shù)圈中這種好辯尚談的風氣的的確確是存在過的，且其來有自，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其原因就要從開創(chuàng)“稷下”好辯、尚談、夸飾風氣的“鄒衍”、“田駢”、“淳于髡”等“稷下先生”身上去找。《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huán)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睆埵毓?jié)《正義》曰：“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按： “天口”為“吞”，可見“天口”者，口若懸河、氣吞山河也。而“駢”者，明顯諧音“諞”字，影射其夸夸其談也。《說文解字·言部》：“諞，便巧言也。從言扁聲。部田切。《周書》曰：'善諞言?！墩撜Z》曰：'友諞佞?！薄＝裎鞅狈窖灾兄两袢詫㈤e聊、吹牛、侃大山的行為叫做“諞”（更有所謂“諞閑傳”、“胡諞”的說法）。而《說文解字·馬部》：“駢，駕二馬也。從馬并聲。部田切”。可確認“諞”與“駢”讀音完全相同，都是“部田切”?？芍鋰俗I諷之意昭然若揭。
關(guān)于淳于髡的事跡已備詳于《史記·滑稽列傳》和《孟子荀卿列傳》，而淳于髡更是靠耍嘴皮子而揚名立萬的。《滑稽列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shù)使諸侯，未嘗屈辱?！彼抉R貞《索隱》：“滑，亂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言能亂異同也?！彼抉R遷雖然欲極力為滑稽倡優(yōu)者平反恢復(fù)名譽，但正如他自己也承認：“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所蓄，流俗之所輕也。”（司馬遷《報任安書》）他們當時的社會地位并不高，被流俗之所輕。在士林民眾中口碑也并不好，甚至有以禍國奸人視之的（《管子·立政九敗》：“且奸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yōu)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保Ｒ酝饨怀晒汀皟?yōu)諫”博得高名的淳于髡，一貫倨傲不遜，好與人爭勝喜歡“文斗”似乎是出了名的，即使對朝堂顯宦中被外人看來與自己一丘之貉的齊國“三騶”之一的鄒忌也不放過，于是當“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面對更加刁鉆難纏的對手時，陰溝里翻船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劉向《新序·雜事第二》：“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shè)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等曰：'方內(nèi)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nèi)，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居邝盏热Q，鄒忌三知之如應(yīng)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保?br>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yīng)我若響之應(yīng)聲，是人必封不久矣?！迸狁棥都狻芬缎滦颉吩唬骸褒R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shè)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yīng)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倨，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氂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劉向校理過皇家圖書,對此事的記述應(yīng)當是有事實依據(jù)的。這個事件讓我們覺得這“淳于髡”之徒簡直有點兒自取其辱的意思，不但心胸狹窄而且自大傲慢，錯誤地估計了對手和形勢，道德上既無足取，而學問上又無足觀（當然口才是另外一回事），自視甚高而又無益于事，完全沒有象孔門儒者那種溫良恭讓的修養(yǎng)和內(nèi)圣外王的追求。不難推測，在當時以淳于髡而為上首的“稷下先生”們，其社會輿論評價不會太高。要說起“稷下先生”中真正有學識的其實還就屬鄒衍和荀卿了，而鄒衍和荀卿更是更是談?wù)f論辯的高手，尤其是鄒衍更是將海闊天空的夸夸其談推進到了極致（這一點我們下面還要談到），而荀卿本人不但崇尚辯論，更是將辯論上升到了理論和道德高度，荀子聲稱：
“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于鐘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傭俗。故《易》曰：'囊括，無咎無譽?！逯^也?！薄盾髯印し窍唷?/strong>
真正對于“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好之樂之者，必不由自主積極宣揚而傳播之，這是由于人情所不免的基本事實出發(fā)而做出的判斷，只要是有利于“禮義”道德的恢復(fù)與重建，“弘揚主旋律”有什么不對？于是“樂言”、“必辯”不單具有了邏輯上的合理性，還成為一個“君子”道德上的必須和立身處世的責任，甚至是成為從外部行為表現(xiàn)上判斷一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的客觀標準：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薄盾髯印し窍嗥?/strong>
對于先王傳授的“禮義”道德不但要積極宣揚，遇到大是大非還有勇于爭辯，不單要辯還要分出高下、優(yōu)劣（是非），即所謂得“仁之中”而后可，否則不如沉默。荀子做為祭酒——國家學術(shù)帶頭人，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荀卿的大力推動和倡導(dǎo)下，流風所及齊國“稷下”百家九流無不披靡傾倒，遂成一時風氣，鮮有能置身事外者?！尔}鐵論·論儒》云：“齊宣王褒儒尊學，孟子、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泵献幼鰹椤梆⑾孪壬碑敃r面對齊國如此強大的社會風氣不就曾感嘆道“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而《莊子》弘大漫衍、汪洋恣肆的文風顯然亦是受了當時“齊學”夸誕風氣的影響無疑，《逍遙游》中關(guān)于“北冥鯤鵬”的神話，莊子明言出自于《齊諧》即是明證。其實齊人好議論、喜夸誕的風俗特點史家早有定論：
《史記·貨殖列傳》：“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
《漢書·地理志》：“太公以齊地負海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yè)，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shè)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
初，太公治齊，修道術(shù)，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jīng)術(shù)，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strong>
根據(jù)上述文獻記載，足智而好議論，故其人勇于思想，勇于想像，能發(fā)新奇的議論。迂遠而夸大，故他們的想像力往往不受理智的制裁，遂容易造成許多怪異而不近情實的議論。《莊子》里說：'齊諧者，志怪者也?！献玉g咸丘蒙道：'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梢婟R人的夸誕是當時人公認的。這便是'齊學’的民族的背景。”而筆者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當時整個齊國的風氣無疑正是受到了“稷下先生”的影響，齊國“稷下”無疑就是“黃老道德之術(shù)”的策源地。而“齊學”或“稷下之學”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宏肆漫衍、閎大不經(jīng)的風格與特征：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huán)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huán)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shù)，因發(fā)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huán)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其次騶衍，后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圣之篇十余萬言。其語閎大不經(jīng)，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shù)，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zhuǎn)移，治各有宜，而符應(yīng)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nèi)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shù)。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環(huán)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qū)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huán)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shù)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jié)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shù)，懼然顧化，其后不能行之?！?nbsp;
又：“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shù)以紀文?！|衍之術(shù)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此所謂“黃老道德之術(shù)”最初形式上就是依托于閎大不經(jīng)之論，作怪迂炫博之言，頗有些類似《山海經(jīng)》中對“海外”殊方絕域神異怪迂之事跡的渲染。但其內(nèi)容或宗旨上卻是再普通不過的近乎儒家的“止乎仁義節(jié)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之論，確實是“卑之無甚高論”的。而之所以托之于黃帝和老子，完全都是因為他們都是“升遷”異域的代表，是一種對于渴望游歷神奇的遠方異國和對別有洞天的奇幻世界某種理想化烏托邦的熱切向往和幻想表達。簡單說來：黃帝代表“升”，老子代表“遷”。
《史記·孝武本紀》：“于是黃帝迎日推筴，后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S帝且戰(zhàn)且學僊，……黃帝釆首山銅，鑄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澝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髃臣后宮從上龍七十余人，乃上去。”；
漢·劉熙《釋名》：“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
葛洪《抱樸子》：“上士舉行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蛻，謂之尸解仙?！?/strong>
黃帝“僊登于天”，與傳說中老子騎青?！白蠚鈻|來”過函谷關(guān)而莫知所蹤一樣被認為乃“遷化”的方式，是對于殊方異域的理想化向往與追求，用我們今天的話講就是“生活于別處”。于是所謂“漫游”、“遨游”、“游仙”、“逍遙游”就成為“道家”的某種標志性時代話語而時時浮現(xiàn)于戰(zhàn)國末年至秦漢方士們的理想化生存圖景中（實際上這“游方”之舉并不僅限于“道家”之流，舉凡受到道家學說影響的其他諸子百家都有志于“游”，如孔子的“周游列國”，孟子的“傳食諸侯”，縱橫家的四方游說等皆是也。）。
《莊子·逍遙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strong>
所謂“道可道，非常道”，“道”第一義諦就作為“道路”之意，于是有了某種延伸性的指向，指向某個遙遠之地，那個渺茫神秘的“別處”。第二就是作為“言說”之意。這個雖然“道”在老莊的純粹形而上的哲學層面來講雖然是不可言說的，但在闡揚大道、道濟天下的責任擔當要求下，迫不得已之下仍需要言說，只不過言說的方式不同，需要“以卮言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罷了，于是一種具有“漫衍”性的言說文體就應(yīng)運而生了，其特征就是宏大不經(jīng)、鋪排恣肆（《齊諧》即其代表。《齊諧》應(yīng)該就是后世漢賦的鼻祖，其作品當以炫博、夸誕、宏衍為其基本風格，以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鋪排恣肆是基于文章辭藻或修辭上的特征，而宏大不經(jīng)是對于其文體和內(nèi)容之的根本要求。于是在這一思想指導(dǎo)下，“道”畢竟是“可道”的，只不過說出來的方式是以“非常道”的方式，而這種“非常道”的言說方式又被認為是最合乎“道”的，于是浸染了道家思想因子的文人方士們就有意識提高自己的汪洋恣肆、口若懸河的健談能力，以健談為高，以善辯相尚，并在“言”與“文”內(nèi)容上雜以離奇之跡、神異之事，恢弘渲染、夸飾描摹正合乎其玄之又玄的“非?！敝暗馈?。那健談的淳于髡竟然口吐蓮花“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真乃神人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wù)?？陀幸婘沼诹夯萃?，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萃豕种宰尶驮唬?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qū)逐；后復(fù)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途咭詧笸?，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后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萃跤郧湎辔淮?，髡因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未完待續(xù)！
（本文由卜殿東原創(chuàng)，歡迎關(guān)注“虛室生白吉祥”并溝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