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顯性文獻很少與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有什么直接的關聯(lián)。但是“索隱”托爾斯泰的生命歷程，他的《戰(zhàn)爭與和平》事實上不斷地與大教堂交錯。
列夫·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作為世界文學的藝術高峰，對其研究，無論在俄羅斯境內，還是在全世界，都極為充分了，任何一點創(chuàng)見性突破都是極艱難、極富挑戰(zhàn)性，同時又是極其隆重的。
與《戰(zhàn)爭與和平》相關聯(lián)的大教堂
天下皆知，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戰(zhàn)爭與和平》是紀念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偉大豐碑。但是，從未有人意識到，這部偉大作品與矗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救世基督大教堂”有關聯(lián)。
一般人，包括俄國人，甚至也包括莫斯科人，對基督救主大教堂的“感知”，都是將其視為東正教的偉大殿堂，自然偏向關注它的宗教功能。只有進入其中，看到鑲嵌在大教堂內部的紀念壁板，才會“意識”到：俄羅斯最宏大的東正教教堂，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 Храм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是純粹為了紀念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勝利而建，是俄羅斯帝國紀念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而修建的最大的“物質”紀念碑。然而即便步入其中，一般的俄羅斯人也很少將其與紀念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另一個更大的豐碑——《戰(zhàn)爭與和平》聯(lián)系起來。
除了托爾斯泰傳記專家古謝夫在《托爾斯泰年譜》（第一卷）略微提及以外，至今尚無人討論兩大豐碑之間的關聯(lián)。但是，經過細心考證，就會發(fā)現(xiàn)兩座豐碑之間存在著特別的聯(lián)系：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極有可能是被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刺激”、“激發(fā)” 的結果，這座位于莫斯科中心的、紀念 1812 年事件的主題極其單一的大教堂至少是《戰(zhàn)爭與和平》的創(chuàng)作動機之一。
兩座紀念豐碑各屬兩個不同的文化領域，若無強大的“事實”依據(jù)，的確很難被關聯(lián)起來。
而且，大教堂是19世紀80年代才全部竣工。而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在1869年已經全部寫就，到大教堂“開放”之日，已經發(fā)表了十多年，因此，說一個“后完成者”是一個“先完成者”的動機，時間順序上就不對頭。另有蹊蹺的是，這座修建了50年的大教堂，在1881年正式開始從事宗教活動以后，又過了50年，即1931年，也就是在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120周年紀念前夕，竟然又被蘇聯(lián)當局用炸藥徹底炸毀了。從此以后，自然也就沒有人再去思索這座大教堂所關涉的問題了。
如果從紀念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這一主題來看，作為這一偉大事件的紀念碑的大教堂，與1930年代推行的意識形態(tài)并不相悖，不該炸毀。但是，當它作為東正教的最重要的象征物的時候，便顯得格格不入了。所以，當最高決策層籌劃建設“蘇維埃宮”的時候，便毫不留情地選擇了炸毀教堂騰出莫斯科中心“地王”的方案。
1991年，蘇聯(lián)解體之后，立刻有人動議重修大教堂，剛剛進入新世紀，大教堂就神速地重新矗立起來。當我走進大教堂之內，看到大教堂內壁那些寫滿了紀念俄法戰(zhàn)爭文字的墻板，強烈地意識到列夫·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的創(chuàng)作一定與這個龐大的、設計主題十分單一的建筑物有某種關聯(lián)。它與它，兩座紀念1812年偉大事件的豐碑，一座是“物質”的，一座是“非物質”的，二者之間至少可以有四大關聯(lián)：第一、兩大豐碑是一組平行線。第二、兩大豐碑的修建程序有許多交錯。第三、作為帝國紀念豐碑的性質與《戰(zhàn)爭與和平》“人民”主題之間的角力。第四、《戰(zhàn)爭與和平》的創(chuàng)作動機，極有可能也受到大教堂的刺激。前三種關聯(lián)需要細心考辨，隨之而進行的對第四種關聯(lián)的探索，一旦成立，將是對于《戰(zhàn)爭與和平》的研究的一個突破。
托爾斯泰自述《戰(zhàn)爭與和平》創(chuàng)作動機
在《戰(zhàn)爭與和平》的稿本中，托爾斯泰曾明確記下這部偉大作品的創(chuàng)作動機：
1856年，我開始寫一篇帶有鮮明傾向的中篇小說，它的主人公應該是帶著家眷回到俄羅斯的十二月黨人，接著，我不由自主地從那個時代回溯到1825年，那是我的主人公迷茫和不幸的年代，于是，我便從那時開始寫起。但是，在1825年，我的主人公已經是有家室的成年人了，為了理解他，我不得不需要再一次推溯到他的青年時代，而他的青年時代正值對于整個俄羅斯來說最為光榮的1812年。我又一次拋棄我的開頭，而從1812年寫起，它的氣味，它的聲響，至今我們還可以聽聞，對于我們依然是那樣親密，但是，它距離我們已經遙遠。我們已經能夠平靜地思索它了。但是，我又不得不在第三個開頭停下來，這一次，不是因為我最初要描寫的那一個主人公而停下來，相反，在那個偉大時代的半歷史、半社會、半虛構的偉大的人物性格中間，我的主人公個性已經退隱到寫作藍圖的后面，而在藍圖的前排，讓我產生奇異興趣的，既有那個時代的青年，也有老年，既有那個時代的男人，也有那個時代的女人，……就這樣，從1856年一直溯回到1805年……。（俄文版《托爾斯泰全集》90卷集，第13卷，第54頁）
正因為托爾斯泰已經如此明確寫出《戰(zhàn)爭與和平》的寫作動機的發(fā)育過程，所以，無人關注這場寫作與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的關聯(lián)。
但是，它至少給《戰(zhàn)爭與和平》的研究者提供了兩個明確的信息：
第一、《戰(zhàn)爭與和平》的創(chuàng)作動機是受現(xiàn)實生活的觸動而發(fā)生的。1856年是一個“大轉變”開始之年。1855年3月2日，鎮(zhèn)壓十二月黨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失敗后“莫名其妙”死亡，亞歷山大二世繼位俄國新沙皇，這位繼任者一上臺，就表現(xiàn)出“改革”的意向，發(fā)布手諭允許那些曾被宣判永久流放的十二月黨人可以離開流放地，于是才出現(xiàn)了十二月黨人的“回潮”。托爾斯泰此時關注十二月黨人，因為在他身邊，在他的親屬中，就有回歸的十二月黨人。
請注意：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關于托爾斯泰文學創(chuàng)作的“原理性”命題：因現(xiàn)實事件的刺激激發(fā)而創(chuàng)作，這是托爾斯泰現(xiàn)實主義的一大特征。
第二，這部偉大的小說的主題設計，不是一開始就清晰的，不是一開始就確定無疑和堅定不變的，它是逐漸發(fā)育的，它是在歷史時間的回溯中游移變動的。
請注意：這里又出現(xiàn)了一個關于托爾斯泰文學創(chuàng)作的“原理性”命題：大雷雨是由一個雨點開始的，此處一個雨點，彼處一個雨點，不斷連綴，最終組織成一場大雨，這是托爾斯泰小說詩學，這種詩學特征特別適合于他的大部頭作品，他的三大長篇小說，都是由一個動機開始，隨之不斷有其他動機加入，最后構成豐富龐大的整體。
“索隱”《戰(zhàn)爭與和平》與大教堂的關聯(lián)
托爾斯泰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顯性文獻很少與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有什么直接的關聯(lián)。但是“索隱”托爾斯泰的生命歷程，他的《戰(zhàn)爭與和平》事實上不斷地與大教堂交錯。
這座大教堂的奠基，就是在托爾斯泰眼皮底下進行的。
1837 年6月，作家的父親突然去世。1838年，本來居住在莫斯科的小托爾斯泰不得不回到故鄉(xiāng)雅斯納亞·伯良納。1839 年8月底，托爾斯泰又從鄉(xiāng)村雅斯納亞·伯良納來到莫斯科。不能肯定此行目的是什么，不過，古謝夫認為，此行目的，極有可能是為了觀看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的奠基儀式。古謝夫如此“索隱”的依據(jù)是托爾斯泰回憶錄的未完成稿。古謝夫認為，托爾斯泰的小說《少年》和《戰(zhàn)爭與和平》中的有關描述就是依據(jù)這段童年經歷。
《少年》的一段手稿記載了小尼古連卡觀看沙皇駕臨莫斯科的盛典，《戰(zhàn)爭與和平》中以極大的篇幅描述了羅斯托夫家的小彼佳觀看沙皇檢閱的盛典。兩篇小說中這兩次盛典描述，其“記憶”根源，都是1839年9月10日尼古拉一世親臨莫斯科參加大教堂奠基的盛事。據(jù)古謝夫考證：少年托爾斯泰是從米留金住宅的窗戶看到這一慶典的。這位米留金是基督救主大教堂建設委員會的管理人, 他的住宅屬于這個委員會，就在大教堂奠基慶典場地的對面。那就是說，這座位于克里姆林宮之側的宏偉大教堂在興建的第一天，就已經被托爾斯泰關注了。
另一個“索隱”更為可靠。這座大教堂從 1839 年奠基，到 1883 年正式使用，歷建 44 年，但是， 它歷史豐碑的特性，并非等到 1883 年才最后顯露出來。
根據(jù)托爾斯泰自己的表述，1856年是《戰(zhàn)爭與和平》動機發(fā)生年。而那一年，大教堂腳手架部分拆除，著名的宗教建筑畫家斯特魯科夫畫了幾幅基督救主大教堂的雄偉豐姿，這些畫被印制成明信片之類的印刷品，廣為流傳。圖片中，莫斯科河畔，大石橋頭，大教堂赫然聳立，行人游客紛紛注目。畫家把大教堂畫在行人
游客的頭部上方，意欲凸顯大教堂對世人造成的震撼。其中也一定包括托爾斯泰。
第三個可以“索隱”的史實也發(fā)生在1856年。這一年年初，列夫·托爾斯泰到圣彼得堡，在1856年2月4日的日記中記下這樣一句：“在托爾斯泰家晚會，從涅克拉索夫那里拿到錢，和庫特列爾呆坐到兩點。”（《托爾斯泰全集》第47卷，第65頁）這一筆日記，有三個“行跡”值得“索隱”，一個是從涅克拉索夫拿到的錢是400盧布預支稿費?！冬F(xiàn)代人》雜志培育了托爾斯泰，但是，托爾斯泰沒有把自己的大型作品交給《現(xiàn)代人》。另外，這位“庫特列爾”是托爾斯泰在塞瓦斯托波爾戰(zhàn)役時的戰(zhàn)友，他作為托爾斯泰的文學“模特”出現(xiàn)在《哈吉·穆拉特》當中。高加索服役，塞瓦斯托波爾參戰(zhàn)，這是托爾斯泰戰(zhàn)爭觀建立的基礎，不僅僅只是影響了《哈吉·穆拉特》，更強烈影響了《戰(zhàn)爭與和平》。但是，對于我的論題，這段日記所記的第三個“行跡”最值得關注：這里提到的晚會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堂叔費得羅·彼德洛維奇·托爾斯泰家的晚會。
費·彼·托爾斯泰在1828年至1859年間是俄羅斯藝術科學院的副院長，他家的晚會，聚集了當時許多著名作家、音樂家、演員。費·彼·托爾斯泰本人也是一個造型藝術家。他傳世的作品極少，但是當年，他的名氣極大，他曾在圣彼得堡造幣廠擔任設計師，1812 年衛(wèi)國戰(zhàn)爭之后，他設計了一套紀念 1812 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的紀念章，紀念章共 21 枚，選擇了1812 —1814 年戰(zhàn)爭最有代表性的場面加以塑造。2012年，我見到了這批紀念章原件，它們被鑲嵌在16厘米的磁盤里，圖案莊重典雅，基本上是古羅馬風格。費·彼·托爾斯泰從此名聲大振。關于他，更為著名的是這些紀念1812年戰(zhàn)事的紀念章圖案被應用到圣彼得堡冬宮廣場的亞歷山大柱的基座浮雕設計當中。亞歷山大柱是圣彼得堡紀念1812年戰(zhàn)爭勝利的最宏大的紀念碑。1834年8月30日，冬宮廣場舉行浩大的亞歷山大柱揭幕儀式，場面空前壯觀。
還有更為重要的信息。正是在列夫·托爾斯泰孕育十二月黨人故事的1850年代，他的這位叔公擔任了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大門的模型設計。大教堂有12扇大門，每一個立面各三扇，用紫銅鑄造而成。也就是在青年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出入叔公沙龍的年代，這些大教堂的大門從圖紙落到了地面。
最后一個可“索隱”的事件是：1860年，基督救主大教堂外部腳手架全部拆除，這座豐碑首次亮相，它的宏偉姿態(tài)全部展現(xiàn)給世人。這顯然與迎接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50周年熱潮有關。1862年，在大教堂的屋頂安裝了青銅護攔，這是原設計沒有的新增項目。其目的是供人登頂參觀。
眾所周知，這一段時間，列夫·托爾斯泰全身心投入兩件事，一是雅斯納亞·伯良納的教育以及一切與教育相關的事業(yè)。另一個是自己的婚姻。兩件事表面上都與大教堂無關。但是，辦教育需要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取經”，而每一次“取經”都要經過莫斯科，而每一次到莫斯科，托爾斯泰都必到未來的未婚妻家里。
托爾斯泰未婚妻索菲亞娘家姓別爾斯。索非亞的父親是宮廷醫(yī)生，他的家就在克林姆林宮之內，1860年至1862年，托爾斯泰出入未婚妻別爾斯家的時候，一定會看見剛剛拆除了腳手架的輝煌的大教堂。這座大教堂作為一個物質實體，總在托爾斯泰的視野當中。而我們知道，一年之后，托爾斯泰離開十二月黨人的主題，動筆創(chuàng)作《戰(zhàn)爭與和平》。
我在莫斯科買到一本畫冊，它是1888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攝影圖片集，書名為《從基督救主大教堂看莫斯科》，其中是一位攝影家在1867年從大教堂俯拍莫斯科的360度全景組圖。從攝影家的視點可見，1867年前后，大教堂的頂部是莫斯科城最新的制高點。大教堂作為莫斯科的新的核心，作為莫斯科東正教宗教以及俄羅斯政治核心，作為俄羅斯帝國國家級紀念1812年戰(zhàn)爭的核心，已經赫然聳立起來了。
如果用“反打鏡頭”閱讀這些攝影作品，那么，行走在莫斯科街巷的人，一定是抬頭即見大教堂。而這幾年，正是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戰(zhàn)爭與和平》的高峰期。
以上四條“索隱”，可以證明列夫·托爾斯泰與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的關聯(lián),絕不僅僅是“擦肩而過”，這些線索的交匯，不斷刺激、激發(fā)著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偉大作品的激情。
《戰(zhàn)爭與和平》與大教堂的對話
大教堂是皇家確立的官方紀念碑，而《戰(zhàn)爭與和平》，是托爾斯泰對俄國“官方1812年書寫”的抵抗。官方的盛大從反方向“刺激”著托爾斯泰，刺激他一定要寫出一部“對視”大教堂的文學大殿。
這里僅舉一例?！稇?zhàn)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發(fā)明了一個著名的“圓錐體”理論。托爾斯泰認為，參戰(zhàn)的所有人對戰(zhàn)爭的意義，就像一個圓錐體，沙皇以及沙皇之下的大臣們對戰(zhàn)爭的作用，高高在上，就像在圓錐體的頂端，而普通士兵、普通人民大眾對戰(zhàn)爭的意義，就像在圓錐體的底部：“軍事組織酷似圓錐體，直徑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組成的；比底部較高的截面，是由較高級軍事人員組成的；以此類推，直到圓錐體的頂端就是總司令了?！保蟹颉ね袪査固┪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八卷，363頁）圓錐體頂端，高高在上，指揮運籌，但是，對戰(zhàn)爭的實際作用卻十分遙遠，十分渺小。拿破侖如此，亞歷山大一世也是如此。而普通士兵、人民大眾則是戰(zhàn)爭合力中的大多數(shù)，他們的每一步伐都決定著戰(zhàn)爭的勝敗?！皥A錐體”的戰(zhàn)爭學說,是托爾斯泰寫作《戰(zhàn)爭與和平》的基本指導思想。在小說的“尾聲”，托爾斯泰不惜破壞小說的藝術規(guī)則，用相當大的理論性文字論證這個“圓錐體”之說。
這恰好是從“下”向“上”對視大教堂的結果吧？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文匯報 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