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對中原局勢的判斷與經(jīng)營的得失
高明的戰(zhàn)略家，其戰(zhàn)略眼光無外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為審時，—為度勢。審時而知歷史的發(fā)展階段，度勢而知天下大勢。
治亂交替之際．中原總是一個獨特的舞臺，一批批英雄在這里崛起，一批批英雄在這里敗亡。其成敗興衰均與其在中原經(jīng)營措置的得失相關，而經(jīng)營中原的得失又與他們對中原局勢的判斷密切相關。
中原的局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的地理形勢造成的。中原四戰(zhàn)之地，四面均能受敵，所以紛亂之初，中原注定是一個四方交爭之地，也是混亂、動蕩和種種不穩(wěn)定因素的匯聚之地。從冶到亂，,形勢由中原分散四方，此時，據(jù)中原四戰(zhàn)之地者常難，而據(jù)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從亂到治，形勢由四方匯集中原，此時，則須走出四角．擺脫偏霸局面，進取中原，以爭天下。
這是逐鹿中原的一條規(guī)律。
對于歷代在中原逐鹿的那些或成或敗的英雄，我們都可在這條規(guī)律下檢討其成敗得失之由。下面，我將從不同歷史時期在中原逐鹿中或成或敗的英雄們中間選取一些比較典型的例子，分析他們在中原經(jīng)營的成敗得失與他們對中原局勢的判斷，以使我們對中原地理形勢及其戰(zhàn)略地位能有一個更深入的認識。
在經(jīng)歷了秦末農民戰(zhàn)爭和楚漢戰(zhàn)爭之后，西漢再度統(tǒng)一天下，漢高祖劉邦欲定都洛陽，手下群臣多山東人，主張立都洛陽，說：“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倍(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這時，齊人婁敬謁見劉邦，說，陛下欲都洛陽而與周室比隆，但是，陛下取天下與周室不同，周積善累德十有余世，國人爭隨之，諸侯自歸之，遂以滅商，“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而漢取天下，是靠武力征戰(zhàn)．天下傷痍至今未復，不能與周室相比，因此，不如入都關中。“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奏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張良認為“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shù)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巾……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支持婁敬立都關中的建議。劉邦遂未都洛陽而人都關中。此時天下實已粗定，婁敬、張良等人對中原洛陽的看法尚且如此，若天下紛亂，則中原更不足恃。
西漢的統(tǒng)一后來果然受到前期異姓諸侯王、中期同姓諸侯王的挑戰(zhàn)，西漢政權均能轉危為安。從西漢幾次平叛的情況來看，西漢都關中，的確收到了“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的效果。
東漢末，四方群雄割據(jù)，曹操據(jù)中原。曹操立足中原，東有呂布、陶謙，西有馬超、韓遂，北有袁紹、公孫贊，南有張繡、袁術、劉表，孫權。實賴曹操縱橫捭闔之才，東征西討，南征北戰(zhàn)，歷盡艱險，苦心經(jīng)營，才掃平群雄，統(tǒng)一北方。曹操據(jù)中原以經(jīng)略四方，看實不易，與他同時代的諸葛亮就曾經(jīng)說過：“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圍于南陽，險于鳥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
自西晉的統(tǒng)一瓦解后，歷史經(jīng)歷了幾百年的動蕩，其間，英雄迭起，逐鹿中原，每一方的力量消長、政權更迭或彼此征伐攻戰(zhàn)，都會波及中原地區(qū)。這期間，北方地區(qū)也完成過幾次短暫的統(tǒng)一，但每一次的統(tǒng)一瓦解之后，局勢都會變得更加復雜，中原地區(qū)的局勢也變得更加混亂，更加動蕩。
滅亡西晉的是匈奴劉漢。晉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劉漢攻克洛陽。劉漢大將王彌率先進入洛陽．他對后到的始安王劉曜說：“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劉曜認為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遂不用王彌之策，焚洛陽宮室而去。劉嚯不贊成王彌徙都洛陽的建議，固然有他與王彌矛盾的因素，但也的確出于他對中原形勢的判斷，后來他代劉漢而建前趙，即徙都關中。王彌不知此，罵劉嚯：“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他本人屯兵項關(今河南項城附近)，盤桓中原，欲以“徐觀天下之勢”不多久便被石勒兼并。
石勒所建立的后趙政權完成了十六國時期北方的第一次統(tǒng)一。后趙的統(tǒng)一不久就瓦解了，北方地區(qū)又發(fā)生動蕩。后趙強盛時曾將隴西的氐、羌十余萬戶遷至河北，其中，氐人苻洪率其族人據(jù)枋頭(今河南浚縣西南)，羌人姚弋仲率其族人據(jù)灄頭(今河北棗強東)。石虎死后，河北大亂，苻、姚等人均有自立之志。晉永和六年(350年)苻洪擊敗了前來進犯的姚襄，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太單于、三秦王。他對博土胡文說：“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shù)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漢祖。”苻洪軍師將軍、原后趙降將麻秋對苻洪說：“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yè)已固，然后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麻秋欲兼并其眾，趁飲宴之機鴆殺苻洪。苻洪中毒將死．對其子苻健說：“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
苻洪死前對于中原局勢的判斷對于以后前秦的發(fā)展很有意義。當時，在后趙紛亂的殘局上．冉閔和石祗正殊死拼殺：在北方，鮮卑人所建立的前燕已透入河北北部，正積極謀求南進；南方的東首也正謀北伐，收復中原；西部關隴地區(qū)也有脫離后趙后圖謀割據(jù)一方的勢力。所以苻洪得出“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的判斷，叮囑付健”我死，汝急人關”，搶先占據(jù)相對薄弱的關中。苻健遵父所囑，西行入關，擊敗割據(jù)長安的杜洪，據(jù)有關中，建立前秦。前秦以關中為基礎統(tǒng)一北方。
同樣被遷于河北的羌人則錯失時機和地利。姚弋仲死前囑其子姚襄歸附東晉．姚襄附晉后卻為東晉主政的殷浩所忌。姚襄襲敗殷浩，屯兵淮南，后進占許昌，欲以經(jīng)略中原。姚襄率軍圃攻洛陽，攻城數(shù)月，未能破城；其長史王亮諫襄曰：“不可損威勞眾，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姚襄卻說：“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jù)洛陽，然后開建大業(yè)。”末采王亮之議，繼續(xù)圍攻洛陽。不久，桓慍北伐，與姚襄戰(zhàn)于伊水北．姚襄大敗，洛陽被東晉收復。此時，前燕已在河北站穩(wěn)足跟．前秦已在關中站穩(wěn)足跟，南方的東晉正值梟雄桓溫主政，屢屢北伐。姚襄既已無法立足于中原，環(huán)顧四周，這才決定趁秦主苻健新死之機西爭關中。姚襄入關中后，在三原兵敗被殺，其弟姚萇率余眾降于前秦。
氐人和羌人一成一敗，均與其對中原地區(qū)的局勢判斷有關，苻洪及早地得出了“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的判斷，叮囑苻健搶先入據(jù)關中；而姚襄卻在中原盤桓數(shù)年．以至坐失時機，一無所成。
從后趙統(tǒng)一瓦解到前秦統(tǒng)一前夕的十余年時間內．洛陽城數(shù)易其主。后趙瓦解后，洛陽先是被周成所據(jù)；晉永和十二年(356年)，洛陽被東晉桓溫收復；晉興寧三年(365年)，洛陽又被前燕慕容恪攻占；晉太和五年(370年)，洛陽又被前秦王猛攻占。從這段時間內洛陽歸屬的頻繁更易，我們也町窺見中原局勢之一斑。
前秦完成了十六國時期北方的第二次統(tǒng)一，但統(tǒng)—時間也不長。淝水之戰(zhàn)后，前秦瓦解，北方又分裂，姚萇據(jù)關中建后秦，慕容垂據(jù)河北建后燕。
慕容垂正式脫離前秦，是在他受苻丕之命進援洛陽之時。時丁零人翟斌正聚眾欲攻洛陽的苻暉，慕容垂受命自鄴城前往救援。路上．他殺掉了監(jiān)視他的苻飛龍，正式自立。翟斌見慕容垂來理，即率眾降垂，并勸垂稱帝。慕容垂考慮到苻暉仍據(jù)守洛陽，且“洛陽四面受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乃欲取鄴城而據(jù)之，于是引兵而東。他在滎陽稱燕王，建立后燕，然后渡河長驅向鄴。經(jīng)過幾年征戰(zhàn)，后燕終于在河北站穩(wěn)足跟，恢復了前燕舊疆。
慕容垂能夠復國，在很大程度亡也得益于他對中原局勢的判斷，前秦雖然瓦解，但殘余勢力猶存．關中還有鮮卑人、羌人也背秦自立，鮮卑拓跋部也正謀復國，東晉則乘勢北上，謀求收復中原；力量相對薄弱的只有河北。所以他認為“洛陽四面受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的判斷和進兵河北的決策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從前秦統(tǒng)一瓦解到北魏統(tǒng)一前夕的幾十年時間內，洛陽城又是數(shù)易其主。前秦瓦解后，苻暉棄洛陽西歸，東晉乘勝北上，收復洛陽(384年)：其間．西燕．后秦曾爭洛陽而束果；后秦在姚興時向東擴展．奪占洛陽(399年)：劉裕北伐，又收復洛陽(416年)；劉裕死后，北魏趁喪南侵，奪洛陽及河南之地(423年)；劉宋元嘉七年北伐中，曾攻占洛陽及河南之地(430年)；不久又被北魏奪回。
隋統(tǒng)一時間不長，即因農民起義而崩潰，中原又成群雄逐鹿之勢。楊玄感起兵于黎陽，問計于李密，李密示上、中、下三策，以上策長驅人薊，中策西行人關，至于“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祎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zhàn)，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將攻洛陽列為下策。楊玄感卻說：“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白官家口并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jīng)城不拔，何以示威？”玄感未用李密之計，而盡銳攻東都洛陽，但久攻不克，而隋救兵益至，玄感見攻洛陽之策不能湊效，這才尋思入關，卻為追兵所及．遂敗。
李密后又依翟讓起兵，擊敗張須陀，取興洛倉，在中原又興起燎原之勢。隋將王世充、宇文化及先后自江都來攻，與李密戰(zhàn)于洛陽一帶。王世充后來在洛陽自立．稱鄭王，與李密相持。李密在中原奮戰(zhàn)多年，但遲遲未能打開局面。部下柴孝和建議李密先取關中作為基礎，再東向以爭天下，李密說；“君之所圖，仆亦思之久矣，誠為卜策。但昏主尚在，縱兵猶眾，我之所部，并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人！諸將出于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李密后期兵勢屢敗，遂率余眾人關降唐。
楊玄感、李密二人均興于中原，也敗于中原。二人之興與敗皆與所據(jù)之地為中原有關。隋都關中，但隋煬帝親串大兵遠征高麗，中原空虛，故楊玄感起事于中原，易于造成影響，招附士眾；但他所利用的只是一時的特定形勢，天下雖然怨隋，但隋力量依然強大，因此，在造成一定的聲勢之后，獲取一個穩(wěn)固的根據(jù)地是當務之急，楊玄感有勇無謀，視李密下計為上策，盡銳攻隋經(jīng)營已久的東都洛陽，經(jīng)久不拔，使隋遠在遼東的大軍得以回撤，形勢遂由有利轉為不利；形勢不利之后，再求人關中已不可得。李密在楊玄感起事時，能看清形勢，但到他自己起事時，也沒有擺脫同樣的處境。雖然他所憑藉的力量與楊玄感有所不同，有所顧慮，但這是可以用別的辦法解決的，他與上世充相持于中原，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也消耗了隋的力量，使李淵得以入關，從容經(jīng)營關隴．建立穩(wěn)固的根據(jù)地，再東出以爭中原。
第四節(jié) 攻取洛陽的成功戰(zhàn)例
中原地理形勢決定著中原的攻守形勢。中原的不利之處在于其四戰(zhàn)之地，最易受到來自周圍地域的侵擾和挑戰(zhàn)。不利既來自外圍，經(jīng)營中原時，亦當從其外圍著手。我們可以洛陽城的攻取為角度，來看中原地區(qū)攻守的要點。
歷史上，有不少攻取洛陽的成功戰(zhàn)例。其中，以匈奴劉漢攻西晉洛陽之戰(zhàn)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zhàn)比較典型．其成功之處也頗有相通的地方。
西晉末年，劉淵在離石起兵反晉，建立劉漢政權，然后遣將四略。晉永嘉三年(3O9年)十月，劉淵遣劉聰、劉曜、王彌等率精騎五萬攻洛陽，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漢軍強攻月余，未能破城。劉淵遂改變戰(zhàn)略，召劉聰還平陽，而以王彌侵掠兗、豫二州，收其兵谷，以圖再舉；使石勒攻略冀州，藉以掃蕩洛陽外圍，破壞西晉的戰(zhàn)爭潛力，孤立洛陽。
次年，劉聰繼立漢主之位，十月，劉聰再遣劉粲、劉曜及王彌、石勒等將串眾四萬攻洛陽。攻城不利，遂又采取前次的戰(zhàn)略，命劉粲出轘轅，掠梁、陳、汝、穎間；石勒出成皋關攻陳留太守于倉垣，后更攻陷宛、襄陽，橫行江漢間；王彌侵掠襄城諸縣。中原經(jīng)此擾掠， 洛陽饑困日甚。
時西晉軍隊的主力為東海王司馬越所部。司馬越見洛陽困弊，欲自保實力，乃率部出許昌而轉項城。司馬越后以憂疾而卒，所部為石勒所殲。
晉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劉聰再遣大將軍呼延晏率軍攻洛陽，并令劉曜、王彌、石勒俱引兵會之，圍攻洛陽。六月，漢軍攻破洛陽，俘晉懷帝。(見圖4—4—1)
匈奴劉漢攻洛陽之戰(zhàn)比較成功。劉漢在兩攻洛陽不利之后，均能改變戰(zhàn)略．掃蕩洛陽外圍，打擊洛陽外圍的援兵，也破壞西晉的戰(zhàn)爭潛力，孤立洛陽，司馬越所宰西率主力也以困弊出走而被殲，最后洛陽實已成孤城一座，既無力戍守，外援又絕，猶如瓜熟蒂落，其攻取易于反掌。
唐初，北方主要有三支勢力：唐據(jù)關中，王世充所建立的鄭政權據(jù)中原，竇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權據(jù)河北。 唐武德二年(620年)，唐準備進取，中原，攻洛日。王世亢聞之，也開始準備洛陽的防守，遣宗室諸王分鎮(zhèn)洛陽外圍各重要據(jù)點。他遣魏王王弘烈鎮(zhèn)襄陽；荊王王行本鎮(zhèn)虎牢；宋王王泰鎮(zhèn)懷州；另以太子與其它渚上共守洛陽諸城，并選諸州鎮(zhèn)驍勇者皆集洛陽，置四鎮(zhèn)將軍，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將戰(zhàn)兵總三萬人以備唐。
這年七月，李淵詔令李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李世民率軍至新安，即部署對洛陽的圍田。他遣行軍總管史萬寶內宜陽南據(jù)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回洛城；自率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洛陽。鄭軍出戰(zhàn)，均被擊還，洛陽與外部的聯(lián)系遂被切斷。
這年九月，鄭尉州刺史時德睿率所部杞、夏、陳，隨、許、潁、尉七州降唐；十二月，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唐；次年正月，粱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二月，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洛陽形勢更趨不利。唐軍加緊了對洛陽的圍困。
圍困洛陽的行動耗時較長，唐軍將士俱感疲弊，有思歸之意，劉弘基等請求還師，唐廷亦有班師之議。李世民說：“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洛陽城孤，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決計圍攻洛陽。
工世充被困洛陽，遂請援于竇建德。武德四年(621年)初，竇建德率大軍西進援王世充。唐諸將皆請避其鋒銳。郭孝恪建議“宜據(jù)武(虎)牢之險以拒之，伺機而動，破之必矣！”薛收也建議“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zhàn)；大王親率驍銳，先據(jù)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李世民遂分麾下精兵，使屈突通等將與齊王李元吉繼續(xù)圍攻洛陽，自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以拒竇建德。這年四月，竇建德戰(zhàn)敗被擒，世充無計可施，遂降。(見圖4—4—2)
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zhàn)，前后兩階段的布勢，都可謂切中中原形勢的要點，前期圍困洛陽城的同時，分兵扼洛陽外圍諸防要，切斷洛陽與外部的聯(lián)系：王世充求戰(zhàn)不得，外援無望，所據(jù)州郡遂紛紛降唐，洛剛頓成孤城一座。后期有竇建德來援，則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建德軍入洛陽之路，使其不得入險，建德戰(zhàn)敗被擒，洛陽更是勢孤。李世民攻洛陽剛之戰(zhàn)，用兵布勢，蔚然可觀，為歷代攻洛陽之戰(zhàn)中不可多得的典范。
匈奴劉漢攻洛陽之戰(zhàn)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zhàn)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標雖在洛陽，但其著手卻自洛陽的外圍起。
洛陽號為四方之中，其形勢之重卻在其外圍。從對洛陽與其外圍關系的認識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陽的時機與地理要點。所謂洛陽的外圍，可從幾個層次上講。第一個層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圍諸險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龍門等；第二個層次即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陸區(qū)再加上洛陽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陜城、潼關一帶，這些地域的一些戰(zhàn)略要點是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lián)系通道；若將視野再放大些，則其外圍可延及關中、河北、東南及荊襄等大的戰(zhàn)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陽便處在這幾層外圍的包圍之中。所謂從外圍著手，有一種自外向內層層遞進的意味。對于最外圈的經(jīng)營，實已涉及對于中原大的局勢的判斷，由此產(chǎn)生的主要問題即為經(jīng)略中原、攻取洛陽的時機。前面第三節(jié)中已作專門淪述，大體以紛亂之際，先據(jù)中原外圍四角山川險固之地，積累力量，待時勢有利，再相機進取中原。
時機成熟，進取中原之時，要控制中原局勢，其要點卻又在于河南四境形勢的控制。河南四境為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lián)系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與其它地域的聯(lián)系，即已大體控制中原局勢。
中原局勢大體控制，則洛陽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從萬全計，對于洛陽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圍險要，仍當予以控制，以防困獸猶斗；此時，洛陽便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匈奴劉漢攻洛陽之戰(zhàn)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zhàn)，都是先從洛陽的外圍著手。劉漢在兩攻洛陽不利之后，改變戰(zhàn)略，掃蕩洛陽外圍，打擊洛陽外圍的援兵，也破壞西晉的戰(zhàn)爭潛力，孤立洛陽，也困弊洛陽，西晉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殲，最后洛陽變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zhàn)，前期圍困洛陽時，分兵扼洛陽外圍引三川河谷諸險要，切斷洛陽與外部的聯(lián)系，王世充所據(jù)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為失去與中樞的聯(lián)系，紛紛降唐，洛陽遂成孤城一座，后期針對竇建德來援，則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險，建德敗則洛陽勢孤，望斷援絕，不戰(zhàn)自降。這兩場戰(zhàn)例的成功都在于其切中中原形勢的要點，故雖以洛陽歷代營建之都，而不必費力強攻，頓兵堅城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