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象列次分野之圖》初刻于1396年，人們常將其與1247年的《蘇州石刻天文圖》相比較，認為它是繼《蘇州石刻天文圖》之后，世界上現(xiàn)存第二古老的石刻全天星圖。但其命運之跌宕起伏，后世影響之巨，卻堪稱世界星圖之冠。
身世沉浮
如今，去韓國景福宮參觀的游客可以在國立古宮博物館看到新舊兩方天文圖石碑。碑上鐫刻的正是韓、朝兩國引以為傲的《天象列次分野之圖》（以下簡稱《天象圖》）。
圄1 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藏拓本
關于《天象圖》的來歷，從石碑最下部的跋文可知：平壤城原有一方天文圖石碑，后因戰(zhàn)亂沉入大同江。隨著歲月流逝拓本也漸漸失傳，但李氏朝鮮太祖李成桂政變登基之初，突然有人進獻一本，太祖視為重寶，命令書云觀（負責天文觀測的機構）依拓本重新刻石。書云觀進言認為此圖年代久遠，星度已差（歲差造成的季節(jié)星象變化），宜重新測定不同季節(jié)黎明和黃昏時的南天中星制作新圖。經(jīng)太祖同意，1395年年中，書云觀進上新修的《中星記》一編，于是依照舊圖和新測中星在石碑上鐫刻成新圖。石碑銘文末尾的落款是“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即李朝太祖三年，公元1396年1月。
圖2 李氏朝鮮太祖李成桂
李成桂對于一幅星圖為何如此重視？
跋文稱：“自古帝王奉天之政，莫不以歷象授時為先務，堯命羲和而秩四時，舜在璣衡而齊七政，誠以敬天勤民為不可緩也一一首察天文，以正中星，即堯舜之政也一一一上以奉天時，下以勤民事，則神功茂烈，亦當與二帝并隆矣。”
從表面上看，李成桂是在效法古之圣賢君主，將天文歷法作為施政首選，但其真實用意恐怕是想借天文星象之事來顯示其地位的合法性。這還要結合朝鮮王朝建立的過程來分析。李成桂于1388年發(fā)動政變掌握了高麗王朝的實權，并于1392年自立為王，改國號為朝鮮，但作為宗主國的明朝只認可了國名的更改，對李成桂本人卻一直沒有冊封，直到1401年李成桂后人才被認可為朝鮮國王。正是在這段李成桂王位不確定的時期，一幅失傳已久的古老星圖突然重現(xiàn)于世，冥冥之中暗示李成桂授命于天，李氏朝鮮的建立順應天意。迫不及待地勒石立碑正是為了彰顯李成桂君權神授的地位與溝通天地的能力，向子民昭示其王權的合法性。
圖3 星圖各部分說明及星圖要素說明
奇怪的是這塊碑兩面都有內(nèi)容相同但上下顛倒的星圖和碑文?，F(xiàn)在稱為A面的，星圖在上間隔一段距離是標題和銘文，整體偏向一邊而且上下錯開。而另一面也就是B面，則是典型的標題、星圖、銘文的布局形式，但圖文幾乎磨損殆盡。因此，有人認為這一面由于某種原因沒有完成，并有意將其磨平，但因大型石料稀缺，不得已在另一面重刻。但還有很多不同意見，有人認為B面是世宗時（1418一1450）所刻，也有人說世祖時（1455一1468）曾刻過一方天文圖碑，可能與B面有關。還有人覺得所謂的A面，圖文編排不符合常規(guī)更像一個草稿?？傊?，此碑為什么會有兩面，又各是何時所刻可能永遠是天文學史上的一個不解之謎。
到了肅宗時（1674一1720），石碑年久磨損嚴重（另一說：因日本侵朝（1592一1598年），漢城陷落宮室被毀，石碑深埋廢墟之中不知所蹤。），于肅宗十三年（1687 年）又取拓本重新鐫刻了一塊新碑，并在昌德宮外的觀象監(jiān)專門建一小屋保護。新碑圖文與原碑完全一致，構圖形式與B面相同，標題字體則取A面?，F(xiàn)在稱太祖所立碑為“初刻圖'，肅宗碑為“再刻圖'。
圖4 初刻碑A面B面以及再刻碑三面對比
到了英祖46年（1770年），有象緯考郎（天文官）報告，初刻圖在景福宮，英祖隨派人調(diào)查，果然在景福宮守衛(wèi)居住的一個咫尺之地發(fā)現(xiàn)了初刻圖。英祖對天文星象素懷敬意，此時更是感嘆自己知道得太晚，即令人將其移至觀象監(jiān)與再刻圖一起保存，并將保存兩碑之所命名為“欽敬閣'（欽敬閣原為世宗時所建，用于安置計時儀器“玉漏'，為紀念世宗大王之業(yè)，此處藏天象碑之所亦命名為欽敬閣），還御筆親書了匾額。
1910年，朝鮮王朝火亡，景福宮、昌慶宮等設施受損，欽敬閣被毀，兩方天象碑被堆放在昌慶苑（朝鮮日治時期將昌慶宮當作動物園使用，并改名為昌慶苑）一隅的明政殿后屋檐下。1936年，曾在朝鮮工作多年的美國人魯弗斯（W.C.Rufus）在其著作《韓國天文學》中提到《天象圖》并盛贊是：“集中體現(xiàn)東方星象細膩和準確的星圖。'天象碑才為世人所知，但此時尚處日據(jù)時期，加之后來的朝鮮戰(zhàn)爭，上世紀60 年代天象碑才最終回到人們的視線中，在此之前兩方石碑就靜靜地躺在昌慶苑中，踏青的市民盤坐在上面吃野餐，孩子們在上面蹦跳玩耍。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被世宗大王紀念館收藏。1985年初刻圖被指定為韓國國寶第228號，再刻圖被指定為寶物第837號，現(xiàn)在兩塊碑都收藏在景福宮旁的國立古宮博物館。
星圖特征
《天象圖》共繪1467星，與中國傳統(tǒng)的1464星相比：天市垣多宗大夫1座，4星；文昌7 星，多1星；輦道6星，多1星；天園14星，多1星；器府29星，少3星，漏刻天記1星。圖中星名有一些和常見寫法有異，如天槍作天倉、東甌作東區(qū)、梗河作更河、左更、右更作左梗、右梗等，應屬錯刻，個別如：御女稱“女御宮”可能是比較古老的叫法。
圖5 韓國吳吉淳先生提供的數(shù)字復原圖
《天象圖》與《蘇州石刻天文圖》（以下簡稱《蘇州圖》）一樣都屬于典型蓋圖。但與《蘇州圖》和宋以降的中國傳統(tǒng)星圖相比，星象及連線形式存在很多差異。中國傳統(tǒng)星圖沒有星等區(qū)分，但《天象圖》中老人、天狼、大角等亮星明顯大于其他星，應是刻意為之。此外星圖外規(guī)上的刻度，星座名后的星數(shù)標注，缺少北斗、三垣諸星等重要恒星名稱，重規(guī)內(nèi)的黃道十二宮名稱等也與中國傳統(tǒng)迥異。
圖6 《天象圖》（上）與最古老的石刻全天星圖《蘇州石刻天文圖》（下）對比
除基本的蓋圖外，《天象圖》四周像打補丁似的布滿了豆腐塊狀的小段文字。包括星圖正上方環(huán)繞 “天” 字書寫的二十四節(jié)氣昏曉中星（當為跋文所稱的書云觀新修《中星紀》所測），兩邊的日宿、月宿，十二國分野及星宿分度，東、西、南、北四方七宿合計星數(shù)與宿度等。星圖下與跋文之間右邊為《論天》，主要內(nèi)容摘自《晉書·天文志》，左邊為石氏二十八宿距星距度與去極度。
年代之謎
天象碑所據(jù)底本或平壤城原碑年代，是天文學史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問題。石碑跋文只有“兵亂沉于江' 這樣并不明確的信息，魯弗斯認為此圖為高句麗時代的古圖，是根據(jù)中國唐代咸亨三年（672年）一幅星圖繪制的，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大多數(shù)學者的認可。
天文史學家潘鼐先生從碑文內(nèi)容，春、秋分點的位置，重要恒星的相對位置，黃道、赤道附近的恒星等多方面進行論證后認為此圖必定在新羅統(tǒng)一朝鮮（675年）之前傳入，其底本是初唐或更早所作。
碑文中“論天'及十二次分野均引自《晉志》《隋志》，此兩志出自李淳風之手，完成于貞觀中后期。二十八宿距度及去極度采用的是石氏宿度，而非一行在開元年間所測新值。據(jù)此兩項內(nèi)容，似可證此圖繪制于貞觀至開元初年之間。星圖重規(guī)內(nèi)注有黃道十二黃道十二宮在隋代隨佛經(jīng)傳入我國，再傳至朝鮮，廣泛應用在新羅統(tǒng)一朝鮮大量吸收唐文化時期或更晚，加之，圖中十二宮譯名同早期佛經(jīng)譯名區(qū)別較大，卻與十世紀末甚至明代的譯名相近，所以黃道十二很可能是重刻時增加的。因此，也不能保證“論天' 不是重刻時所增，這樣星圖繪制上限很難確定。但距度及去極度采用的是石氏而非一行新值，并且與星圖外規(guī)上所標各宿刻度相同，這部分內(nèi)容不應是重刻時所改，若要改動完全可以取更新更準確的元代或明初數(shù)據(jù)。因此竊以為原碑下限定在開元年間是合理的。
近年有韓國學者發(fā)現(xiàn)“建星”在初刻圖A面刻為“立星”（B面磨損嚴重已無法考證），而再刻圖則改回“建星”。這種情況在其他朝鮮天文文獻和星圖中也曾出現(xiàn)，被認為是避高麗首位國王“王建”的諱（和中國不同，朝鮮國王去世后仍要避諱），這說明此圖底本應來自高麗時期（918一1392年）而非高句麗。因為在李氏朝鮮建立之初，天文官員還是沿用前朝，這些人對高麗的天文禁忌非常熟悉，如果原圖沒有避諱，刻石時不可能出于前朝的避諱而修改，但原圖有避諱的情況下，刻石時習慣性沿用的可能性很大。
另一個證據(jù)是，當年魯弗斯認定此圖為高句麗古圖依據(jù)的是一本李朝時期的文獻《海東雜錄》，其中對天象圖平壤原碑的記載為“因麗季兵亂，沉于江而失之'魯弗斯認為這里“麗季'的“麗'是指高句麗，但實際上在李氏朝鮮“麗'是高麗的簡稱。這樣認為天象圖是高句麗古圖的看法似乎很難成立了。
但基于星圖和碑文以及潘鼐先生的分析可知，此星圖繪制于開元初年或之前的可能性很大。個人猜測，李成桂所得天文圖并非拓本而是一幅高麗時期的摹本，描摹時出于避諱將原本圖上的“建星'改為“立星'，而太祖刻碑時書云觀仍依摹本刻為立星，直到后來再刻圖才改回建星。
此外，韓國延世大學收藏有一幅《乾象列次分野之圖》，名稱一字之差，內(nèi)容和圖文排版形式也大同小異，此圖繪者就是《天象圖》跋文的作者，當時主持書云觀事務的集賢殿大學士一一權近。此圖問世時間可能比《天象圖》還要早幾個月，其對解開《天象圖》底本年代問題也許會有所幫助，但目前還未見對此圖有太多研究
歷經(jīng)磨難，幾經(jīng)沉浮保存至今的《天象列次分野之圖》，使我們今天仍能通過該它窺測唐代或更早期星圖的影子。
影響深遠
《天象圖》問世之初就與王權政治緊密聯(lián)系，被奉為整個王國的星象標準近400年，這期間李氏朝鮮幾乎所有的星圖都以此為模板進行描繪。比如世宗朝的學者樸埂所繪《渾天圖》，其星象與《天象圖》基本一致，根據(jù)星圖右下角的文字可知，作者是以石本星象入圖，僅依《大統(tǒng)歷》所定的分至點修改了黃道位置。今天，在韓國各地的博物館里我們?nèi)阅芸吹健短煜髨D》的一些存世摹本。韓國和日本還有兩種同名木版印刷星圖，據(jù)《朝鮮王朝實錄》記載，宣祖4年（1571年），觀象監(jiān)進上天文圖120幅，賞賜給大臣，可能與這些木版印刷星圖有關。
圄7 《天象固》作為韓國歷史和文化的象征，出現(xiàn)在2018年平昌冬奧會的開幕式上
《天象圖》的影響還波及到近鄰日本，江戶幕府的天文學家澀川春海早期繪制的《天象列次之圖》《天文分野之圖》等均可見《天象圖》的影子，如同樣有宗大夫星，八谷、翼宿、天大將軍、羽林軍、螣蛇、騎官等星官的形象與《天象圖》一致而與中國星圖區(qū)別明顯。
清代雍正、乾隆年間西方天文學知識和近代星圖繪制技術經(jīng)由中國傳入朝鮮。1755-1760年間，朝鮮觀象監(jiān)將《天象圖》與《黃道南北兩總星圖》一并繪制于八扇大型屏風上，稱之為《新舊法天文圖》。這也標志著以戴進賢所繪《黃道總星圖》為藍本的新星象體系取代了《天象圖》的法統(tǒng)地位但《天象圖》并未就此湮沒無聞，坊間依然有《舊藏天象列次分野之圖》之類的《天象圖》仿繪版本流傳。
責任編輯 李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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