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河州的彌勒到達昆明已是晚上十點，書林二小的嚴校長早已迎候在賓館門口，未及入住，便相約去對面茶館喝茶。剛一入座，她便有些支撐不住，臉色蒼白頭暈目眩，急急的回家歇息了。她太累了。
第二天中午十分趕到書林二小，知道她的焦慮所在，學校教師太疲憊了，怎么也調動不起他們的工作熱情，有的老師甚至覺得不知道怎么當老師了，真是身心俱疲?，F在的教師真是不那么好當，普遍工作量較大，云南省正在大張旗鼓的搞“減負運動”，又在做“三生教育”和推進課程改革，培訓、備課、教研這方面的壓力都比較大，再加上考試分數方面的競爭壓力絲毫沒有減退，教師不得不哀嘆：又要分數高，又要負擔輕；又要基礎知識牢固，又要以人的發(fā)展為本。加之現在的孩子普遍的厭學現象嚴重，一些學生嚴重違反課堂紀律，教師又不能罵更不能罰，愁煞教師了。
中午吃飯時，得到一條消息，說教育部宣布教師可以批評學生。我真不知如何評述這條消息，只是想忠告嚴校長，校長要真心實意地好好體恤教師，要真真實實的理解教師的苦衷。當一個教師批評學生都要經過“行政許可”時，悲莫大于斯！
學生犯了錯誤教師怎么辦？教師出于責任理應教育，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一旦實施教育，懲戒是一種有效的傳統(tǒng)手段，言語責備（即批評）又是懲戒中最低的和最常用的手段，可現在教師言語責備學生卻得等待教育部批準了？可能是怕了，現在的孩子那么“金貴”，動不動逃夜啦自殺啦；家長的法律意識增強了，一不小心惹了他們不高興就到法庭去見，誰還敢懲戒學生？因此，從某種角度上看，教育部在給咱全國的教師“壯膽”呢！雖值得慶幸和歡心鼓舞，實則悲哀。
所謂“懲戒”就是通過對學生不合范行為施與否定性的制裁，從而避免其再次發(fā)生，以促進合范行為的產生和鞏固。教師天然地具有懲戒學生的權力，這是教師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懲戒不僅是教師的權力，也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有權對教育活動的整個過程施加某種影響和控制，有權作出職責范圍內的專業(yè)性行為。如果學生行為不合范，教師卻不積極干預，這是教師的失職。雖然我們可以理解教師的苦衷，但作為校長不能原諒和縱容教師的失職。因此，教育部理應積極地提出：批評學生不僅可以而且必須。
可是，本來教師可以天經地義的批評，現在卻要教育部撐腰了呢？這主要是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變化，學校與學生之間存在著雙方的權利之間、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博弈，學校與學生之間的緊張關系意味著兩者在總量上的此消彼長。這種情況在之是不存在的，因為學校居于神圣地位，教師作為知識的占有者，其地位也是神圣的和不可動搖的；今天卻不同，我們處于社會轉型期，學校的為學生提供服務的特性越來越顯現出來，家長和學生的權利正在擴展，教師至高無上的地位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教師“為所欲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我認為這本身是歷史進步的表現。
這個過程對教師來說是痛苦的，我們應該理解教師在尋找自身新角色時的心路，予以他們適時的幫助，我想我們能幫助教師理清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并依靠法律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并保護自己的權益；但是，理解也好幫助也罷，不等于說就可以縱容學生的越軌行為，教師對學生的懲戒權是無庸置疑的，我相信，教師的懲戒行為只要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內，應該不會再有那么大的痛苦，因為法律不僅在保護學生，同樣也在保護教師。
我認為，懲戒不僅是教師的權力和權利，更是教師的一種能力。教師懲戒學生的難點主要在于：
1、懲戒是否具有教育性？教師懲戒行為的出發(fā)點不是為了懲罰而使學生感受痛苦和恥辱，懲戒是一種不得已而使用的手段，檢驗懲戒效果應看其越軌行為的改正。這一條教師能做到嗎？
2、懲戒是否尊重學生人格？學校執(zhí)行紀律的方式應符合學生的尊嚴，應確保學生“不受任何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殘害、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這一條教師能做到嗎？
3、懲戒是否合理并公正？教師在懲戒行為發(fā)生前，應使學生明白什么樣的行為會受到懲處，自己的行為為什么會受懲處；教師在確定具體懲戒方式時，不應過于嚴厲，應考慮到學生身心發(fā)展水平、平時表現等因素，并與其越軌行為相對應；教師在行使懲戒時，應遵循一定的標準、制度，合理地進行懲戒，而不是為了報復學生或將懲戒作為教師的情緒宣泄，不因個別學生的越軌行為而遷怒于學生群體，不采用集體懲罰而使無辜學生受罰。這些原則教師都能做到嗎?
教師的焦慮和倦怠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方向不明，二是能力不強。解決這一問題的通途就在于為教師點明方向，告訴他們什么才是正確的師生關系，然后是提高懲戒能力。
捍衛(wèi)教師批評學生的權力和權利的不應該是教育部，教育部許可還是不許可都只是廢話；真正捍衛(wèi)懲戒權的應該是我們教師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