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思想史尤其是文學思想發(fā)展史而言,產(chǎn)生于先秦兩漢的文質范疇以其原創(chuàng)性和無所不包性在意義的實現(xiàn)上通過思想文化的各種形態(tài)反復展現(xiàn),并以衍生出哲學史、文學史和美學史上眾多的范疇和命題而貫穿了整個傳統(tǒng)時代。它與源于相同知識背景并同生共長的禮樂命題一起,組成了思想史上具有邏輯起點意義的元范疇。探討禮樂背景下的文質范疇,不僅能使我們對文質生成的歷史語境以及包含哲學基礎和人文內涵在內的義理有一個本源性的把握,而且有助于我們清理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如三代以來由“三才”論和陰陽論所構筑的強大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以及由此生發(fā)的自然宇宙觀和社會人生價值觀等。本文擬從知識譜系和思維模式上對中國思想文化原生時期即先秦兩漢時期文質與禮樂的關聯(lián)作一個審察,希冀以此在文化精神和方法論原則上與古人視界融合,盡可能地體認可靠的思想文化原貌。
一
探討文學思想的緣起,必然要追溯到文學思想的前身——由各種藝術形態(tài)及審美觀念所構成的文化思想與時代精神,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該時代占主流地位的學術思想。在古人的文化視野中,將禮樂、文質與“三才”、陰陽放在一起言說是其學術思想的基本理路。究其根源,成因是多方面、多維度的,其間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古人的自然宇宙觀和人生價值觀,它是由天地人和聯(lián)系三者終極性的道(天道地道人道),以及貫通其中的陰陽為核心要素構成的一個整體思維結構,這是古人思想文化視野中最大的解釋系統(tǒng)。其中天地人“三才”是核心范疇,統(tǒng)攝一切并搭建了古人思維運行的理論平臺。陰陽二元是中介,是貫通天地人之中的兩種勢力,以對待立義和動態(tài)平衡構成天地人結構的內存根據(jù)及其生生不息的發(fā)展動力?!叭拧闭摵完庩栒摼C合了三代以來的歷史文化經(jīng)驗以及諸子各家在辯證智慧上的貢獻,是對傳統(tǒng)學術的最高概括,深刻地影響了每一個時代政治文化心理的形成并對人文思想的定型起到?jīng)Q定作用,因此是圖解古代學術理念、政治文化模式生成的起點。
“三才”思想始于《周易》。雖然《尚書》中多次提到“天”的范疇,但在“天”的基礎上增加“地”和“人”,并對此進行最完善、權威闡述的是《周易》。依《易傳·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边@里至少有兩層意思:其一,易的符號是根據(jù)天地人的關系建立起來的。易每卦六爻,分天、地、人三位,其中初爻二爻為地位,三爻四爻為人位,五爻六爻為天位;其二,“三才”都分而為二,由陰卦陽卦各取一個配合,這就明確了陰陽是貫通天、地、人三道的中介,建構了由陰陽貫通的自然、社會和人事一體化的思維模式。在“三才”論基礎上形成了古人思考人文現(xiàn)象的兩個向度:其一,將一切人文現(xiàn)象的源頭追溯到天(或天地)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依據(jù)。作為禮樂文化載體的“六經(jīng)”因“與天地準”,反映的是天地的根本道理且其發(fā)生和歸屬都包含在天地之中,因此帶有廣泛的真理性,具有絕對的權威性。以人文起源為例,《詩緯》云:“詩乃天地之心。”《文心雕龍·原道》云:“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倍际前盐牡钠鹪椿厮莸教斓剡@一最高范疇,認為人文與天地并生、與宇宙同源同構,天文、地文和人文以反映“天經(jīng)地義”之至理而具有貫通一致性。其二,古人以整個世界為思考對象,視天地人為一個有機結合的系統(tǒng):在構造上相同,在精神上共感相通,在表象上互為因果。人處于“三才”之中位,象天法地,陰陽相會而成。從《禮記·禮運》“人者,天地之心”的推斷中不難看出,古人總是從人與天地同源互感中尋求自身存在的依據(jù),所謂人權天授、人事天設、人文天配等等不過是其具象化而已。
我們從漢代《春秋繁露》、《白虎通》、《漢書》到 《后漢書》中,亦無時無刻不感到濃厚的因“人參天地”而同類相動、天人感應的文化氛圍??梢姡从凇叭拧闭撍纬傻囊匀藶槌霭l(fā)點談論一切人文現(xiàn)象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傳統(tǒng)。禮樂與文質的緣起也得從“三才”談起。禮樂的起源,按照《禮記·樂記》的說法有三:本乎天地、生于陰陽、節(jié)制人欲。在儒家的一貫理念中,禮樂源自天地,與“三才”之間有著神秘又神圣的關聯(lián)?!吨芤住ば蜇浴费韵扔刑斓厝f物,然后有男女夫婦,再有父子君臣,最后是上下禮義,這一個系列渾然天成,和諧統(tǒng)一于“三才”之中,其推論的落腳點旨在證明禮樂所營造的社會政治結構和等級秩序因源自天地,所以合理。分而論之,禮樂各有所本,《禮記·樂記》云:“圣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薄皹氛撸斓刂鸵?font face="Times New Roman">;禮者,天地之序也?!睂τ诙Y樂的起源,漢儒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中的論述最為精警:“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yǎng)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yǎng)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痹诖?,董子巧妙地完成了天地人框架中的禮樂建構:禮樂源自天地,人乃禮樂的制作者、宣揚者和體現(xiàn)者,這就為禮樂的存在找到了大本大源,遂成為儒家全部思想合法性存在最根本的依據(jù)。文質范疇,從根本上看亦是天地人關系的具象化。在古人看來,物之質文猶如人之內外,屬于事物不可缺少的兩個部分,宇宙萬物以及產(chǎn)生的人文現(xiàn)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質內文外即本質與表象的問題。揚雄《太玄·文》云:“天文地質,不易厥位?!薄栋谆⑼x·三正》云:“質法天,天法地,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yǎng)而成之,故曰文?!薄洞呵镌芬嘣?font face="Times New Roman">:“王者一質一文,據(jù)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贝撩鞔咳羲栽?font face="Times New Roman">:“物之生也先質而后文,故質也者生乎天地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后天而述者也?!?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① 可見,古人是將文質視為“三才”的外在表現(xiàn)形態(tài)和內在精神品質來言說的。
關于陰陽的起源,古今無有定論,我們根據(jù)《周易》中包犧氏“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八卦的說法,亦可以推測是先民從長期的自然、社會、人事觀察中得出的關于天地人之生成及發(fā)展動因的最直切的推斷。陰陽概念,肇端于《國語》。公元前780年,“西周三川”地震,太史伯陽父用陰陽二氣是否失序來解釋地震原因:“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 ② 因此,陰陽最早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非哲學范疇,“陰陽指寒暖二氣,寒氣為陰。暖氣為陽,認為陰壓迫陽氣,所以有地震。其所謂陰陽,屬于天文學的概念” ③ 。將陰陽上升為哲學范疇的是春秋末的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④ ,使之抽象為構成宇宙的基本元素并成為解釋萬物變化的二元原理。成書于戰(zhàn)國的《易傳》視陰陽以及變化法則為事物的本質,“一陰一陽之謂道” ⑤ ,將其提高到道的高度,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來言說,建立了“《易》以道陰陽” ⑥ 的思想體系。漢代的董仲舒對于陰陽理論的貢獻在于將“三才”所體現(xiàn)的自然之道統(tǒng)統(tǒng)納入陰陽法則中并賦予其鮮明的道德意味。在《春秋繁露·陰陽義》中,他根據(jù)“天道之常,一陰一陽”的理論,將陰陽對立統(tǒng)一所體現(xiàn)出的尊卑、貴賤、親疏關系與天地人發(fā)生、發(fā)展的整個過程貫通起來,并由天地人在陰陽屬性上所表現(xiàn)出的同一性推演出“三綱五?!敝袷ブ辽闲裕诙舆@里,“三才”論與二元論真正合一了。
在今人看來,陰陽配列及嬗變是通過一套簡易的識別代碼建構了一套認知世界的全知全能模式,引導人們自覺地從森羅萬象的事物對立面出發(fā)去感知、把握天地人組成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從自然現(xiàn)象到人文現(xiàn) 象,從生命范疇到道德范疇,從形象思維到抽象思維,陰陽對舉形成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庫。就本文所論及的內容而言,一方面,作為范疇并舉,文之于質,禮之于樂,都深受陰陽對待立義結構方式的影響?!抖Y記》是以陰陽釋禮樂的典型例子。《郊特牲》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喪服四制》云:“夫禮,吉兇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闭撐馁|也不離二元對舉的模式,《朱子語類》所謂“兩物相對待故有文,若相離去便不成文矣”,“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萬事萬物都不是孤立,而是相對立、相比較存在的,因此對事物的認識也必須放在相互關系中去思考。葉燮《原詩》中對這種思維方式歸結為:“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后,無事無物不然?!N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于一者也”。另一方面,陰陽作為對立統(tǒng)一的正負兩極因互涵、互補和互轉而處于一種動態(tài)平衡,旁及禮樂、文質亦是如此。以文質為例,古人常常習慣于在文質的遞變中尋求天地人的動態(tài)和諧?!吨軙ぬK綽傳》載《大誥》云:“天地之道,一陽一陰;禮俗之變,一文一質?!薄墩撜Z·雍也》中“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判斷也表明了夫子對文質作為成人之基本要素的一種價值取向。揚雄《太玄·文》云:“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斑斑,萬物粲然?!辟|是陰氣內斂的結果,文是陽氣外散的結果,文質結合萬物盎然。文質因為具有陰陽變化的普遍意義,遂從歷史、道德范疇上升為本體論范疇,這無疑就把傳統(tǒng)的文質統(tǒng)一思想上升為自然宇宙的普遍規(guī)律了。
綜上所論,以今人的邏輯推理,天地人是一個整體結構,是一個網(wǎng),陰陽是網(wǎng)里的關鍵要素或聯(lián)結性范疇,它把一切自然和社會現(xiàn)象聯(lián)系起來成為一個整體范疇系統(tǒng) ⑦ 。對此,古人的直觀推斷如下:圣人效仿天地之理法(道),創(chuàng)造了與天地相應的人界禮樂秩序(經(jīng)),然后用經(jīng)義教化蕓蕓眾生,使人與天地一樣處于參贊化育之中和運行秩序中。在此結構中,禮樂與文質是處于核心地位的范疇,它們貫通了后世所謂哲學、倫理道德和文化藝術等精神生產(chǎn)的各個領域??傊?,“三才”與陰陽結合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原則浸透到古代學術的一切領域,是中國傳統(tǒng)價值理念中最為根本性的思想資源。
二
在大多數(shù)關于禮樂對古代思想影響的論述中,一般視禮、樂為一體,且樂是依附于禮的,故重在論禮。實際上,禮樂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樂與禮比較而言,無論從起源意義、宗教文化層面還是從所體現(xiàn)的精神境界上,都要先于規(guī)范人們社會行為的禮。大體而論,先秦兩漢時期禮樂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標志是周公“制禮作樂”,西周以具體而復雜的禮樂體制代表了真正意義上的思想一統(tǒng)而成為后世諸子追捧的黃金時期,這是禮樂由原始宗教文化演變?yōu)檎虃惱砦幕瘯r期,特點是樂主禮輔;第二階段是春秋“禮壞樂崩”,在此背景下興起的諸子之學,自然將禮樂作為關注的中心話題,從他們或肯定或否定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禮樂不僅僅是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的問題,更是關涉到人的本質和現(xiàn)實存在的問題。孔子以“仁”為核心對禮樂進行了理論總結,使之進一步人間化、合情合理化,禮樂之間表現(xiàn)出劇烈蛻變的特點;第三階段是漢代“禮樂復興”,有漢一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一直在禮樂的興衰之間反復拉鋸,這是對諸子思想重新整合以后形成的新的禮樂傳統(tǒng),學術信仰與政治的高度結合使之最終演變?yōu)榈蹏庾R形態(tài),特點是禮主樂輔。禮與樂在這三個階段的歷史地位是不 一致的,由此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在先秦兩漢思想的發(fā)展中,文質不僅僅是一個內容與形式認知上的問題,更是一個充滿人文色彩和歷史感的范疇。它是古人對人之為人乃至宇宙間一切生命存在和社會存在的本質與表現(xiàn)關系所作的反思。文質范疇的三種表現(xiàn)形態(tài)以禮樂發(fā)展的內在邏輯性和外在必然性為依據(jù),在禮樂發(fā)展的三個階段表現(xiàn)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因此,文質是體認三代禮樂形成因革之極為重要的出發(fā)點與連接紐帶。從文化思想史的兩個層面看,在禮樂文化的大傳統(tǒng)背景下,文質范疇表現(xiàn)為歷史論、道德論,具有描述和價值判斷功能;在文學藝術的小傳統(tǒng)背景下,文質的表現(xiàn)形態(tài)為藝術理論,具有審美的功能。
在“制禮作樂”時期,文質范疇主要體認為以文質論史,其最初興起是源于對夏、商、周三代禮樂文化的整體特征的歷史性描述和評價。三代禮樂,夏代渺遠,留下的文獻很少,殷周禮樂,從春秋戰(zhàn)國開始,古人就習慣將“殷道親親,周道尊尊”作為理解二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的一把鑰匙。關于“親親”、“尊尊”,《禮記·樂記》釋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散則離。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也?!痹诖?,“親親”的原則在功能上被明確為“同”,被賦予了“樂”的成熟形式;“尊尊”的原則在功能上被明確為“異”,被賦予“禮”的成熟形式。誠如楊向奎先生所言:“堯、舜的'親親’、'尊賢’與周公所制作的'禮’、'樂’在精神與功能上屬于同一個系統(tǒng)?!?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⑧ 三代的社會結構就是在禮樂的維系下以“親親”、“尊尊”原則為治而一脈相傳的。對于殷周禮樂的實質,金景芳先生認為“用兩個字概括,就是'親親’、'尊尊’。用一個字概括是'質’、'文’?!?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⑨ 其最早的含義是指殷周不同的繼承制,殷人超現(xiàn)實重原始血緣故尚質,周人重現(xiàn)實尚政治故文。故“親親”、“尊尊”的結合就是文、質的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講,三代禮樂的變化也即三代文質的更迭。
以文質論歷史的最早記載見于《禮記·表記》,其中有兩段文字假孔子之口對三代文化的精神差異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蔽,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夏代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巫祭和鬼神,禮樂文化的特點是愚樸鄙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信鬼而輕禮,禮樂制度不夠完善;周人尊禮重人,禮樂制度完備但繁縟。具體而言,三代文質,與世推移,有不同的時代特點,孔子認為“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笨资枵J為“此一節(jié)總明虞、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也即是說,由夏至商,禮樂文化大體是由野到質、文質相間;由商至周,則是由質到文、文勝于質。三代社會由“質”而“文”的演進,伴隨著“文”的每一步進化,都會出現(xiàn)相應的弊端。
文質論歷史的傳統(tǒng)一經(jīng)形成,文質遂成為一個打通古今歷史和不同學科的橋梁,在“尚文”、“尚質”或“文質相半”的追求中尋求傳統(tǒng)和進化之間的平衡與協(xié)調,從而奠定了古代學術思想的基本精神。漢代的董仲舒用文質循環(huán)的歷史哲學觀來解釋三代遞變的原因,《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主人。” ⑩ 其“通三統(tǒng)”的循環(huán)論,深刻地影響了漢以降的政治思想文化?!栋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通義·三正》引伏勝《尚書·大傳》云:“王者一質一文,據(jù)天地之道?!?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1 《文鏡秘府論·天卷》引隋代劉善經(jīng)言:“三王異禮,五帝殊樂,質文代變,損益隨時?!?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2 宋人王欽若《冊府元龜·帝王部四十·文學》中亦云:“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3 逮至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中對此作了歷史性的總結:“自古圣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于聲詩,樂之文也?!?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4
在“禮壞樂崩”時期,文質范疇主要體認為以文質論人。從人出發(fā)談論一切人文現(xiàn)象,本質上是對禮樂教化成人的一種反思,屬于道德價值的評價。無疑,文質論人的傳統(tǒng)肇始于孔子,孔子是周代禮樂文化的自覺傳承者,他畢生致力于營造一種基于等級秩序的和諧社會?!拔馁|彬彬,然后君子”是孔子在禮樂教化成人中為調和個人情性與道德理性之間的矛盾所設計的一種理想典范,這與他“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人生三步曲有異曲同工之妙,均重在強調自然天性與社會規(guī)范的相得益彰。《論語·憲問》云:“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睂Υ耍祆洹端臅戮浼ⅰ纷髁诉@樣的分析:“成人,猶言全人……廉足以養(yǎng)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jié)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于內,而文見乎外。……而其為人也亦成矣?!边@個分析符合孔子原意,是非常深刻的。所謂“成人”,就必須質內文外,德才兼?zhèn)?。這里的“質”指人的自然本性、內在情性,以真善為特征,體現(xiàn)了樂“不可以為偽”的精神;“文”是指人文活動中必要的規(guī)范和文飾,是人內在情性的外在表現(xiàn),體現(xiàn)為禮,所謂“禮自外作,故文”,其重要特征就是不能失之“野”,以追求美為終極目標。對此,我們從《禮記·文王世子》中亦可得到印證:“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币晕馁|論人之道德的模式形成后,鑒于文質與禮樂、美善等范疇在原初意義共同的價值取向,文質就成為了古代士人成就人格、道德的重要標準,揚雄《法言·先知》云“圣人,文質者也”,可謂一語言中。
從文化思想史的兩個層面看,先秦諸子的價值取向表現(xiàn)各異。處于禮樂蛻變轉折時期的孔子表現(xiàn)出一種矛盾的文化心態(tài),其“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感嘆表明了他對禮樂之“文”的大傳統(tǒng)是肯定的,但在小傳統(tǒng)上,雖云“文質彬彬”,且“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說法也不乏文質審美思想的萌芽,但孔子對文質范疇的歷史描述功能與道德價值評價功能的看重是遠勝過其審美功能的,在本質上更重質。處于思想交鋒中的諸子思想相因相生,他們所依據(jù)的知識背景仍然是三代禮樂傳統(tǒng)為主體所構成的信仰系統(tǒng),支撐其理性革命的知識譜系并沒有根本的不同。但他們不同的禮樂觀決定了不同的文質觀。與儒家相比,墨家、道家、法家在兩個層面上的取向各不相同。墨家是禮樂思想最早的反對者,他們基本上由中下層勞動者組成這一結構決定了他們對禮樂制度中所體現(xiàn)的尊卑貴賤之分深惡痛絕,遂標舉“非樂”、“先質而后文”向儒家禮樂儀式的繁文縟節(jié)弊端正面進攻,但因其功利性強而審美性少矯枉過正,直接導致了墨學思想在秦漢的衰微。道家對西周禮樂傳統(tǒng)懷有深刻的懷疑,莊子認為禮樂文化使人喪失天然本性,所謂“文滅質,博溺心”,為了“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就必須“滅文章,散五彩”,表現(xiàn)出他們文質相悖、重質廢文的文質觀。法家猛烈抨擊了儒家所推崇的西周禮樂制度,徹底撕破了儒家人倫情愛中溫情脈脈的一面,認為人都是有私利貪欲的即人性是惡的,文質是勢不兩立的,故主張重質棄文,甚至否定文?!俄n非子·解老》云:“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 漢人以“大漢繼周”自居,遂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禮樂復興”。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確立,以文質論史、論人都沒有超出孔子所涉及的政治歷史與道德的范圍,文質是一個關涉到意識形態(tài)諸多領域的具有深刻禮樂內涵的原初范疇。西漢后期的揚雄是文質范疇發(fā)展史上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他的意義在于:其一賦予文質形上之意義,其“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斑斑,萬物粲然”的闡釋為文質確立了言說的哲學依據(jù);其二繼承并發(fā)展了孔子文質相副的人倫理道德學說,提出“事辭稱”的命題,第一次從辭賦創(chuàng)作的角度談論文質問題?!斗ㄑ浴の嶙印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jīng);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边@里的“事”、“辭”指事理和文辭,亦即質與文。揚雄首先肯定了“事”重于“辭”,即質重于文,但同時又要求“事辭稱”,文質統(tǒng)一而不失偏頗。他針對漢賦尚辭的傾向,反對淫辭麗說對文的損害,《法言·吾子》云:“或曰:霧之組麗。曰:女工之蠹也?!彼眯蜗蟮谋扔鱽碚f明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危害,極具啟發(fā)性。從孔子的文質論人發(fā)展到揚雄的文質論文,在精神實質上雖無根本差異,但在文學思想發(fā)展史上卻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這是后世真正文學意義上文質論的濫觴。其后的劉勰、蕭繹、尚衡、姚際恒、姚鼐、章太炎等關于文質統(tǒng)一的說法基本上都沿襲了“事辭稱”的思路。清代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中“文以質立,質資文宣”的結論闡述了文質之間乃是文因質立,質為主導與質以文別,文推動質的辯證關系,并指出此乃推動文學發(fā)展之重要動力,其論高屋建瓴,可謂文質論文的理論總結。總而論之,就文質范疇的本身發(fā)展理路而言,以文質論人格到論文章風格,從道德判斷到審美判斷也是順理成章之勢。魏晉以后,隨著文學觀念的自覺,更強化了從純文學的角度體認文質范疇,以文質論文學遂成為后世文質論的主流。
三
考察中國上古思想文化史,可以發(fā)現(xiàn),禮樂與文質都生成于三代以來的中華原生文化圈,在生成語境、構成形態(tài)、話語范式上有著共同的理論背景支撐,是中華本土文化系統(tǒng)中最具混融性和包容性的核心要素。中華文化在其后異質文化的沖擊下,能保持自身文化形態(tài)的穩(wěn)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上古所形成的禮樂文化傳統(tǒng)的浸淫。古代文學觀念的形成,一方面來自于文學內部的傳承,另一方面,更受制于思想傳統(tǒng)的強大控制力量,尤其在文學觀念尚未獨立的先秦兩漢。先秦兩漢是許多重要的文論命題的原生時期,這與后世多元的發(fā)展形態(tài)是完全不同的。它們最初作為文化思想的附庸而發(fā)端,歷經(jīng)了由廣義到狹義、由素樸到精致、由文學外部到內部、由無意為文到有意為文的發(fā)展過程。因為這些文論命題都是適應當時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而生的,因此,對文論思想所依存的歷史文化情境的瞭望,就相當重要了,而這個歷史語境,就是禮樂傳統(tǒng)。
禮樂作為中國文化原生時期最主要的思想資源和知識背景,上則表現(xiàn)為天道變化,下則為反映萬事萬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中則體現(xiàn)為人事變遷的法則,涵蓋了從典章制度到精神道德的各個方面,無論是顯在的聯(lián)系與政教的典儀節(jié)文,還是內隱的聯(lián)系與心理的“六藝”之教均為禮樂文化的載體。由此角度,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化都是禮樂的產(chǎn)物,文學乃至文論當然也不例外。禮樂文化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文學思想的內在精神品質,深刻而內在地影響了古代文化傳統(tǒng)以及文論史上眾多范疇和命題的形成。文質范疇正是因為在其產(chǎn)生和演變過程中吸收了豐富的禮樂文化因素,因而形成其理論內涵的深厚性和闡釋 形態(tài)的多元化。禮樂傳統(tǒng)籠罩下生成的文質范疇,質態(tài)表現(xiàn)層面有二:從外部表現(xiàn)的功能看,文質是對三代禮樂的歷史性描述、對人的自然情性與道德理性的評價性判斷、對語言藝術形象的審美性判斷,其原初階段具有描述、判斷和審美等多項功能。從內在發(fā)展的理路看,文質在“一文一質”、“文質相半”的動態(tài)平衡中獲得的質態(tài)穩(wěn)定性,并沒有隨歷史的發(fā)展而消失,而是作為思想文化傳統(tǒng)中一個獨立、核心的聯(lián)系與中介延續(xù)不斷,其意義發(fā)展的脈絡由禮樂的載體最終進入文學這樣一個次生領域,并成為此領域最重要最顯著的一個元范疇,其間歷經(jīng)了一個漫長而極具啟發(fā)意義的演變過程。
從文學思想史的發(fā)展來看,文質文論的價值取向大致有二:一是在價值層面上要重振儒家禮樂傳統(tǒng)及其衍生的文學觀念,這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主流,表現(xiàn)為輕視為文的技巧而重道德內涵,尤其強調作品內容與創(chuàng)作主體之道德情性的關系,并衍生出“文以載道”的思想。文學的功能偏向社會政教,儒家的若干正統(tǒng)論點,如“詩言志”、“思無邪”等被后人視為補偏救弊的良方而推崇備至;受此影響,文質范疇在意義的指涉上更傾向于重質輕文的審美標準,在語言形式層面上則倡導恢復先秦質樸的文風,反對漢魏以后浮華的風氣,這是后人以文質作為批評術語時最平常的一個選擇。二是在文學思想發(fā)展觀上形成以文質代變來描述文學退化史的思維模式。由文及質的歷史進程,是文學以及各種文化現(xiàn)象發(fā)展的一個必然的趨勢,因此,文質觀念在文化傳承上自然衍生出“貴古”和“趨新”兩種相對的文學史觀。綜觀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在質之“貴古”與文之“趨新”之間反復拉鋸展開的一部文學批評退化史。劉勰《文心雕龍·通變》中對文學的變遷發(fā)展作價值評價時認為,“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15 他以質文更迭循環(huán)來證明其今不勝古的文學史觀,認為一部文學史的發(fā)展乃是“從質及訛,彌近彌?!钡倪^程,這與其“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概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劉勰的理論視域里,所謂“通變”,通的就是古今文質、雅俗之變。逮至明代胡應麟更以“格以代降”16 來定格《詩經(jīng)》以后詩歌的發(fā)展歷史,簡明扼要地點出了文論家從古今文質對照中得出文學退化論的共同認識,這也是后世以復古之名行變革之實的重要理論依據(jù)。要之,文學退化與整個文化乃至文明進化交錯之悖論這一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特有的書寫模式,亦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及文學觀念都呈現(xiàn)出極其濃郁的向后看的烏托邦傾向。
在發(fā)生意義上,文質是對“三才”存在本質及表現(xiàn)形態(tài)進行的解答而非針對文學本身而言,以其范疇的原初性和內涵的豐富性閃現(xiàn)在各種人文活動中,尤其在文學領域。文學作為人文化成中極其重要的一環(huán),以本體結構上內容與形式的區(qū)別、語言表現(xiàn)形式之質樸與文飾的異同、創(chuàng)作主體之道德人格與自然情性的矛盾以及文學史進程之古今質文之變,與文質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遂成為文質發(fā)展中最重要的、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個領域。在文學這個次生領域展開的文質范疇,關涉到文學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作家論和接受論各個方面,是古代文學思想史中出現(xiàn)得最早且貫穿始終的范疇,歷代文論家對其備加關注。后世古今文質之爭,多糾纏于質樸與文飾的爭論,對文質的理解,從思想文化本源層面的價值判斷外化為語言的表象性描述,使一個具有厚重人文內涵和歷史感的范疇單一化、平面化。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文論的引進,更強化了從內容和形式的角度去理解文質的內涵,這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從原初混融意義到獨立文論范疇的演變歷 程,從而遮蔽了其本原意義。
惟有對文質發(fā)展歷史和文化傳承持一種客觀的態(tài)度,對古人之文化處境保持同情之了解,將古代文論中眾多孤獨的范疇、命題以及方法論的形成從純粹的理論形態(tài)回溯到其生成的原初歷史文化語境中,將其從業(yè)已不斷闡釋而形成的傳統(tǒng)回復到其原生的批評意識中,才能發(fā)現(xiàn)承流會變之軌跡,并重新梳理其由本及末之源流。文質在原初意義上的豐富性和表現(xiàn)形態(tài)的多樣性與后世發(fā)展形態(tài)的單一化和平面化是完全不能等同的,在思想史建構上所具有的邏輯起點意義也是不相同的。同時,它的發(fā)展衍變也昭示出,文質作為一個始終高懸在三代烏托邦想象中的元范疇,一旦脫離了禮樂文化母體的原生意義,離開了先天所混融的諸多意識形態(tài)品格,就只能是一個沒有時間和空間差異、沒有歷時性文化傳承和共時性個體差異的停滯的平面范疇,也就無法再現(xiàn)其在思想文化發(fā)展上的重要性了。
注釋
①湛若水:《唐元次山集序》,《唐元次山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②《國語·周語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③朱伯:《易學哲學史》第一卷,華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
④王弼:《老子注》四十二章,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54年版。
⑤《周易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版。
⑥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
⑦參見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頁。
⑧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頁。
⑨金景芳:《金景芳晚年自選集》,吉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頁。
⑩凌曙:《春秋繁露注》,中華書局1975年版。 11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版。
12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13王欽若:《冊府元龜·帝王部四十·文學》卷四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
14章學誠:《文史通義》,葉瑛校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
15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版。
16胡應麟:《詩藪》內篇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