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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質原論——禮樂背景下的詮釋
 
禮的哲學詮釋
彭林1

提要:春秋、戰(zhàn)國之交,儒家經(jīng)典出現(xiàn)哲學化的趨勢,《易傳》對于《易經(jīng)》的詮釋肇其端,繼之而起的,則是《禮記》對于《儀禮》的說解?!抖Y記》對于原本只有禮法的《儀禮》做了全新的哲學詮釋,使禮學成為了具有普世價值的理論?!吨芏Y》在此道路上走得更遠,構建起了以陰陽五行為間架的建國模式。
關鍵詞:禮 陰陽 五行 天道 《禮記》

《儀禮》、《禮記》、《周禮》是禮學的核心典籍。毫無疑問,《三禮》的內容有彼此呼應和契合的部分。本文想提出一個有趣的話題:這三部著作之間,是否存在不相一致的地方?如果存在,它說明什么?

一、以陰陽說禮

《儀禮》是禮的本經(jīng),相傳為孔子手定,在《三禮》中出現(xiàn)的年代最早;《禮記》是七十子后學之作,或說是漢儒作品的,不管取何種說法,《禮記》的年代晚于《儀禮》,學者并無分歧?!秲x禮》與《禮記》是“經(jīng)”和“記”的關系,從性質上來說,前者記載禮法,后者述說禮義,后者是詮釋和闡發(fā)前者的,兩者的精神應該始終一貫。那么,后者是否忠實于前者?這一問題可以通過比較兩者的文本來討論。
《儀禮》十七篇,記載冠、昏、喪、祭等禮的儀軌?!抖Y記》四十九篇則多為討論禮義?!抖Y記》不少篇的主題比較散漫,并不與《儀禮》直接對應,如《曲禮》、《檀弓》、《郊特牲》、《玉藻》等等,直接與《儀禮》對接的,只有《禮記》的最后七篇?!秲x禮》有《冠禮》、《昏禮》、《鄉(xiāng)飲酒禮》、《射禮》、《燕禮》、《聘禮》、《喪服》等七篇;《禮記》則有《冠義》、《昏義》、《鄉(xiāng)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等七篇。此外,《禮記》的《郊特牲》、《祭統(tǒng)》、《禮器》等篇中也夾雜有論述禮義的文字,它們的性質是一致的。
《儀禮》十七篇,除《士相見禮》、《大射》、《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之外,其余各篇的正文之末都有“記”。賈疏說:“凡言記者,皆是記經(jīng)不備,兼記經(jīng)外遠古之言?!笨梢娺@一類“記”的性質,是當年傳經(jīng)時的補充與說明?!抖Y記》與之相關的七篇,則是七十子對禮作的說解,年代要晚于《儀禮》的記。這兩種記,有哪些不同?將兩者比較即可發(fā)現(xiàn),彼此最大的不同,是《儀禮》詳于記述,沒有哲學意味;《禮記》則相反,處處著眼于哲學詮釋,使用得最多的哲學范疇首推陰陽。下面略舉數(shù)例:
⒈昏禮與陰陽
《儀禮?士昏禮?記》所記,主要有兩部分,一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等禮節(jié)的規(guī)范用語,如: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敝旅唬骸案壹{采?!?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shù)而擇之,某不敢辭?!?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納征,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征?!?
致命,曰:“某敢納征。”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痹唬骸澳趁陈犆谖嶙印!睂υ唬骸澳彻涛锹?。”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睂υ唬骸澳掣也痪错殻俊?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敝魅嗽唬骸奥劽??!?
另一部分是補記某些不見于經(jīng)文的細節(jié),如納徵時的執(zhí)皮之法,新婦上車時的從者執(zhí)幾之法,婦入寢門后的贊者酌玄酒之法,如:
納征:執(zhí)皮,攝之,內文;兼執(zhí)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后,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婦乘以幾,從者二人坐持幾,相對。
婦席薦饌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
如此而已,沒有任何哲學的意味,這是西周之禮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們讀《左傳》,書中大量使用“禮也”、“非禮也”的判語,但所批判者,均為具體的史實。
但是,《禮記?昏義》對昏禮的解說,卻出現(xiàn)了如下的文字: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惫蕿樘焱醴厮ィ钢x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作者將男女從哲學屬性上歸為陰陽、天地、內外,將天子與后作為人類社會之陰陽的最高代表,“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國事只有兩類:陽事與陰事,它們分屬內外。所以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外治;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內治;實際上就是分理陰陽。
將男女作天地、陰陽、剛柔解釋,還見于《禮記?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薄秲x禮?士昏禮》所記婚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六道程序,習稱“六禮”,其核心是“親迎”。親迎于“昏時”舉行,即日沒后二刻半(古人將一天的時間分為100刻,今天則分為96刻,一刻的長度很接近)舉行。親迎必須是男子前往女家,這也被《郊特牲》賦予了陰陽的意義:“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编嵭度Y目錄》則作了進一步的詮釋,認為昏時是陰陽交接之時,新郎到女家迎親,新娘隨之到夫家,含有陽往陰來之意:“必以昏者,取其陰來陽往之義?!?
其實,親迎之所以安排在昏時,乃是遠古時代搶婚習俗的孓遺。《易?睽卦》上九云:“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后說之弧,匪寇婚媾?!闭f是有人夜行,見一豕伏在路中,又見一輛載著許多鬼的車,于是張弓欲射。但細看之后,方知不是鬼而是人,于是弛弓不射。再行細察,而知不是寇盜,乃是在忙婚媾之事的人。梁任公先生認為,《睽卦》所記,正是氏族時代的搶婚習俗。男家選擇昏時出動,是為了借助于夜色的掩護。隨著時代的進步,搶婚的風俗漸次消失,而在昏時成親、男子前往女家迎妻的古老風俗卻被保留下來,如此而已。先秦昏禮不用樂,迥異于后世?!督继厣方忉屨f:“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笔聦嵣?,昏禮不用樂同樣是對傳統(tǒng)的沿襲。上古既是搶親,則必然悄聲而行,決不可能奏樂而往,其中并無深意。若如七十子所言,則后世婚事都不舉樂才是。由此可見,《昏義》的種種陰陽之義,是七十子累加上去的,并非《士昏禮》的本義。
⒉方位與陰陽
在《儀禮》中,禮有主、賓,賓有主從,彼此站立的位置,乃至器物陳設的位置,皆有嚴格的規(guī)定,這原本可能是一種長久形成的習慣,但也被七十子賦予了陰陽的意義:
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人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禮器》)
君之南鄉(xiāng),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郊特牲》)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xiāng)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郊特牲》)
亨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fā)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鄉(xiāng)飲酒義》)
⒊禮器的奇偶與陰陽
數(shù)有陰陽,單數(shù)為奇、為陽,偶數(shù)為偶、為陰。這一理論始于《周易》。行禮必有器,器類不一,有奇有偶,禮家遂將奇偶與陰陽并論。《郊特牲》云: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郁氣之上尊也。黃者中者;目者氣之 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醯醢之 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chǎn)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
鼎俎與籩豆,為何分屬陰陽?這段話讀來頗費揣測??资柙疲骸岸奁嬲?,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動物屬陽,故其數(shù)奇?;e豆偶者,其實兼有植物,植物為陰,故其數(shù)偶。”孔疏有兩個問題:
其一,鼎俎與籩豆是否真是奇偶之數(shù)?《儀禮?聘禮》有九鼎九俎,陪鼎三;《少牢饋食禮》有五鼎五俎,另有肵俎一;《特牲饋食禮》有三鼎三俎,肵俎一??梢?,《聘禮》鼎的總數(shù)為十二,而孔疏說正鼎與陪鼎應該分開算,所以都是奇數(shù);《少牢饋食禮》和《特牲饋食禮》的俎都是雙數(shù),但孔疏認為肵俎不是正俎,所以“不在數(shù)”,不能算入正數(shù)。但是,《有司徹》有“陳六俎”的明文,尸、侑、主人、主婦各一俎,共四俎;此外,司馬用一俎進羊肉湆,司士用一俎進豕肉湆,以孔疏前面的解釋,無法對此現(xiàn)象做出解釋,乃用“一處并陳”來作解釋,意思是說,這些俎都放在一處,所以也屬于奇數(shù),可謂實足的遁詞。此外,籩豆的數(shù)量,盡管有用雙數(shù)的例證,但也有反證,例如《鄉(xiāng)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豆有三、五之數(shù)??资栌终f這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恐難服眾。
其二,孔疏說鼎俎盛放動物,動物屬陽;籩豆兼放植物,所以屬陰。此說也很牽強,因為籩豆之實盡管多為植物,但也不乏動物。如《儀禮?鄉(xiāng)射禮?記》云“醢以豆”,醢即肉醬,屬于動物?!抖Y記?雜記下》云“豚肩不掩豆”,可見豆實有豚肩,也屬陽物。籩與豆形制相同,一用竹制,一用木制,籩盛干物,豆盛濡物,如此而已。《儀禮?鄉(xiāng)射禮》云“薦脯用籩”,脯即肉干,屬陽物。《周禮?籩人》所掌朝事之籩有膴、鮑魚、鱐,都不是植物。鄙見,鼎俎與籩豆所盛食物之所以不同,是器形大小所致。棗、栗、葅、醢,體量很小,自然要用籩豆盛放;牛牲、羊牲、豕牲,即便經(jīng)過肆解,個體依然碩大,只能用鼎俎盛放;與陰陽何涉?《禮記?祭統(tǒng)》對祭品的陰陽屬性解釋為:
水草之菹,陸產(chǎn)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茍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作者認為,之所以要用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的“小物”、“美物”,乃至“昆蟲之異,草木之實”等作為祭品,旨在盡取陰陽之物,以表祭祀之心的竭誠。祭品的哲學屬性還體現(xiàn)在對陰陽的回報上,《郊特牲》云: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郊特牲》的作者認為,人死之后,“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因此,祭祀必須求于陰陽?!凹朗蝠⒓臃?,祭齊加明水”,是說尸既坐綏祭時,祭黍稷兼祭肺;正祭時陳列五齊之尊后,再加明水之尊,意在報陰;肺和明水都屬陰,用這類陰物致祭,是為了親近死者歸于地的形魄,所以說是“報陰”?!叭∧y膋燔燎,升首”,是說朝踐時,祝用膟膋(動物腸間的脂肪)在爐炭上燔燎,之后升牲體之首于室,到薦孰的儀節(jié),祝再次用膟膋、蕭與黍稷合在一起焚燒,使香氣達于墻屋;孔疏說“膟膋黍稷,并是陽物”(注意:上引的孔疏說只有動物才是陽物,植物屬于陰物;而此處卻說黍稷屬于陽物),所以說是“報陽”。
⒋禮樂與陰陽
自周公制禮作樂,禮樂成為上古社會使用最為頻繁的名詞之一。西周禮樂,無陰陽之分。自七十子起,始有樂陽、禮陰之說: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郊特牲》)
饗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yǎng)陽氣也;凡食,養(yǎng)陰氣也。故春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yǎng)陽氣也,故有樂;食,養(yǎng)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郊特牲》)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郊特牲》)
故圣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樂記》)
孔疏解釋道:“陽,天也。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者也。陽化,謂五聲八音也?!薄瓣帲匾?。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音樂的出現(xiàn),遠在陰陽概念出現(xiàn)之前,因而不可能是按照陰陽的概念來制作的。
《禮記》中將禮陰陽化的例證還可以舉出不少,限于篇幅,只能點到為止。

二、禮與天道、四時

僅僅用陰陽解釋禮,在理論上尚欠精密,因此,還需要將禮上升到當時流行的天道、四時的層次,使之具備法理的依據(jù)。相關的論述,《禮記》中在在多有,《樂記》說: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又如《禮運》說:
是故夫禮,必本于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故圣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上引幾段文字,將禮與天地、四時、十二月、日月、陰陽、鬼神、四靈等比附,試圖將自然之理與社會法則鑄為一爐?!督继厣穭t將王祭天穿袞服的冕璪旂旒之數(shù),與歲星十二年一周天相聯(lián)系: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shù)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生人之禮與兇喪之禮不同,這也是歷史形成的,未必有深刻的道理在內。但《喪服四制》認為,之所以“吉兇異道”,是“取之陰陽”,是為了體現(xiàn)陰陽之道。古代喪服制度,為血緣親屬服喪稱為“恩”,體現(xiàn)的是“仁”的精神;為無血緣關系的人(例如國君)服喪稱為“理”,體現(xiàn)的是“義”的精神;用各種儀節(jié)來節(jié)制喪禮中人的情感,稱為“節(jié)”,體現(xiàn)的是“禮”的精神;喪服的情況非常繁復,有時不得不有所變通,稱為“權”,體現(xiàn)的是“知”的精神。之所以要有這幾條原則,《喪服四制》的作者解釋說: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兇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jié)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jié)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毋庸置疑,恩、理、節(jié)、權等四條原則,是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而《喪服四制》認為“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四制是“取之四時”的結果,是按照預設的原則一次性建立的,可謂用心良苦。
《儀禮》記載的某些具體的禮儀,也被與天體、四時等相聯(lián)系。如《儀禮?鄉(xiāng)飲酒禮》一篇,記述鄉(xiāng)人聚會飲酒的禮儀。參與此禮的有賓主、介僎、三賓等,這些人物的席位自然有東、有西,看不出它們有什么成體系的思想內涵。但只要讀《禮記?鄉(xiāng)飲酒義》,就發(fā)現(xiàn)處處有玄機:
鄉(xiāng)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jīng)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賓必南鄉(xiāng),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chǎn)萬物者圣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yǎng)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圣鄉(xiāng)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xiāng),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chǎn)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chǎn)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作者認為,“古之制禮也,經(jīng)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因此,不僅將賓主等的位置與天地、日月、三光對應,而且作了進一步附會:四面之坐象四時,西北為天地尊嚴之氣的所在,東南為天地之盛德之氣的所在云云,可謂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

三、禮與陰陽五行

《周禮》陰陽之說始于《易》,五行之說始于《洪范》,融陰陽、五行于一爐,始于鄒衍。而用天道、陰陽、五行的體系鋪陳禮制,當以《周禮》為典范。
《周禮》中的陰陽理論,遠比《禮記》所及要完備?!短旃?內宰》有“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天官?內小臣》有“掌王之陰事、陰令”;《地官?大司徒》以十二教教萬民,“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兜毓?牧人》有“凡陽祀,用骍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大宗伯》有“以天產(chǎn)作陰德”,“以地產(chǎn)作陽德”;《春官?大師》有“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春官?典同》有“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春官?占夢》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計有陰禮、陽禮、陰事、陰令、陰祀、陽祀、陰德、陽德、陰聲、陽聲、陰氣、陽氣等等。
此外,《周禮》中還有明顯的五行之說,《春官?大宗伯》云: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這段文字中明確提及禮拜天地四方用的璧、琮、圭、璋、琥、璜六種玉器的顏色,分別是蒼、黃、青、赤、白、玄,后五種顏色的分布,與五行理論中的五方之色完全一致。此外,《周官》大祭祀時,要奉致五行之牲,因而地官中有“牛人”一職,春官中有“雞人”一職,夏官中有“羊人”一職,秋官中有“犬人”一職,冬官已亡,以三隅反之,必有“豕人”一職。這五職的名稱及其在六官中的位置表明,它們是五行象類的標志。可見,《周禮》中不僅有五行思想,而且表明《周禮》中的“地”,既與“天”陰陽相,而且兼有“中央土”的角色2。六官的結構,實際上是兼包陰陽與五行的結構。了解《周禮》六官的這一結構,對于認識此書的性質至關緊要。
《周禮》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為主體框架,六官之下,各轄六十職,總數(shù)為三百六十,與周天的度數(shù)正好相合。結合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六官的結構暗含了天地四方六合、周天三百六十度的宇宙格局。筆者由此得出結論,《周官》之“周”,不是“西周”或者“周公”之“周”,而是“周天”之“周”3。周天之官,是作者以人法天的哲學模式,也是經(jīng)略天下的謀篇布局。
《周禮》的哲學色彩遠遠不止于此,又如書中關于國都地理位置的選擇,也頗為奇特?!吨芏Y》六官的開頭都有如下的幾句話:“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jīng)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彼^“體國經(jīng)野”,就是劃分國野,王都之所在謂之國,國外謂之野。而國都位置的選擇,考慮的不是依山傍水、便于生活之類,而是哲學上的依據(jù),《周禮?大司徒》云: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這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國都必須建在“地中”,就是天下之中。尋求地中的方法,是用土圭測定日影的長短得到的。方法是在夏至之日,土圭的影長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處就是“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的“地中”,于是,“乃建王國”??梢?,這一所謂的地中,并非國土地理的中心,而是宇宙模式的中心。毋庸置疑,這是與天地、四方六合的框架一致的。有關《周禮》的思想特色,筆者早有論述,4此不贅言。

四、禮的哲學詮釋的意義

禮從儀式層面走向哲學層面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而是春秋、戰(zhàn)國之交思想界出現(xiàn)的新潮流的體現(xiàn)。當時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為在論戰(zhàn)中取勝,諸家盡力高遠其說,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在年代上向遠古的方向推,將自家的學說與黃帝、堯舜聯(lián)系,甚至將自己的著述托名黃帝、伏羲等人,就《漢書?藝文志》所見,道家有《伊尹》51篇、《黃帝四經(jīng)》4篇、《黃帝銘》6篇、《黃帝君臣》10篇、《雜黃帝》58篇、《力牧》22篇,農(nóng)家有《神農(nóng)》10篇,小說家有《鬻子說》10篇、《黃帝說》40篇,兵形勢有《蚩尤》1篇,陰陽家有《神農(nóng)兵法》1篇、《黃帝》16篇、《封胡》5篇、《風后》13篇、《力牧》15篇、《鬼容區(qū)》3篇,天文家有《黃帝雜子氣》等等,都是依托往古之作。八卦推遠至伏羲,《內經(jīng)》或名《黃帝內經(jīng)》,情況類似。二是在深度上朝哲理的方向推,使之具有理論色彩,《老子》動輒稱天地、萬物,并且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念;鄒衍創(chuàng)立陰陽五行學說,用以解說宇宙及社會現(xiàn)象,也當作如是觀。這種風氣勢必給儒家以外部的壓力。
作為儒家經(jīng)典的“六經(jīng)”,就性質而言,幾乎都是素樸的史料,而不是成體系的著述。《詩》三百,乃是民間或者貴族的詩歌;《書》為堯舜以來的官方文誥;《禮》是周代的各種儀式;《易》原本是卜筮書;《春秋》乃魯國的編年史。在孔子而言,上古帝王的治平之道盡在于此,毋需多置一詞,所以述而不作即可。但是,《六經(jīng)》如果不作詮釋,外人很難得其要旨。所以孔子傳授經(jīng)文時,必然會有所指示。例如,《詩》的真諦何在?孔子解釋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關雎》一篇,究竟好在何處?孔子說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類似的評說,雖有畫龍點睛之妙,但不足以形成孔子學說的理論架構。
孔子對于《六經(jīng)》思想的提升,當始于《易》。一般認為《易》成書于西周初年,內中只有極簡單的哲學因素,不具備哲學體系?!兑讉鳌肥墙忉尅兑住返?,司馬遷說出于孔子手作,或說出于多人之手,莫衷一是?!兑讉鳌纷髡邽榱私栌谩兑住返耐鈿そ⑿碌睦碚擉w系,不得不對原著有所附益與改竄,正如高亨先生所指出,《易傳》“作者對《易經(jīng)》一書多加以引申枝蔓甚至歪曲附會的說釋,以闡述他們的世界觀,可以說是借舊瓶裝新酒。《易傳》雖是筮書的注解,然而超出筮書的范疇,進入哲學書的領域”,“《易傳》解經(jīng)與《易經(jīng)》原意往往相去甚遠”,“《易傳》作者多用象數(shù)以釋《易經(jīng)》的卦名、卦義與卦辭、爻辭,以抒寫其對于自然界、社會、政治、人生諸方面的種種觀點”5。這是非常中肯的見解?!兑讉鳌肺樟舜呵镆詠淼年庩枌W說,建立了以陰陽為基礎的自然哲學體系,出現(xiàn)了許多不見于《易經(jīng)》的表述: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辭上》)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御,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干,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變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系辭上》)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系辭下》)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shù),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fā)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shù)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shù)也。(《說卦傳》)
《易傳》關于“廣大配天地,變通變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之類的說法,顯然對禮的哲學詮釋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帶動了禮的哲學化進程;或者說,《禮記》對于禮的哲學詮釋,正是《易傳》哲學模式在禮學中的拓展。我們前面提到的《樂記》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云云一段文字,張岱年先生認為是襲用了《系辭上》中的下列文字: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張氏說至確。
禮是從氏族時代的某些風俗發(fā)展而來的,到商代漸次形成為一套祭祀鬼神的儀式。殷周鼎革之后,隨著民本主義思想的出現(xiàn),禮開始成為體現(xiàn)道德理念的制度形態(tài)。《儀禮》所記冠婚喪祭射鄉(xiāng)聘覲,以及特牲少牢饋食之禮法,樸茂無華,鮮有哲學色彩,全書甚至不見“陰”、“陽”二字,顯示了周代之禮的本初面貌。牟宗三先生說,周公制定的禮,“都是外延的、廣度的,并非內容的、深度的”,6甚是。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禮突破既有的藩籬,開始向內容的、深度的方向發(fā)展,特色之一,就是要賦予《儀禮》的禮法以新的禮義,成為具有普世價值的理論形態(tài),《郊特牲》說:“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shù),祝史之事也。故其數(shù)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禮記》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禮學思想的結晶?!兑讉鳌穼Α兑捉?jīng)》升華,學術界比較清楚,而《禮記》對《儀禮》的升華,學者卻很少論及,這就很難看清禮學的發(fā)展軌跡。
《周禮》的面貌,是鋪陳官制,敘述官政大法,似乎與哲學無涉。先秦有過類似的作品,如《尚書》的《立政》、《荀子》的《王制》?!读⒄吠ㄆ涊d周公對成王講述設官和官人之道,強調任用有德行的官員?!盾髯印返摹锻踔啤氛撌銎渲螄砟?,強調隆禮重法,以民為本,以及官制的構成。將這三者加以比較就可以發(fā)現(xiàn),《立政》和《王制》行文平直、質樸,沒有哲學味,純粹談官制與官人之道?!吨芏Y》不然,它在使禮制哲學化的路上走得更遠,如前所述,從框架結構到設官分職,無不深深浸潤于陰陽、五行理論之中,其精致嚴密的程度,令古今所有的禮學著作都望塵莫及。這正是《周禮》晚出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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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1949年生,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2閱拙作:《〈周禮〉五行思想新探》,《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
3參閱拙作:《“周官”為“周天之官”說》,《中華讀書報》,1998年1月21日。
4參拙作:《〈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5高亨:《周易大傳今注?自序》,齊魯書社1979年,第1-3頁。
6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fā)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頁。
 
 
 
 

文質原論——禮樂背景下的詮釋

夏靜
 
內容提要 本文從文化思想發(fā)展史的角度將文質元范疇置于禮樂背景下考察,在“三才”論和陰陽論所構成的闡釋系統(tǒng)中追溯了它們在思維模式和知識構成上的學術淵源。圍繞禮樂在先秦兩漢發(fā)展的三個階段論述了文質的不同表現(xiàn)形態(tài),并揭示出文質范疇由質態(tài)的豐富性、多層面走向單一性、平面化的緣由。

對中國思想史尤其是文學思想發(fā)展史而言,產(chǎn)生于先秦兩漢的文質范疇以其原創(chuàng)性和無所不包性在意義的實現(xiàn)上通過思想文化的各種形態(tài)反復展現(xiàn),并以衍生出哲學史、文學史和美學史上眾多的范疇和命題而貫穿了整個傳統(tǒng)時代。它與源于相同知識背景并同生共長的禮樂命題一起,組成了思想史上具有邏輯起點意義的元范疇。探討禮樂背景下的文質范疇,不僅能使我們對文質生成的歷史語境以及包含哲學基礎和人文內涵在內的義理有一個本源性的把握,而且有助于我們清理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如三代以來由“三才”論和陰陽論所構筑的強大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以及由此生發(fā)的自然宇宙觀和社會人生價值觀等。本文擬從知識譜系和思維模式上對中國思想文化原生時期即先秦兩漢時期文質與禮樂的關聯(lián)作一個審察,希冀以此在文化精神和方法論原則上與古人視界融合,盡可能地體認可靠的思想文化原貌。

探討文學思想的緣起,必然要追溯到文學思想的前身——由各種藝術形態(tài)及審美觀念所構成的文化思想與時代精神,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該時代占主流地位的學術思想。在古人的文化視野中,將禮樂、文質與“三才”、陰陽放在一起言說是其學術思想的基本理路。究其根源,成因是多方面、多維度的,其間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古人的自然宇宙觀和人生價值觀,它是由天地人和聯(lián)系三者終極性的道(天道地道人道),以及貫通其中的陰陽為核心要素構成的一個整體思維結構,這是古人思想文化視野中最大的解釋系統(tǒng)。其中天地人“三才”是核心范疇,統(tǒng)攝一切并搭建了古人思維運行的理論平臺。陰陽二元是中介,是貫通天地人之中的兩種勢力,以對待立義和動態(tài)平衡構成天地人結構的內存根據(jù)及其生生不息的發(fā)展動力?!叭拧闭摵完庩栒摼C合了三代以來的歷史文化經(jīng)驗以及諸子各家在辯證智慧上的貢獻,是對傳統(tǒng)學術的最高概括,深刻地影響了每一個時代政治文化心理的形成并對人文思想的定型起到?jīng)Q定作用,因此是圖解古代學術理念、政治文化模式生成的起點。

“三才”思想始于《周易》。雖然《尚書》中多次提到“天”的范疇,但在“天”的基礎上增加“地”和“人”,并對此進行最完善、權威闡述的是《周易》。依《易傳·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边@里至少有兩層意思:其一,易的符號是根據(jù)天地人的關系建立起來的。易每卦六爻,分天、地、人三位,其中初爻二爻為地位,三爻四爻為人位,五爻六爻為天位;其二,“三才”都分而為二,由陰卦陽卦各取一個配合,這就明確了陰陽是貫通天、地、人三道的中介,建構了由陰陽貫通的自然、社會和人事一體化的思維模式。在“三才”論基礎上形成了古人思考人文現(xiàn)象的兩個向度:其一,將一切人文現(xiàn)象的源頭追溯到天(或天地)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依據(jù)。作為禮樂文化載體的“六經(jīng)”因“與天地準”,反映的是天地的根本道理且其發(fā)生和歸屬都包含在天地之中,因此帶有廣泛的真理性,具有絕對的權威性。以人文起源為例,《詩緯》云:“詩乃天地之心。”《文心雕龍·原道》云:“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倍际前盐牡钠鹪椿厮莸教斓剡@一最高范疇,認為人文與天地并生、與宇宙同源同構,天文、地文和人文以反映“天經(jīng)地義”之至理而具有貫通一致性。其二,古人以整個世界為思考對象,視天地人為一個有機結合的系統(tǒng):在構造上相同,在精神上共感相通,在表象上互為因果。人處于“三才”之中位,象天法地,陰陽相會而成。從《禮記·禮運》“人者,天地之心”的推斷中不難看出,古人總是從人與天地同源互感中尋求自身存在的依據(jù),所謂人權天授、人事天設、人文天配等等不過是其具象化而已。

我們從漢代《春秋繁露》、《白虎通》、《漢書》到 《后漢書》中,亦無時無刻不感到濃厚的因“人參天地”而同類相動、天人感應的文化氛圍??梢姡从凇叭拧闭撍纬傻囊匀藶槌霭l(fā)點談論一切人文現(xiàn)象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傳統(tǒng)。禮樂與文質的緣起也得從“三才”談起。禮樂的起源,按照《禮記·樂記》的說法有三:本乎天地、生于陰陽、節(jié)制人欲。在儒家的一貫理念中,禮樂源自天地,與“三才”之間有著神秘又神圣的關聯(lián)?!吨芤住ば蜇浴费韵扔刑斓厝f物,然后有男女夫婦,再有父子君臣,最后是上下禮義,這一個系列渾然天成,和諧統(tǒng)一于“三才”之中,其推論的落腳點旨在證明禮樂所營造的社會政治結構和等級秩序因源自天地,所以合理。分而論之,禮樂各有所本,《禮記·樂記》云:“圣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薄皹氛撸斓刂鸵?font face="Times New Roman">;禮者,天地之序也?!睂τ诙Y樂的起源,漢儒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中的論述最為精警:“何謂本?: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yǎng)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yǎng)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痹诖?,董子巧妙地完成了天地人框架中的禮樂建構:禮樂源自天地,人乃禮樂的制作者、宣揚者和體現(xiàn)者,這就為禮樂的存在找到了大本大源,遂成為儒家全部思想合法性存在最根本的依據(jù)。文質范疇,從根本上看亦是天地人關系的具象化。在古人看來,物之質文猶如人之內外,屬于事物不可缺少的兩個部分,宇宙萬物以及產(chǎn)生的人文現(xiàn)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質內文外即本質與表象的問題。揚雄《太玄·文》云:“天文地質,不易厥位?!薄栋谆⑼x·三正》云:“質法天,天法地,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yǎng)而成之,故曰文?!薄洞呵镌芬嘣?font face="Times New Roman">:“王者一質一文,據(jù)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贝撩鞔咳羲栽?font face="Times New Roman">:“物之生也先質而后文,故質也者生乎天地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后天而述者也?!?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① 可見,古人是將文質視為“三才”的外在表現(xiàn)形態(tài)和內在精神品質來言說的。

關于陰陽的起源,古今無有定論,我們根據(jù)《周易》中包犧氏“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八卦的說法,亦可以推測是先民從長期的自然、社會、人事觀察中得出的關于天地人之生成及發(fā)展動因的最直切的推斷。陰陽概念,肇端于《國語》。公元前780年,“西周三川”地震,太史伯陽父用陰陽二氣是否失序來解釋地震原因:“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 因此,陰陽最早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非哲學范疇,“陰陽指寒暖二氣,寒氣為陰。暖氣為陽,認為陰壓迫陽氣,所以有地震。其所謂陰陽,屬于天文學的概念” 。將陰陽上升為哲學范疇的是春秋末的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使之抽象為構成宇宙的基本元素并成為解釋萬物變化的二元原理。成書于戰(zhàn)國的《易傳》視陰陽以及變化法則為事物的本質,“一陰一陽之謂道” ,將其提高到道的高度,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來言說,建立了“《易》以道陰陽” 的思想體系。漢代的董仲舒對于陰陽理論的貢獻在于將“三才”所體現(xiàn)的自然之道統(tǒng)統(tǒng)納入陰陽法則中并賦予其鮮明的道德意味。在《春秋繁露·陰陽義》中,他根據(jù)“天道之常,一陰一陽”的理論,將陰陽對立統(tǒng)一所體現(xiàn)出的尊卑、貴賤、親疏關系與天地人發(fā)生、發(fā)展的整個過程貫通起來,并由天地人在陰陽屬性上所表現(xiàn)出的同一性推演出“三綱五?!敝袷ブ辽闲裕诙舆@里,“三才”論與二元論真正合一了。

在今人看來,陰陽配列及嬗變是通過一套簡易的識別代碼建構了一套認知世界的全知全能模式,引導人們自覺地從森羅萬象的事物對立面出發(fā)去感知、把握天地人組成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從自然現(xiàn)象到人文現(xiàn) 象,從生命范疇到道德范疇,從形象思維到抽象思維,陰陽對舉形成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庫。就本文所論及的內容而言,一方面,作為范疇并舉,文之于質,禮之于樂,都深受陰陽對待立義結構方式的影響?!抖Y記》是以陰陽釋禮樂的典型例子。《郊特牲》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喪服四制》云:“夫禮,吉兇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闭撐馁|也不離二元對舉的模式,《朱子語類》所謂“兩物相對待故有文,若相離去便不成文矣”,“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萬事萬物都不是孤立,而是相對立、相比較存在的,因此對事物的認識也必須放在相互關系中去思考。葉燮《原詩》中對這種思維方式歸結為:“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后,無事無物不然?!N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于一者也”。另一方面,陰陽作為對立統(tǒng)一的正負兩極因互涵、互補和互轉而處于一種動態(tài)平衡,旁及禮樂、文質亦是如此。以文質為例,古人常常習慣于在文質的遞變中尋求天地人的動態(tài)和諧?!吨軙ぬK綽傳》載《大誥》云:“天地之道,一陽一陰;禮俗之變,一文一質?!薄墩撜Z·雍也》中“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判斷也表明了夫子對文質作為成人之基本要素的一種價值取向。揚雄《太玄·文》云:“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斑斑,萬物粲然?!辟|是陰氣內斂的結果,文是陽氣外散的結果,文質結合萬物盎然。文質因為具有陰陽變化的普遍意義,遂從歷史、道德范疇上升為本體論范疇,這無疑就把傳統(tǒng)的文質統(tǒng)一思想上升為自然宇宙的普遍規(guī)律了。

綜上所論,以今人的邏輯推理,天地人是一個整體結構,是一個網(wǎng),陰陽是網(wǎng)里的關鍵要素或聯(lián)結性范疇,它把一切自然和社會現(xiàn)象聯(lián)系起來成為一個整體范疇系統(tǒng) 。對此,古人的直觀推斷如下:圣人效仿天地之理法(道),創(chuàng)造了與天地相應的人界禮樂秩序(經(jīng)),然后用經(jīng)義教化蕓蕓眾生,使人與天地一樣處于參贊化育之中和運行秩序中。在此結構中,禮樂與文質是處于核心地位的范疇,它們貫通了后世所謂哲學、倫理道德和文化藝術等精神生產(chǎn)的各個領域??傊?,“三才”與陰陽結合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原則浸透到古代學術的一切領域,是中國傳統(tǒng)價值理念中最為根本性的思想資源。

在大多數(shù)關于禮樂對古代思想影響的論述中,一般視禮、樂為一體,且樂是依附于禮的,故重在論禮。實際上,禮樂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樂與禮比較而言,無論從起源意義、宗教文化層面還是從所體現(xiàn)的精神境界上,都要先于規(guī)范人們社會行為的禮。大體而論,先秦兩漢時期禮樂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標志是周公“制禮作樂”,西周以具體而復雜的禮樂體制代表了真正意義上的思想一統(tǒng)而成為后世諸子追捧的黃金時期,這是禮樂由原始宗教文化演變?yōu)檎虃惱砦幕瘯r期,特點是樂主禮輔;第二階段是春秋“禮壞樂崩”,在此背景下興起的諸子之學,自然將禮樂作為關注的中心話題,從他們或肯定或否定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禮樂不僅僅是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的問題,更是關涉到人的本質和現(xiàn)實存在的問題。孔子以“仁”為核心對禮樂進行了理論總結,使之進一步人間化、合情合理化,禮樂之間表現(xiàn)出劇烈蛻變的特點;第三階段是漢代“禮樂復興”,有漢一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一直在禮樂的興衰之間反復拉鋸,這是對諸子思想重新整合以后形成的新的禮樂傳統(tǒng),學術信仰與政治的高度結合使之最終演變?yōu)榈蹏庾R形態(tài),特點是禮主樂輔。禮與樂在這三個階段的歷史地位是不 一致的,由此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在先秦兩漢思想的發(fā)展中,文質不僅僅是一個內容與形式認知上的問題,更是一個充滿人文色彩和歷史感的范疇。它是古人對人之為人乃至宇宙間一切生命存在和社會存在的本質與表現(xiàn)關系所作的反思。文質范疇的三種表現(xiàn)形態(tài)以禮樂發(fā)展的內在邏輯性和外在必然性為依據(jù),在禮樂發(fā)展的三個階段表現(xiàn)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因此,文質是體認三代禮樂形成因革之極為重要的出發(fā)點與連接紐帶。從文化思想史的兩個層面看,在禮樂文化的大傳統(tǒng)背景下,文質范疇表現(xiàn)為歷史論、道德論,具有描述和價值判斷功能;在文學藝術的小傳統(tǒng)背景下,文質的表現(xiàn)形態(tài)為藝術理論,具有審美的功能。

在“制禮作樂”時期,文質范疇主要體認為以文質論史,其最初興起是源于對夏、商、周三代禮樂文化的整體特征的歷史性描述和評價。三代禮樂,夏代渺遠,留下的文獻很少,殷周禮樂,從春秋戰(zhàn)國開始,古人就習慣將“殷道親親,周道尊尊”作為理解二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的一把鑰匙。關于“親親”、“尊尊”,《禮記·樂記》釋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散則離。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也?!痹诖?,“親親”的原則在功能上被明確為“同”,被賦予了“樂”的成熟形式;“尊尊”的原則在功能上被明確為“異”,被賦予“禮”的成熟形式。誠如楊向奎先生所言:“堯、舜的'親親’、'尊賢’與周公所制作的'禮’、'樂’在精神與功能上屬于同一個系統(tǒng)?!?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⑧ 三代的社會結構就是在禮樂的維系下以“親親”、“尊尊”原則為治而一脈相傳的。對于殷周禮樂的實質,金景芳先生認為“用兩個字概括,就是'親親’、'尊尊’。用一個字概括是'質’、'文’?!?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⑨ 其最早的含義是指殷周不同的繼承制,殷人超現(xiàn)實重原始血緣故尚質,周人重現(xiàn)實尚政治故文。故“親親”、“尊尊”的結合就是文、質的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講,三代禮樂的變化也即三代文質的更迭。

以文質論歷史的最早記載見于《禮記·表記》,其中有兩段文字假孔子之口對三代文化的精神差異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蔽,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夏代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巫祭和鬼神,禮樂文化的特點是愚樸鄙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信鬼而輕禮,禮樂制度不夠完善;周人尊禮重人,禮樂制度完備但繁縟。具體而言,三代文質,與世推移,有不同的時代特點,孔子認為“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笨资枵J為“此一節(jié)總明虞、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也即是說,由夏至商,禮樂文化大體是由野到質、文質相間;由商至周,則是由質到文、文勝于質。三代社會由“質”而“文”的演進,伴隨著“文”的每一步進化,都會出現(xiàn)相應的弊端。

文質論歷史的傳統(tǒng)一經(jīng)形成,文質遂成為一個打通古今歷史和不同學科的橋梁,在“尚文”、“尚質”或“文質相半”的追求中尋求傳統(tǒng)和進化之間的平衡與協(xié)調,從而奠定了古代學術思想的基本精神。漢代的董仲舒用文質循環(huán)的歷史哲學觀來解釋三代遞變的原因,《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主人。” 其“通三統(tǒng)”的循環(huán)論,深刻地影響了漢以降的政治思想文化?!栋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通義·三正》引伏勝《尚書·大傳》云:“王者一質一文,據(jù)天地之道?!?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1 《文鏡秘府論·天卷》引隋代劉善經(jīng)言:“三王異禮,五帝殊樂,質文代變,損益隨時?!?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2 宋人王欽若《冊府元龜·帝王部四十·文學》中亦云:“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3 逮至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中對此作了歷史性的總結:“自古圣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于聲詩,樂之文也?!?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4

在“禮壞樂崩”時期,文質范疇主要體認為以文質論人。從人出發(fā)談論一切人文現(xiàn)象,本質上是對禮樂教化成人的一種反思,屬于道德價值的評價。無疑,文質論人的傳統(tǒng)肇始于孔子,孔子是周代禮樂文化的自覺傳承者,他畢生致力于營造一種基于等級秩序的和諧社會?!拔馁|彬彬,然后君子”是孔子在禮樂教化成人中為調和個人情性與道德理性之間的矛盾所設計的一種理想典范,這與他“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人生三步曲有異曲同工之妙,均重在強調自然天性與社會規(guī)范的相得益彰。《論語·憲問》云:“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睂Υ耍祆洹端臅戮浼ⅰ纷髁诉@樣的分析:“成人,猶言全人……廉足以養(yǎng)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jié)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于內,而文見乎外。……而其為人也亦成矣?!边@個分析符合孔子原意,是非常深刻的。所謂“成人”,就必須質內文外,德才兼?zhèn)?。這里的“質”指人的自然本性、內在情性,以真善為特征,體現(xiàn)了樂“不可以為偽”的精神;“文”是指人文活動中必要的規(guī)范和文飾,是人內在情性的外在表現(xiàn),體現(xiàn)為禮,所謂“禮自外作,故文”,其重要特征就是不能失之“野”,以追求美為終極目標。對此,我們從《禮記·文王世子》中亦可得到印證:“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币晕馁|論人之道德的模式形成后,鑒于文質與禮樂、美善等范疇在原初意義共同的價值取向,文質就成為了古代士人成就人格、道德的重要標準,揚雄《法言·先知》云“圣人,文質者也”,可謂一語言中。

從文化思想史的兩個層面看,先秦諸子的價值取向表現(xiàn)各異。處于禮樂蛻變轉折時期的孔子表現(xiàn)出一種矛盾的文化心態(tài),其“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感嘆表明了他對禮樂之“文”的大傳統(tǒng)是肯定的,但在小傳統(tǒng)上,雖云“文質彬彬”,且“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說法也不乏文質審美思想的萌芽,但孔子對文質范疇的歷史描述功能與道德價值評價功能的看重是遠勝過其審美功能的,在本質上更重質。處于思想交鋒中的諸子思想相因相生,他們所依據(jù)的知識背景仍然是三代禮樂傳統(tǒng)為主體所構成的信仰系統(tǒng),支撐其理性革命的知識譜系并沒有根本的不同。但他們不同的禮樂觀決定了不同的文質觀。與儒家相比,墨家、道家、法家在兩個層面上的取向各不相同。墨家是禮樂思想最早的反對者,他們基本上由中下層勞動者組成這一結構決定了他們對禮樂制度中所體現(xiàn)的尊卑貴賤之分深惡痛絕,遂標舉“非樂”、“先質而后文”向儒家禮樂儀式的繁文縟節(jié)弊端正面進攻,但因其功利性強而審美性少矯枉過正,直接導致了墨學思想在秦漢的衰微。道家對西周禮樂傳統(tǒng)懷有深刻的懷疑,莊子認為禮樂文化使人喪失天然本性,所謂“文滅質,博溺心”,為了“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就必須“滅文章,散五彩”,表現(xiàn)出他們文質相悖、重質廢文的文質觀。法家猛烈抨擊了儒家所推崇的西周禮樂制度,徹底撕破了儒家人倫情愛中溫情脈脈的一面,認為人都是有私利貪欲的即人性是惡的,文質是勢不兩立的,故主張重質棄文,甚至否定文?!俄n非子·解老》云:“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 漢人以“大漢繼周”自居,遂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禮樂復興”。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確立,以文質論史、論人都沒有超出孔子所涉及的政治歷史與道德的范圍,文質是一個關涉到意識形態(tài)諸多領域的具有深刻禮樂內涵的原初范疇。西漢后期的揚雄是文質范疇發(fā)展史上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他的意義在于:其一賦予文質形上之意義,其“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斑斑,萬物粲然”的闡釋為文質確立了言說的哲學依據(jù);其二繼承并發(fā)展了孔子文質相副的人倫理道德學說,提出“事辭稱”的命題,第一次從辭賦創(chuàng)作的角度談論文質問題?!斗ㄑ浴の嶙印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jīng);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边@里的“事”、“辭”指事理和文辭,亦即質與文。揚雄首先肯定了“事”重于“辭”,即質重于文,但同時又要求“事辭稱”,文質統(tǒng)一而不失偏頗。他針對漢賦尚辭的傾向,反對淫辭麗說對文的損害,《法言·吾子》云:“或曰:霧之組麗。曰:女工之蠹也?!彼眯蜗蟮谋扔鱽碚f明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危害,極具啟發(fā)性。從孔子的文質論人發(fā)展到揚雄的文質論文,在精神實質上雖無根本差異,但在文學思想發(fā)展史上卻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這是后世真正文學意義上文質論的濫觴。其后的劉勰、蕭繹、尚衡、姚際恒、姚鼐、章太炎等關于文質統(tǒng)一的說法基本上都沿襲了“事辭稱”的思路。清代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中“文以質立,質資文宣”的結論闡述了文質之間乃是文因質立,質為主導與質以文別,文推動質的辯證關系,并指出此乃推動文學發(fā)展之重要動力,其論高屋建瓴,可謂文質論文的理論總結。總而論之,就文質范疇的本身發(fā)展理路而言,以文質論人格到論文章風格,從道德判斷到審美判斷也是順理成章之勢。魏晉以后,隨著文學觀念的自覺,更強化了從純文學的角度體認文質范疇,以文質論文學遂成為后世文質論的主流。

考察中國上古思想文化史,可以發(fā)現(xiàn),禮樂與文質都生成于三代以來的中華原生文化圈,在生成語境、構成形態(tài)、話語范式上有著共同的理論背景支撐,是中華本土文化系統(tǒng)中最具混融性和包容性的核心要素。中華文化在其后異質文化的沖擊下,能保持自身文化形態(tài)的穩(wěn)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上古所形成的禮樂文化傳統(tǒng)的浸淫。古代文學觀念的形成,一方面來自于文學內部的傳承,另一方面,更受制于思想傳統(tǒng)的強大控制力量,尤其在文學觀念尚未獨立的先秦兩漢。先秦兩漢是許多重要的文論命題的原生時期,這與后世多元的發(fā)展形態(tài)是完全不同的。它們最初作為文化思想的附庸而發(fā)端,歷經(jīng)了由廣義到狹義、由素樸到精致、由文學外部到內部、由無意為文到有意為文的發(fā)展過程。因為這些文論命題都是適應當時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而生的,因此,對文論思想所依存的歷史文化情境的瞭望,就相當重要了,而這個歷史語境,就是禮樂傳統(tǒng)。

禮樂作為中國文化原生時期最主要的思想資源和知識背景,上則表現(xiàn)為天道變化,下則為反映萬事萬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中則體現(xiàn)為人事變遷的法則,涵蓋了從典章制度到精神道德的各個方面,無論是顯在的聯(lián)系與政教的典儀節(jié)文,還是內隱的聯(lián)系與心理的“六藝”之教均為禮樂文化的載體。由此角度,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化都是禮樂的產(chǎn)物,文學乃至文論當然也不例外。禮樂文化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文學思想的內在精神品質,深刻而內在地影響了古代文化傳統(tǒng)以及文論史上眾多范疇和命題的形成。文質范疇正是因為在其產(chǎn)生和演變過程中吸收了豐富的禮樂文化因素,因而形成其理論內涵的深厚性和闡釋 形態(tài)的多元化。禮樂傳統(tǒng)籠罩下生成的文質范疇,質態(tài)表現(xiàn)層面有二:從外部表現(xiàn)的功能看,文質是對三代禮樂的歷史性描述、對人的自然情性與道德理性的評價性判斷、對語言藝術形象的審美性判斷,其原初階段具有描述、判斷和審美等多項功能。從內在發(fā)展的理路看,文質在“一文一質”、“文質相半”的動態(tài)平衡中獲得的質態(tài)穩(wěn)定性,并沒有隨歷史的發(fā)展而消失,而是作為思想文化傳統(tǒng)中一個獨立、核心的聯(lián)系與中介延續(xù)不斷,其意義發(fā)展的脈絡由禮樂的載體最終進入文學這樣一個次生領域,并成為此領域最重要最顯著的一個元范疇,其間歷經(jīng)了一個漫長而極具啟發(fā)意義的演變過程。

從文學思想史的發(fā)展來看,文質文論的價值取向大致有二:一是在價值層面上要重振儒家禮樂傳統(tǒng)及其衍生的文學觀念,這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主流,表現(xiàn)為輕視為文的技巧而重道德內涵,尤其強調作品內容與創(chuàng)作主體之道德情性的關系,并衍生出“文以載道”的思想。文學的功能偏向社會政教,儒家的若干正統(tǒng)論點,如“詩言志”、“思無邪”等被后人視為補偏救弊的良方而推崇備至;受此影響,文質范疇在意義的指涉上更傾向于重質輕文的審美標準,在語言形式層面上則倡導恢復先秦質樸的文風,反對漢魏以后浮華的風氣,這是后人以文質作為批評術語時最平常的一個選擇。二是在文學思想發(fā)展觀上形成以文質代變來描述文學退化史的思維模式。由文及質的歷史進程,是文學以及各種文化現(xiàn)象發(fā)展的一個必然的趨勢,因此,文質觀念在文化傳承上自然衍生出“貴古”和“趨新”兩種相對的文學史觀。綜觀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在質之“貴古”與文之“趨新”之間反復拉鋸展開的一部文學批評退化史。劉勰《文心雕龍·通變》中對文學的變遷發(fā)展作價值評價時認為,“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15 他以質文更迭循環(huán)來證明其今不勝古的文學史觀,認為一部文學史的發(fā)展乃是“從質及訛,彌近彌?!钡倪^程,這與其“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概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劉勰的理論視域里,所謂“通變”,通的就是古今文質、雅俗之變。逮至明代胡應麟更以“格以代降”16 來定格《詩經(jīng)》以后詩歌的發(fā)展歷史,簡明扼要地點出了文論家從古今文質對照中得出文學退化論的共同認識,這也是后世以復古之名行變革之實的重要理論依據(jù)。要之,文學退化與整個文化乃至文明進化交錯之悖論這一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特有的書寫模式,亦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及文學觀念都呈現(xiàn)出極其濃郁的向后看的烏托邦傾向。

在發(fā)生意義上,文質是對“三才”存在本質及表現(xiàn)形態(tài)進行的解答而非針對文學本身而言,以其范疇的原初性和內涵的豐富性閃現(xiàn)在各種人文活動中,尤其在文學領域。文學作為人文化成中極其重要的一環(huán),以本體結構上內容與形式的區(qū)別、語言表現(xiàn)形式之質樸與文飾的異同、創(chuàng)作主體之道德人格與自然情性的矛盾以及文學史進程之古今質文之變,與文質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遂成為文質發(fā)展中最重要的、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個領域。在文學這個次生領域展開的文質范疇,關涉到文學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作家論和接受論各個方面,是古代文學思想史中出現(xiàn)得最早且貫穿始終的范疇,歷代文論家對其備加關注。后世古今文質之爭,多糾纏于質樸與文飾的爭論,對文質的理解,從思想文化本源層面的價值判斷外化為語言的表象性描述,使一個具有厚重人文內涵和歷史感的范疇單一化、平面化。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文論的引進,更強化了從內容和形式的角度去理解文質的內涵,這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從原初混融意義到獨立文論范疇的演變歷 程,從而遮蔽了其本原意義。

惟有對文質發(fā)展歷史和文化傳承持一種客觀的態(tài)度,對古人之文化處境保持同情之了解,將古代文論中眾多孤獨的范疇、命題以及方法論的形成從純粹的理論形態(tài)回溯到其生成的原初歷史文化語境中,將其從業(yè)已不斷闡釋而形成的傳統(tǒng)回復到其原生的批評意識中,才能發(fā)現(xiàn)承流會變之軌跡,并重新梳理其由本及末之源流。文質在原初意義上的豐富性和表現(xiàn)形態(tài)的多樣性與后世發(fā)展形態(tài)的單一化和平面化是完全不能等同的,在思想史建構上所具有的邏輯起點意義也是不相同的。同時,它的發(fā)展衍變也昭示出,文質作為一個始終高懸在三代烏托邦想象中的元范疇,一旦脫離了禮樂文化母體的原生意義,離開了先天所混融的諸多意識形態(tài)品格,就只能是一個沒有時間和空間差異、沒有歷時性文化傳承和共時性個體差異的停滯的平面范疇,也就無法再現(xiàn)其在思想文化發(fā)展上的重要性了。

注釋

①湛若水:《唐元次山集序》,《唐元次山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②《國語·周語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③朱伯:《易學哲學史》第一卷,華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

④王弼:《老子注》四十二章,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54年版。

⑤《周易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版。

⑥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

⑦參見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頁。

⑧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頁。

⑨金景芳:《金景芳晚年自選集》,吉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頁。

⑩凌曙:《春秋繁露注》,中華書局1975年版。 11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版。

12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13王欽若:《冊府元龜·帝王部四十·文學》卷四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

14章學誠:《文史通義》,葉瑛校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

15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版。

16胡應麟:《詩藪》內篇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原載:《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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