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時期眾多的法律家之中，王寵惠被譽為“民國第一法律家”，這一評價大體上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衡量：他是在中國近代法學教育體系中第一位獲得法學學位的人，并在美國一流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又是第一個出任國際法院法官的中國人，曾先后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總長，民國北京政府的司法總長、法律編纂會會長、修訂法律館總裁、大理院院長、代理國務(wù)總理等職務(wù)，還擔任過南京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長、司法院院長、外交部長、代理行政院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等要職，他的主要成就在立法、司法、外交等法律實務(wù)方面。
根據(jù)英文報刊《密勒氏評論報》1922年所做的“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調(diào)查問卷，王寵惠列于孫中山、馮玉祥、顧維鈞（有“民國第一外交家”的美譽）之后，位居第四。1930年1月刊載于《法學季刊》的一篇題為《中國法學思想之國際地位》的文章這樣評價王寵惠：“國人對于世界法學實際方面之貢獻，至王氏而登峰造極，不能復加?！?/p>
1948年，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評選出五十位“世界比較法學名家”，中國有王寵惠和楊兆龍兩人入選。
勤奮英才 學通兩大法系
王寵惠字亮疇，1881年出生于香港。1887年，王寵惠6歲入香港圣保羅學校修習英文課程，在課余時間其父聘請當?shù)氐娜鍖W名家周松石給王寵惠講授國學典籍。1891年，王寵惠入香港皇仁書院繼續(xù)攻讀英文課程。
甲午戰(zhàn)敗以后，盛宣懷在天津創(chuàng)辦西西學堂，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招考新生。創(chuàng)建之初的天津西西學堂，聘美國人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任總教習，以美國名校作為辦學旨規(guī)——“課程編排、講授內(nèi)容、授課進度、教科用書，均與美國最著名之哈佛、耶魯大學相伯仲”。1895年，王寵惠考取天津西西學堂（后改為北洋大學）的頭等學堂（即大學本科）法律門。
1900年初，王寵惠作為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yè)生中的第一名，“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wù)直隸總督部堂”裕祿親自為王寵惠頒發(fā)考憑（即畢業(yè)證書）。王寵惠在校期間曾修習了二十門課程，主要考試成績分別是：“英文一百分，幾何九十七分，八線九十六分，化學一百分，格致九十八分，身理一百分，天文九十九分，富國論一百分，法律通論一百分，羅馬律例一百分，英國合同論一百分，英國罪犯律一百分，萬國公法一百分，商務(wù)律例一百分。”
1901年，王寵惠游學日本。次年，他赴美國留學，先入加利福尼亞大學，后轉(zhuǎn)入耶魯大學法學院，主修民法學。1906年，獲得民法學博士學位（DCL）。
自耶魯大學畢業(yè)后，王寵惠赴歐洲研修法學，被選為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在柏林比較法學會研修期間，他僅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德國民法典》的英文翻譯工作。因翻譯品質(zhì)的專業(yè)，該書旋即由英國斯蒂芬出版公司出版。
由一個東方人完成《德國民法典》從德文本到英文本的翻譯，在當時的西方法學界引起了轟動。一位傳記作家是這樣描述的：“書印成以后，不到兩個月就轟動了，被學者專家公認為是翻譯文中最上乘的……英國各大學都采用王寵惠的譯本作為教學通用本，加上有一次英國的法院審案子，要引用他的譯本中的按語作判決的根據(jù)，且事先寫信到柏林，征求他的同意，他也回信同意了。王寵惠的大名便不脛而走，不光是在歐洲留學的中國人，連黃種人都引為莫大榮譽?！?/p>
《德國民法典》的翻譯出版，奠定了王寵惠在歐美比較法學界的地位。
1908年，王寵惠在英國考取律師資格，其對英國法學習的成就亦得到承認。直到1911年9月，王寵惠結(jié)束了在歐美國家9年的學習和研修，30歲的他在啟程回國的時候，已經(jīng)是蜚聲國內(nèi)外的法學名家了。
學者官員 主政法務(wù)外交
王寵惠以學者身份步入民國政界，能夠身居高位，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品學和成就，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與民國政要的結(jié)交。
早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yī)書院學習，其學校與王寵惠父親主持的道濟會堂鄰近，孫中山是王寵惠家中的?？?，少年時期的王寵惠就崇拜孫中山。王寵惠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協(xié)助孫中山起草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英文稿）；在歐洲游學期間，還與孫中山研討憲法問題，幫助孫中山逐步完善“五權(quán)憲法”學說。
又因為王寵惠的基督教信仰、美國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他與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的私人關(guān)系。
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元月3日，即任命年僅31歲的王寵惠出任外交部長。王寵惠在極為艱難的國際國內(nèi)局勢中，努力爭取西方主要國家對革命政府的承認、辦理保護僑民等對外交涉事務(wù)。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王寵惠曾出任法律編纂會會長（1917年）、兩度出任修訂法律館總裁（1918年和1925年），主持多部重要法典的修訂。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他以司法院院長、立法委員、立法院顧問等身份參與議訂多部重要法典。特別是在編訂刑法、民法和憲法過程中，王寵惠充分發(fā)揮了他的比較法學特長。
1921年11月12日，民國北京政府特派施肇基（時任駐美公使）、顧維鈞（時任駐英公使）、王寵惠（時任大理院院長）為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以爭取國際同情，挽回國家權(quán)益。在華盛頓會議上，王寵惠先后提出“廢除在華領(lǐng)事裁判案”“廢除二十一條案”“廢除勢力范圍案”。
華盛頓會議召開以后，王寵惠于1921年11月25日，向第六次全體委員會正式提出“廢除在華領(lǐng)事裁判案”。
在“廢除在華領(lǐng)事裁判案”中，王寵惠首先列舉了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給中國帶來的種種危害，其次詳述了中國司法之進步：“中國司法改良已有長足進步則斷無疑義。試舉數(shù)事以論吾言，修訂法律館，司編制及修訂法律之責，已于1904年組織成立，五大法典已編竣，其中有公布施行者也，第一民律尚在修訂中，第二刑律已于1912年實行，第三民事訴訟法、第四刑事訴訟法均已公布，第五商律一部分已實行。新制法庭于1910年開始設(shè)立，法官皆為經(jīng)嚴格訓練之法律專家，非具有一定法律知識，不得為法官，皆是中國自行實施之改革也?！弊詈?，王寵惠鄭重提出：“余僅以中國代表團之名義，請求到會各國定一期限，撤廢在華之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與會各國現(xiàn)應指定代表，協(xié)定日期與中國交涉，擬具一計劃，以逐漸修改并最終撤廢在華之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制度，以便于上述所定期限內(nèi)完成?！?/p>
列強不肯放棄在華之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卻又不能不對中國合法、合理之要求做出回應。王寵惠所提“廢除在華領(lǐng)事裁判案”，雖未完全達到目的，終獲得美國和英國在該問題上對中國的同情，并促成列強各國組成法權(quán)會議來華考察。
在華盛頓會議上，王寵惠還巧妙借助國際外交壓力，以“廢除二十一條案”，迫使日本政府聲明放棄在我國東三省的特權(quán)；以“廢除勢力范圍案”，促使華盛頓會議通過“禁止創(chuàng)設(shè)勢力范圍之決議案”，并被納入《九國公約》第四條。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國政府首腦集會開羅，商討日本問題。由于開羅會議對戰(zhàn)后中國利益乃至遠東格局關(guān)系重大，蔣介石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該次會議。王寵惠以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身份參加會議，在擬定開羅宣言過程中，曾與英國方面發(fā)生激烈辯論，為維護中國權(quán)益及奠定遠東格局發(fā)揮了關(guān)鍵作用。促成會議公報明確規(guī)定了：“滿洲、臺灣、澎湖當然歸還中國?！睘閼?zhàn)后中國順利收回被占領(lǐng)土確立了國際法依據(jù)。
1942年，王寵惠主持“建構(gòu)聯(lián)合國集體安全討論”，逐步形成了國際集體安全的十五點建議；至1944年在美國頓巴頓橡樹園會議和1945年舊金山會議上，中國對聯(lián)合國憲章的意見主要出自王寵惠的十五點建議，并有多項為聯(lián)合國憲章所接受，從而確立了中國為聯(lián)合國創(chuàng)立國之地位。
疏于立言 守望法學教育
王寵惠作為民國法律家的代表，在運用比較法研究的過程中，由于缺少中國固有法的知識背景和對中國社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不免以西學為體用。誠如蔡樞衡在《中國法律之批判》一書中對“主流法律家”的批判：“三十年來的中國法和中國法的歷史脫了節(jié)，和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也不適合。這是若干法學人士所最感煩悶的所在，也是中國法史學和法哲學上待決的懸案?！?/p>
王寵惠的比較法研究更多地成就了立法政策的法律學，卻對法與歷史、法與社會的層面缺少關(guān)照。
作為學者官員，王寵惠為民國政府的法律改革奉獻了第一流的比較法知識，竭盡所能地完成了政府的各項法律任務(wù)，時人已無可比擬；但他以比較法構(gòu)建法治國的理想，在中國大陸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在比較法學界，其開風氣之先的地位是毫無爭議的，卻因困于西學，鮮有傳世之作。
王寵惠生前編有《困學齋文存》，后人又編有兩個版本的《王寵惠先生文集》，但其中多是評介之作，例如他在憲法方面著有《憲法芻議》《憲法危言》《憲法平議》《中華民國憲法之要點》《憲法之功用》《五權(quán)憲法》《五權(quán)憲法之理論與實踐》等多篇文章，在當時對憲法理論頗有推介宣傳之功，卻在理論體系方面和憲法實踐方面沒有產(chǎn)生持久的影響力。
王寵惠在耶魯大學獲得的是民法博士學位，其成名作是英譯《德國民法典》，后來又有《比較民法概要》等著述，但在制定《中華民國民法》時，專注于民法學研究的史尚寬成為民法最主要的起草人，史尚寬的“民法全書”成為那個時代的經(jīng)典。
誠如王寵惠為自己文集起的名字《困學齋文存》，他忙于時政，未能貫通中西之學，也難免后人有對他“疏于立言”的評價。
法學教育卻是王寵惠始終不渝的事業(yè)，成為他法律生涯中重要的一部分。從北洋大學畢業(yè)之后，他曾短暫地執(zhí)教于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的前身）。
1911年，從歐洲回國之后，王寵惠曾大力支持復旦公學的教育事業(yè)，并講授多門課程。復旦公學創(chuàng)立于1905年，但舉步維艱。民國成立后，王寵惠等人被推選為復旦校董，參與了該校早期建設(shè)。1913年，在校董會董事長王寵惠和新任校長的努力下，復旦公學重新開學招生。1914年，復旦法律系開始大規(guī)模招生，王寵惠被復旦公學聘為教員，主講國際公法、法學通論、群學（即社會學）、論理（即邏輯學）和倫理等課程。1915年5月，王寵惠就任復旦公學副校長。此后復旦公學升格為復旦大學，王寵惠仍長期擔任副校長和教員。
1921年至1923年，王寵惠在東吳大學任兼職教授，1924年還獲得了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博士學位。1949年以后，是王寵惠促成了私立東吳大學在臺灣的復校。王寵惠病故后，安葬在臺灣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qū)的山坡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張 生）
來源：人民法院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