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七周戰(zhàn)爭以后,國際局勢對于普魯士而言無疑還是十分有利的。如同上一章節(jié)所言,英國歡迎普魯士制衡法俄作為其光榮孤立的補充,俄國現(xiàn)在也樂于看到能制衡哈布斯堡的力量存在,奧地利則忙于應對馬扎爾民族主義,似乎只有法國有動機和能力干預接下來可能發(fā)生的德國統(tǒng)一。
而此時的拿破侖三世,其外交政策似乎令人無解。他似乎想要以和平手段重整法國的威望,卻與歐洲諸多新興民族主義(除德意志外)結盟,甚至直接出兵進行了北意大利戰(zhàn)爭。他做決策時猶豫不決難以預料,與他那位曾經(jīng)叱咤風云的叔叔大相徑庭。和他叔叔同樣不同的是,他似乎缺乏冷酷無情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決心與手段,這一點將在與俾斯麥的斡旋中大大吃虧。
俾斯麥與拿破侖的首次會面是在1855年,私人層面上不可謂不成功,然后第二次就是至今成謎的普奧戰(zhàn)前之比亞里茨會議。
也許比亞里茨會議是俾斯麥許下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頭支票,亦或是僅僅互相表達了外交上的客套話。但不管如何,法國畢竟在接下來的七周戰(zhàn)爭中袖手旁觀,也有可能是普軍的神速已經(jīng)碾碎了拿破侖哪怕是即使斡旋調(diào)停的任何可能。也有人認為,戰(zhàn)后普魯士有限度的擴張的與北德邦聯(lián)本身也許就是俾斯麥對拿破侖之前綏靖或許諾的一部分。
1866年的普魯士,已經(jīng)控制了2/3的德意志領土,并且有與南德四邦相互協(xié)商的總議會和經(jīng)濟實力撐腰。而對于南德來說,各邦統(tǒng)治者很大程度上及不信任俾斯麥也不信任拿破侖。1866年7月,當法國使者像巴伐利亞和黑森索要土地(也許正是俾斯麥在比亞里茨賣掉的部分)時,遭到了俾斯麥的斷然拒絕。與此同時,俾斯麥卻建議法國向比利時與盧森堡的法語區(qū)擴張取得領土。很顯然,俾斯麥要把普法之間的德意志問題上升到將為列強矚目的歐洲問題,從而鼓勵拿破侖。
而當接下來俾斯麥勸荷蘭國王放棄盧森堡時,這場盧森堡危機也就隨之爆發(fā)了。按照維也納和約,普魯士自從1815年期就保有盧森堡境內(nèi)的要塞。雖然合約是把比利時和盧森堡劃給了荷蘭王國,但這個細節(jié)看出其實列強還是在作弄普魯士使其承擔日后可能的防御任務。按照之前俾斯麥授意或是暗示,拿破侖在盧森堡激起了反普魯士的游行示威。與此同時,俾斯麥也激起了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示威游行針鋒相對。作為“想象的共同體”,在德法兩個主要民族之間的低地國家,要煽動起類似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很容易的。俾斯麥為何此時借用民族主義至今仍是一個謎,但這種訴諸民粹的手段在19世紀晚期無疑漸趨有效,而民族主義與大眾普選的結合將最終導致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
與此同時,俾斯麥又不失時機地公開了普魯士與南德四邦的秘密條款。拿破侖向荷蘭國王許諾法國必要時的武力幫助,俾斯麥則用煽動民粹威脅荷蘭國王。俾斯麥最終還是訴諸于大國間的倫敦會議,普魯士撤出要塞而盧森堡保持其獨立與領土完整,看似妥協(xié)實則折騰了一番后普魯士無所失,法蘭西無所得。
盧森堡危機深深傷害了普法關系,但俾斯麥似乎還是忌憚法國強大的武力因而不會親啟戰(zhàn)端。自1701年開國以來,包括俾斯麥在內(nèi)的歷代普魯士精英恰恰與他人嚴重形象相反:他們并不窮兵黷武,只是把戰(zhàn)爭作為必要手段之一。而在1867年,奧皇與拿破侖見面了兩次卻無法達成對抗普魯士的戰(zhàn)線,主要是因為哈布斯堡忌憚與法國結盟將徹底傷害帝國在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眼中的形象。
而在1867年,俾斯麥在接受英國記者采訪時還說道,普魯士無意于法國開展,要等到再過10-15年讓時間迫使法國接受德國統(tǒng)一。這是他真心所愿,還是公關托詞?同樣也不得而知。因為俾斯麥總是說自己不信的話,或是相信自己說過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