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詳細地記錄了周海嬰對父親的記憶思考，許多內(nèi)容鮮為人知。
本版摘選兩段引人關注的章節(jié)，紀念周海嬰。
周作人和魯迅八道灣失和內(nèi)幕
1919年2月，父親賣掉紹興祖居老宅，將全家遷往北平。這之前，周作人見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學校請了幾個月假，帶著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親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務自然都落在哥哥身上。父親從找房子到買下八道灣，尋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購置家具雜物等等，足足忙碌了9個月。周作人卻于8月間帶著妻兒和小舅子羽太重久優(yōu)哉游哉從日本返回北平來了。那時八道灣的房屋修繕尚未完工，父親無奈，只得臨時安排他們住在一家姓王的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進八道灣。
八道灣的房屋高敞，寬綽而豁亮，是被稱為有“三進”的大四合院。父親讓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們可以有個活動的天地；又考慮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習慣，特意將后院的幾間房子改裝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間二排朝北的“前罩房”。這屋子背陽光，比較陰冷。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親為全家著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養(yǎng)全家。他們兄弟還約定，從此經(jīng)濟合并，永不分離，母親年輕守寡辛苦了一輩子，該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識字，能力不足以理家，這副擔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親自己除了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都交給羽太信子掌管。
沒想到八道灣從此成為羽太信子稱王享樂的一統(tǒng)天下。在生活上，她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毫無計劃。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她才生了兩個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說也有六七個，還不算接送孩子上學的黃包車夫。孩子偶有傷風感冒，馬上要請日本醫(yī)生出診。日常用品自然都得買日本貨。由于當時北平日本僑民很多，有日本人開的店鋪，市場上也日貨充斥，應該說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滿意，常常托親戚朋友在日本買了捎來。因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東西都比中國貨要好。總之，錢的來源她不管，只圖花錢舒服痛快。
對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許的。他要的只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還有“苦雨齋”里書桌的平靜，別的一概不問不聞。當然他對信子本來也不敢說個“不”字?？嗟闹皇歉赣H，因為他的經(jīng)濟負擔更重了。
但這一切仍不能讓羽太信子稱心滿意。她的真正目標是八道灣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
就這樣，在建人叔叔被趕走10個月后，她向父親下手了。也不知道她在枕邊向周作人吹了什么耳邊風，在父親身上潑了什么污水毒涎——對此別人永遠是不可能知道的——我們只知道這一天，1922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手持一函，外書“魯迅先生”，信里邊咬牙切齒地寫著：“以后請不要到后邊院子里來！”父親感到詫異，想問個明白，“后邀欲問之，不至?！笨梢娪鹛抛舆@一口咬得多么毒！就這樣，父親也被周作人夫婦逐出了八道灣。
祖母受不了這冷酷的環(huán)境，也從此住到了長子的新家。八道灣這所大宅終于稱心如愿，為周作人夫婦所獨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統(tǒng)天下。拿祖母的話說：“八道灣只有一個中國人了。”
父親受到這種以怨報德的對待，他的忿怒心情充分表現(xiàn)于他用過的一個筆名——“宴之敖”。父親的解釋是，這個“宴”字從上向下分3段看，是：從家、從日、從女；而“敖”字從出、從放。即是說：“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對于這段歷史，某些魯迅研究者的推測，是他看了一眼弟婦沐浴，才導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據(jù)當時住在八道灣客房的章川島先生說，八道灣后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至于情況究竟如何，我這個小輩當然是沒有發(fā)言權的。
不過，我以20世紀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卻有自己的看法，這里不妨一談。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tǒng)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那是上世紀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里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
據(jù)上所述，再聯(lián)系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么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臺外”吧？有讀者也許會問，你怎可如此議論父輩的這種事？我是講科學、講唯物的，不想帶著感情去談論一件有關父親名譽的事，我不為長者諱。但我倒認為據(jù)此可弄清楚他們兄弟之間“失和”的真實緣由。以上所見，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周海嬰懷疑魯迅死于日本人之手
關于父親的死，歷來的回憶文章多有涉及，說法小異大同，幾乎已成定論。但在我母親許廣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頭，始終存有一團排解不去的迷霧。到了1949年7月，那時北京雖已解放，新中國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親要“查究”此事。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許先生惠鑒：
前日來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馬先生了。馬先生屢電催，您究擬何時返平？
魯迅死時，上海即有人懷疑于為須藤醫(yī)生所謀害或者延誤。記得您告訴我說：老醫(yī)生的治療經(jīng)過報告與實際治療不符，這也是疑竇之一。此種疑竇，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滬，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醫(yī)生（即須藤醫(yī)生。這是大家對須藤習慣的稱呼，其余文亦同。）是否在滬？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無顧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為何如？草此布達，敬祝健康。
弟建人啟 7月14日
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報著文，對須藤醫(yī)生的診療公開表示質(zhì)疑。后來聽說日本醫(yī)學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為此專程到上海魯迅紀念館來查閱過有關資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須藤醫(yī)生的結論。但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懷疑。一直到晚年，母親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談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際，還難釋于懷。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覺得有責任重提這樁公案，將自己之所知公之于眾。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無從下結論，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
建人叔叔是這樣對我說的，父親臨死前，確實肺病極重，美國友人史沫特萊特請一位美國肺科專家鄧（DUNN）醫(yī)生來會診。孫夫人宋慶齡也在這里起了幫助作用。鄧醫(yī)生檢查之后對我們說：病人的肋膜里邊積水，要馬上抽掉，熱度就會退下來，胃口隨之就會開，東西能吃得下去，身體的抵抗力就會增加。如果現(xiàn)在就開始治療、休養(yǎng)，至少可活10年；如果不這樣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療方法極簡單，任何一個醫(yī)生都會做。你們商量一下，找一個中國醫(yī)生，讓他來找我，我會告訴他治療方案，只要照我說的去做就行，無須我親自治療。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鄧醫(yī)生說，“經(jīng)我檢查，與拍片子一樣?！敝v得十分有把握。鄧醫(yī)生的診斷是結核性肋膜炎，而須藤醫(yī)生則一口否定。直到一個多月后才承認，才抽積水。
我相信叔叔說的話，因為現(xiàn)在我也知道，這種診斷連一般醫(yī)科高年級學生都能通過聽診得出的，而不應當被誤診。況且須藤醫(yī)生已為父親看病多年，更不該搞錯。
叔叔接著說：上邊這些話，是你爸爸媽媽親自講給我聽的。那時我還通過馮雪峰的妻子，也同馮（雪峰）先生談過，但他仍贊成老醫(yī)生繼續(xù)看下去，這樣鄧醫(yī)生的建議就被擱置起來。孰料鄧醫(yī)生的診斷頗為準確，十月份父親就去世了，距他的會診，恰好半年。父親死后，須藤寫了一張治療經(jīng)過，使用的藥物等等，你母親經(jīng)常提起這份報告，說這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診斷報告的前段，講魯迅怎么怎么剛強一類空話，后段講述用藥，把診斷肋膜積水的時間提前了。這種倒填治療時間的做法，非?？梢伞?div style="height:15px;">
記得須藤醫(y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個方面做出什么決定呢？再聯(lián)系到魯迅病重時，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對我講，你尋妥看過即可，這里邊更大有值得懷疑之處。也許魯迅有了什么預感，但理由始終不曾透露。我為租屋還代刻了一個化名圖章。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發(fā)展很快，終于沒有搬成。
須藤醫(yī)生在我父親去世后，再也沒有遇到過。當時以為，也許是我們遷往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后，我母親幾次東渡訪問日本，在進行友好活動的過程中，曾見到許多舊日的老朋友，里面也有為我家治過病的醫(yī)生，都親切相晤各敘別后的艱苦歲月。
奇怪的是，其中卻沒有這位與我家的關系那么不同尋常的須藤醫(yī)生，也沒有聽到誰人來傳個話，問候幾句。
日本人向來重禮儀，母親訪日又是媒體追蹤報道的目標，他竟會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沒有，這是不可思議的。只間接聽說，他還活著，仍在行醫(yī)，在一個遠離繁華城市的偏僻小地方。難道他曾經(jīng)診治過的病人太多，真的遺忘了嗎？一句話，他怎么會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叔叔又講，魯迅死后，你病了想找醫(yī)生診治，那時還沒有離開虹口大陸新村，問內(nèi)山完造先生該找哪位醫(yī)生，內(nèi)山講了一句：“海嬰的病，不要叫須藤醫(yī)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經(jīng)有一個讓他治壞了，別讓第二個再受害了。
商務印書館一位叫趙平聲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講過，須藤醫(yī)生是日本“烏龍會”的副會長，這是個“在鄉(xiāng)軍人”團體，其性質(zhì)是侵略中國的，所以這個醫(yī)生不大靠得住。叔叔聽了就對父親講，并建議現(xiàn)在中日關系緊張，還是謹慎些不找須藤醫(yī)生吧。父親當時猶豫了一下，說：“還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緊吧?！?div style="height:15px;">
也許是多疑，還有一件事，母親也對我說過多次。她對用藥雖是外行，有一件事卻一直耿耿于懷。她說，肺結核病在活動發(fā)展期，按常識是應當抑制它的擴展。雖然那時還沒有特效藥，但總是有治療的辦法，例如注射“空氣針”等。但是，須藤醫(yī)生卻使用了激素類針劑，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覺暢快些，但促進了疾病的發(fā)展蔓延。這種針劑是日本產(chǎn)品，我國的醫(yī)生并不熟悉，又時過幾十年，要尋找了解當時日本對此類疾病的治療專家來鑒定恐怕是很難的了。我在此只是將母親的疑問記錄下來。
母親還說，父親臨死前一天，病情頗為危急，呼吸局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問須藤醫(yī)生病情的發(fā)展，老醫(yī)生說：“過了今天就好了。”母親后悔地講，我總往好轉緩解的方面去想，不料這句話是雙關語，我當時太天真了。到了次日凌晨，父親終于因心臟衰竭而亡故了。母親當時的傷心悔恨，我想誰都能想像得出的。
綜合以上事實，作為一個負有全責的、人命關天的搶救醫(yī)生，須藤醫(yī)生在這兩天里采取了多少積極措施呢？這在母親的回憶錄里敘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復。我還有進一步的疑問：父親是肋間積水，去世前發(fā)生氣胸，肺葉上縮壓迫心臟，最終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當時站在父親床前，看到日本女護士，兩手左右搖晃父親的胸部，力圖晃動胸中的心臟使它恢復跳動。這僅是“盡人事”而已，毫無效果的。使我懷疑的一點是：須藤似乎是故意在對父親的病采取拖延行為，因為在那個時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癥，只要有需要，經(jīng)濟上又許可，即可送入醫(yī)院治療。須藤為什么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而只讓父親挨在家里消極等死？
如今父親去世已經(jīng)一個甲子了，這件隱藏在上輩人心中的疑惑，總是在我心頭閃閃爍爍不時顯現(xiàn)。是親人的多疑還是出于莫須有的不信任？我以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難尋佐證。但我想還是拋棄顧慮，將之如實寫下來為好。我絕無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實事實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