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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晚報數(shù)字報刊
《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詳細地記錄了周海嬰對父親的記憶思考,許多內(nèi)容鮮為人知。
本版摘選兩段引人關注的章節(jié),紀念周海嬰。
周作人和魯迅八道灣失和內(nèi)幕
1919年2月,父親賣掉紹興祖居老宅,將全家遷往北平。這之前,周作人見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學校請了幾個月假,帶著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親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務自然都落在哥哥身上。父親從找房子到買下八道灣,尋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購置家具雜物等等,足足忙碌了9個月。周作人卻于8月間帶著妻兒和小舅子羽太重久優(yōu)哉游哉從日本返回北平來了。那時八道灣的房屋修繕尚未完工,父親無奈,只得臨時安排他們住在一家姓王的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進八道灣。
八道灣的房屋高敞,寬綽而豁亮,是被稱為有“三進”的大四合院。父親讓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們可以有個活動的天地;又考慮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習慣,特意將后院的幾間房子改裝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間二排朝北的“前罩房”。這屋子背陽光,比較陰冷。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親為全家著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養(yǎng)全家。他們兄弟還約定,從此經(jīng)濟合并,永不分離,母親年輕守寡辛苦了一輩子,該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識字,能力不足以理家,這副擔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親自己除了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都交給羽太信子掌管。
沒想到八道灣從此成為羽太信子稱王享樂的一統(tǒng)天下。在生活上,她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毫無計劃。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她才生了兩個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說也有六七個,還不算接送孩子上學的黃包車夫。孩子偶有傷風感冒,馬上要請日本醫(yī)生出診。日常用品自然都得買日本貨。由于當時北平日本僑民很多,有日本人開的店鋪,市場上也日貨充斥,應該說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滿意,常常托親戚朋友在日本買了捎來。因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東西都比中國貨要好。總之,錢的來源她不管,只圖花錢舒服痛快。
對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許的。他要的只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還有“苦雨齋”里書桌的平靜,別的一概不問不聞。當然他對信子本來也不敢說個“不”字??嗟闹皇歉赣H,因為他的經(jīng)濟負擔更重了。
但這一切仍不能讓羽太信子稱心滿意。她的真正目標是八道灣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
就這樣,在建人叔叔被趕走10個月后,她向父親下手了。也不知道她在枕邊向周作人吹了什么耳邊風,在父親身上潑了什么污水毒涎——對此別人永遠是不可能知道的——我們只知道這一天,1922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手持一函,外書“魯迅先生”,信里邊咬牙切齒地寫著:“以后請不要到后邊院子里來!”父親感到詫異,想問個明白,“后邀欲問之,不至?!笨梢娪鹛抛舆@一口咬得多么毒!就這樣,父親也被周作人夫婦逐出了八道灣。
祖母受不了這冷酷的環(huán)境,也從此住到了長子的新家。八道灣這所大宅終于稱心如愿,為周作人夫婦所獨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統(tǒng)天下。拿祖母的話說:“八道灣只有一個中國人了。”
父親受到這種以怨報德的對待,他的忿怒心情充分表現(xiàn)于他用過的一個筆名——“宴之敖”。父親的解釋是,這個“宴”字從上向下分3段看,是:從家、從日、從女;而“敖”字從出、從放。即是說:“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對于這段歷史,某些魯迅研究者的推測,是他看了一眼弟婦沐浴,才導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據(jù)當時住在八道灣客房的章川島先生說,八道灣后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至于情況究竟如何,我這個小輩當然是沒有發(fā)言權的。
不過,我以20世紀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卻有自己的看法,這里不妨一談。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tǒng)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那是上世紀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里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
據(jù)上所述,再聯(lián)系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么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臺外”吧?有讀者也許會問,你怎可如此議論父輩的這種事?我是講科學、講唯物的,不想帶著感情去談論一件有關父親名譽的事,我不為長者諱。但我倒認為據(jù)此可弄清楚他們兄弟之間“失和”的真實緣由。以上所見,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周海嬰懷疑魯迅死于日本人之手
關于父親的死,歷來的回憶文章多有涉及,說法小異大同,幾乎已成定論。但在我母親許廣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頭,始終存有一團排解不去的迷霧。到了1949年7月,那時北京雖已解放,新中國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親要“查究”此事。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許先生惠鑒:
前日來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馬先生了。馬先生屢電催,您究擬何時返平?
魯迅死時,上海即有人懷疑于為須藤醫(yī)生所謀害或者延誤。記得您告訴我說:老醫(yī)生的治療經(jīng)過報告與實際治療不符,這也是疑竇之一。此種疑竇,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滬,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醫(yī)生(即須藤醫(yī)生。這是大家對須藤習慣的稱呼,其余文亦同。)是否在滬?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無顧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為何如?草此布達,敬祝健康。
弟建人啟 7月14日
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報著文,對須藤醫(yī)生的診療公開表示質(zhì)疑。后來聽說日本醫(yī)學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為此專程到上海魯迅紀念館來查閱過有關資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須藤醫(yī)生的結論。但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懷疑。一直到晚年,母親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談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際,還難釋于懷。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覺得有責任重提這樁公案,將自己之所知公之于眾。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無從下結論,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
建人叔叔是這樣對我說的,父親臨死前,確實肺病極重,美國友人史沫特萊特請一位美國肺科專家鄧(DUNN)醫(yī)生來會診。孫夫人宋慶齡也在這里起了幫助作用。鄧醫(yī)生檢查之后對我們說:病人的肋膜里邊積水,要馬上抽掉,熱度就會退下來,胃口隨之就會開,東西能吃得下去,身體的抵抗力就會增加。如果現(xiàn)在就開始治療、休養(yǎng),至少可活10年;如果不這樣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療方法極簡單,任何一個醫(yī)生都會做。你們商量一下,找一個中國醫(yī)生,讓他來找我,我會告訴他治療方案,只要照我說的去做就行,無須我親自治療。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鄧醫(yī)生說,“經(jīng)我檢查,與拍片子一樣?!敝v得十分有把握。鄧醫(yī)生的診斷是結核性肋膜炎,而須藤醫(yī)生則一口否定。直到一個多月后才承認,才抽積水。
我相信叔叔說的話,因為現(xiàn)在我也知道,這種診斷連一般醫(yī)科高年級學生都能通過聽診得出的,而不應當被誤診。況且須藤醫(yī)生已為父親看病多年,更不該搞錯。
叔叔接著說:上邊這些話,是你爸爸媽媽親自講給我聽的。那時我還通過馮雪峰的妻子,也同馮(雪峰)先生談過,但他仍贊成老醫(yī)生繼續(xù)看下去,這樣鄧醫(yī)生的建議就被擱置起來。孰料鄧醫(yī)生的診斷頗為準確,十月份父親就去世了,距他的會診,恰好半年。父親死后,須藤寫了一張治療經(jīng)過,使用的藥物等等,你母親經(jīng)常提起這份報告,說這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診斷報告的前段,講魯迅怎么怎么剛強一類空話,后段講述用藥,把診斷肋膜積水的時間提前了。這種倒填治療時間的做法,非??梢伞?div style="height:15px;">
記得須藤醫(y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個方面做出什么決定呢?再聯(lián)系到魯迅病重時,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對我講,你尋妥看過即可,這里邊更大有值得懷疑之處。也許魯迅有了什么預感,但理由始終不曾透露。我為租屋還代刻了一個化名圖章。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發(fā)展很快,終于沒有搬成。
須藤醫(yī)生在我父親去世后,再也沒有遇到過。當時以為,也許是我們遷往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后,我母親幾次東渡訪問日本,在進行友好活動的過程中,曾見到許多舊日的老朋友,里面也有為我家治過病的醫(yī)生,都親切相晤各敘別后的艱苦歲月。
奇怪的是,其中卻沒有這位與我家的關系那么不同尋常的須藤醫(yī)生,也沒有聽到誰人來傳個話,問候幾句。
日本人向來重禮儀,母親訪日又是媒體追蹤報道的目標,他竟會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沒有,這是不可思議的。只間接聽說,他還活著,仍在行醫(yī),在一個遠離繁華城市的偏僻小地方。難道他曾經(jīng)診治過的病人太多,真的遺忘了嗎?一句話,他怎么會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叔叔又講,魯迅死后,你病了想找醫(yī)生診治,那時還沒有離開虹口大陸新村,問內(nèi)山完造先生該找哪位醫(yī)生,內(nèi)山講了一句:“海嬰的病,不要叫須藤醫(yī)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經(jīng)有一個讓他治壞了,別讓第二個再受害了。
商務印書館一位叫趙平聲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講過,須藤醫(yī)生是日本“烏龍會”的副會長,這是個“在鄉(xiāng)軍人”團體,其性質(zhì)是侵略中國的,所以這個醫(yī)生不大靠得住。叔叔聽了就對父親講,并建議現(xiàn)在中日關系緊張,還是謹慎些不找須藤醫(yī)生吧。父親當時猶豫了一下,說:“還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緊吧?!?div style="height:15px;">
也許是多疑,還有一件事,母親也對我說過多次。她對用藥雖是外行,有一件事卻一直耿耿于懷。她說,肺結核病在活動發(fā)展期,按常識是應當抑制它的擴展。雖然那時還沒有特效藥,但總是有治療的辦法,例如注射“空氣針”等。但是,須藤醫(yī)生卻使用了激素類針劑,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覺暢快些,但促進了疾病的發(fā)展蔓延。這種針劑是日本產(chǎn)品,我國的醫(yī)生并不熟悉,又時過幾十年,要尋找了解當時日本對此類疾病的治療專家來鑒定恐怕是很難的了。我在此只是將母親的疑問記錄下來。
母親還說,父親臨死前一天,病情頗為危急,呼吸局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問須藤醫(yī)生病情的發(fā)展,老醫(yī)生說:“過了今天就好了。”母親后悔地講,我總往好轉緩解的方面去想,不料這句話是雙關語,我當時太天真了。到了次日凌晨,父親終于因心臟衰竭而亡故了。母親當時的傷心悔恨,我想誰都能想像得出的。
綜合以上事實,作為一個負有全責的、人命關天的搶救醫(yī)生,須藤醫(yī)生在這兩天里采取了多少積極措施呢?這在母親的回憶錄里敘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復。我還有進一步的疑問:父親是肋間積水,去世前發(fā)生氣胸,肺葉上縮壓迫心臟,最終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當時站在父親床前,看到日本女護士,兩手左右搖晃父親的胸部,力圖晃動胸中的心臟使它恢復跳動。這僅是“盡人事”而已,毫無效果的。使我懷疑的一點是:須藤似乎是故意在對父親的病采取拖延行為,因為在那個時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癥,只要有需要,經(jīng)濟上又許可,即可送入醫(yī)院治療。須藤為什么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而只讓父親挨在家里消極等死?
如今父親去世已經(jīng)一個甲子了,這件隱藏在上輩人心中的疑惑,總是在我心頭閃閃爍爍不時顯現(xiàn)。是親人的多疑還是出于莫須有的不信任?我以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難尋佐證。但我想還是拋棄顧慮,將之如實寫下來為好。我絕無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實事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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