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
任氏（任鐵樵）《滴天髓》疑惑
五、理氣
理承氣行豈有常，進兮退兮宜抑揚。
原注：闔關往來皆是氣，而理行乎其間。行之始而進，進之極則為退之機，如三月之甲木是也；行之盛而退，退之極則為進之機，如九月之甲木是也。學者宜抑揚其淺深，斯可以言命也。
任氏曰：進退之機，不可不知也。非長生為旺，死絕為衰，必當審明理氣之進退，庶得衰旺之真機矣。凡五行旺相休囚，按四季而定之。將來者進，是謂相；進而當令，是謂旺；功成者退，是謂休；退而無氣，是謂囚。須辨其旺相休囚，以知其進退之機。為日主，為喜神，宜旺相，不宜休囚；為兇煞，為忌神，宜休囚，不宜旺相。然相妙于旺，旺則極盛之物，其退亦速，相則方長之氣，其進無涯也。休甚乎囚，囚則既極之勢，必將漸生；休則方退之氣，未能遽復也。此理氣進退之正論也。
六、配合
配合干支仔細詳，定人福禍與災祥。
原注：天干地支，相為配合，仔細推詳其進退之機，則可以斷人之禍福災祥矣。
任氏曰：此章乃辟謬之要領也。配合干支，必須正理搜尋詳推，與衰旺喜忌之理，不可將四柱干支弗論，專從奇格、異局、神殺等類妄談，以致禍福無憑，吉兇不驗。命中至理，只存用神，不拘財、官、印綬、比劫、食傷、梟殺，皆可為用，勿以名之美者為佳，惡者為憎。果能審日主之衰旺，用神之喜忌，當抑則抑，當扶則扶，所謂去留舒配，取裁確當，則運途否泰，顯然明白，禍福災祥，無不驗矣。
個人認為，第五句和第六句放在一起，是論“用”方法的兩個方面。其一，“用”是發(fā)展變化地（理承氣行：縱向發(fā)展）；其二，“用”是交叉復雜地（配合干支：橫向聯(lián)系）。
任氏辯證闡釋，“陰陽進退之機，喜忌扼揚之道”明心見性，可謂精彩。但從章節(jié)分析的理解，只有對下半句“進兮退兮宜抑揚”的分析，而上半句卻未見，是遺漏或是其它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從任氏對《滴天髓》補注，不難看出任氏對命理探究的執(zhí)著和認真，但試想一個如此執(zhí)著、認真的人，會遺漏這么重要的一句？
理承氣行豈有常。“理承氣行”是宋朝大學者朱熹的哲學觀點，朱熹對世界的認識是“物質”的，因此“理”在“氣”先，“氣”從屬于“理”；所以現(xiàn)代哲學把他的哲學思想劃為－－客觀唯心主義。
朱熹(1130－1200)
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成為程顥、程頤之后儒學的重要人物。
哲學思想《理氣論》是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采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lián)系的含義：
① 理是先于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的形而上者
② 理是事物的規(guī)律
③ 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
朱熹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一。“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xiàn)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tǒng)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系有主有次。理生氣并寓于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后，是第二性。
動靜觀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并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tài)。朱熹認為由對立統(tǒng)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xù)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xiàn)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統(tǒng)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wěn)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tài)，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在認識來源問題上，朱熹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窮其理。朱熹探討了知行關系。他認為知先行后，行重知輕。從知識來源上說，知在先；從社會效果上看，知輕行重。而且知行互發(fā)，“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fā)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專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tǒng)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lián)系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fā)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為善。“人心”出于形氣之私，是指饑食渴飲之類。如是，雖圣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圣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他認為“道心”與“人心”的關系既矛盾又聯(lián)結，“道心”需要通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系，“人心”須聽命于“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fā)，探討了天理人欲問題 。他以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的欲望，反對佛教籠統(tǒng)地倡導無欲，他反對超過延續(xù)生存條件的物質欲望。
美學思想
在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包含有對美與藝術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統(tǒng)一?；诿朗峭庠谛问降拿篮蛢仍诘赖碌纳葡嘟y(tǒng)一的觀點，朱熹探討了文與質、文與道的問題。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tǒng)一才是完美的。朱熹還多次談到樂的問題。他把樂與禮聯(lián)系起來，貫穿了他把樂納入禮以維護統(tǒng)治秩序的理學根本精神。朱熹對“文”、“道”關系的解決，在哲學思辨的深度上超過了前人。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xiàn)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朱熹影響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更趨完備。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試士子，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tǒng)治秩序的強有力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后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響。朱熹的主要哲學著作有《四書集注》、《四書或問》、《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周易本義》、《易學啟蒙》等。而《朱子語類》則是他與弟子的問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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