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1900年前后，開始對“官話”、“國語”的標準提出了要求。1892年，盧戇章主張把“南京話”[即所謂“藍青官話”，見陳剛 (1984)， p.34]作為“各省之正音”。王照等人則主張用“京話”(北京官話)。1903年出現(xiàn)了“國語”一詞。“國語”這個詞也是“日為中用”，源自日語“kokugo 國語”。1913年“讀音統(tǒng)一會”在北京正式召開會議，定下“國音”。這就是后來所謂“老國音”。
這段歷史， 黎錦熙的《國語運動史綱》(1934) (以下簡稱“黎著”) 說得很詳細。“讀音統(tǒng)一會”上對語音標準爭執(zhí)甚烈。由于會員中以江浙人為多 (會員共80人，江浙占26人，廣東4人，開會日只到44人)， 因此“濁音”問題成為爭議的焦點。議長吳稚暉（武進人)甚至開玩笑地說:“濁音字甚雄壯，乃中國之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其國強；我國官話不用濁音，故弱。”爭執(zhí)結(jié)果，折中以“每省為一表決權(quán)”方法逐字審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讀音。由于是各省代表逐字審定，因此雖然是基本上依據(jù)北京話， 但不是嚴格的北京音。同時擬定的“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濁音符號、入聲標調(diào)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娘三母。因此這個“老國音”后人又稱之為“人工語言”、“不自然的語言”。
香港民間長期以來流傳著一種說法，認為民國初年審定“國音”時， 粵音僅以一票之差敗于京音?？己耸穼?，便知道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jù)的、不確實的。本來，民間流傳這種或那種說法，也是常見的，不足為奇。但是上述傳說竟也能在香港語文學術(shù)圈內(nèi)流通，某些學者不加考據(jù)便以本身專業(yè)地位予以肯定，則是頗為令人惋惜的。]
其后爭論不斷，例如關(guān)于聲調(diào)，當時僅列陰陽上去入五聲，并未指定以何地之五聲為標準。到了1920年，王璞替“中華國音留聲機片”錄音時，陰陽上去都依北京，入聲就把北京的去聲讀得短一點，據(jù)說從前北京講究讀音的老師就是這樣教學生的。1921年，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陰陽上去也依北京，而入聲則依照南京，后來黎錦熙更進一步提倡廢止國音中的入聲。這些演變就組成了所謂“國音京調(diào)”運動。
“國音京調(diào)”再進一步，便是減少“國音”中一些不合“京音”的讀音，于是“國音京調(diào)”就變成“京音京調(diào)”。
“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組織的“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在1924-26年內(nèi)部起草會議中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但是實際上由于出席委員太少，并無正式定案。然而風聲所播，東南各省傳習國語的，從1926年起，大家漸漸地都改用北京音了。此后直到1932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國音常用字匯》，字音明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這就是一般所稱的“新國音”。順便說明，這個期間經(jīng)歷了1926-28年的北伐/大革命，歷經(jīng)了1931-32年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上海商務印書館被焚)，因此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音常用字匯》實在是在內(nèi)患和國難中勉力完成的。與此同時期，1926-28年公布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既可注音，也可作為譯音工具。著名數(shù)學家陳省身，當年出國時便用了Chern Shiing Shen這個國語羅馬字的譯法，其中r代表陽平，ii代表上聲。后來他長期在國外，免不了跟隨洋俗，因此又以S.S.Chern聞名于世，其中Chern一般人也就以英文讀法讀出。國語羅馬字的特點是用字母標調(diào)，不須另設特別符號。舊《辭?！?中華書局1936，1947)“附錄”有用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注音的“國音常用字讀音表”，使用方便。“國羅”長期以來也為臺灣出國留學生所喜用。如果我們看到姓Jang的，便知道他是姓張或章，并且是根據(jù)國語羅馬字轉(zhuǎn)寫的。
從1929年開始，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相繼研究、草擬和出版《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來拼寫中國話，這也就是所謂“中國拉丁化新文字”。他們反對資產(chǎn)階級的所謂“統(tǒng)一國語運動”，認為不能以某一地方的口音作為全國標準音。但是后來各地的“新文字”中，傳播較廣的還是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北拉的語音究竟是怎樣的呢？黎錦熙認為是山東話(黎著p.299)，周有光則認為:“北拉跟老國音很接近，它是不以一個地點為標準的北方普通話”。(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1964年，第97頁。) 例如聲母z，c，s分尖團，“新文字”按照“北拉”便寫成“SinWenz”。(參閱《陳望道文集》第三卷第140-146頁“拉丁化漢字拼音表”。) 北拉不標調(diào)，不規(guī)定調(diào)類和調(diào)值。黎錦熙認為北拉是屬于“國語‘不’統(tǒng)一主義”。(黎著p.301)
臺灣光復后半個世紀以來的推行國語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然而其中也產(chǎn)生了不少偏差，引起了一些后遺癥。這些經(jīng)過和經(jīng)驗董忠司先生在他的文章《若干臺灣的國語教育法令和兒歌現(xiàn)況的啟示--提供一些臺灣語文經(jīng)驗給香港》(1996)有詳細的分析和總結(jié)，
解放后的五十年代確定了以“普通話”這個名稱代替“國語”，并且陸續(xù)為“普通話”界定了嚴格的定義。1955年10月15日，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1955年10月25日，改為“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1956年2月6日又修訂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的普通話”。這樣的“普通話”，配上1957-58年的“漢語拼音方案”，實際上是“國語”和“北拉”的合流。它確認了“國語”的語音標準，舍棄了“北拉”的模糊語音標準;基本上繼承了“北拉”的拉丁字母拼寫法和注音符號標調(diào)法，舍棄了國語羅馬字的字母標調(diào)法。1957年11月11日，吳玉章(“北拉派”)和黎錦熙(“國羅派”)聯(lián)名發(fā)表了《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漢語拼音字母的總結(jié)》一文，就是表達了這個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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