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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詩《解憂》、《遣遇》考
最后的飄零







 


陳紀洋


    我國唐代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在晚年流寓荊湘時期,留下了一百多首詩篇。其中《解憂》、《遣遇》二首詩(見《杜詩鏡銓》下冊九五九頁),是他在大歷四年(公元七六九年)春漂泊湘江時的作品。這是兩首因事立題的紀行詩,歷來的杜詩注家的論家,都難以確定其寫作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一九八二年,杭州師范學院樊維綱同志在研究杜甫湖南紀行詩的編次時,提出了《解憂》是杜甫過昭陵灘時寫的。而《遣遇》寫于何處,迄今尚無定論。

    在這次地名普查工作中,我們根據(jù)杜甫曾經(jīng)經(jīng)過的長衡之間這段湘江的地理環(huán)境,查閱了有關史籍,證實《解憂》這首詩無疑是杜甫過昭陵灘得脫危險而作的?!肚灿觥芬辉妱t是詩人離開晚洲后經(jīng)過城墻石的作品。


《解憂》與昭陵灘

 


    《解憂》在杜甫詩集中并不是名篇,但記舒了詩人漂泊湘江時的行蹤和沿江景物。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云濤盤,眾力亦不細。呀吭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至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br>
    清代楊倫箋注的《杜詩鏡銓》一書中,《解憂》題注“上水得脫危險而作”;又引先前注家所注,“云濤盤”是說船在“云濤之間盤轉,方言所謂‘盤灘’”,“呀吭,乃灘口”。這就肯定了《解憂》是為過灘而作,但沒有指出具體灘名。只是把此詩編列于《宿鑿石浦》之前?!杜f編湖南詩》已列此詩于《次空靈岸》之后,《宿花石戌》之前,但也沒有舉出詩作的具體地點??侦`岸,即今之觀音巖,由空靈岸至花石戌,有灘多處,其最險處當首推昭陵灘。

    我們把《解憂》作為詩人過昭陵灘脫險而作,聯(lián)系此灘昔日的險狀來看,是完全相符的。昭陵灘之險,古籍有不少記載?!蹲x史方輿紀要》卷八:昭陵灘,“怪石屹立,水勢洶涌,舟行而憚其險”。乾隆《長沙府志》卷五說:昭陵灘“灘石險阻,行舟覆溺者甚眾”。光緒《湘潭縣志》卷四載:昭陵灘“石峰星錯,川洪線引,商舟經(jīng)汛,時虞損沒。舊設引船,晴旗霧鼓,每日薄虞淵,則征艫暫艤,破曉揚舲,雁行魚貫”。民國《醴陵縣志》也有類似記載:“昭陵灘上怪石屹立,水勢洶涌,舟多覆溺。乾隆二年,衡山人茹松捐資鑿石,放洪口鑄鐵桅導舟,行李便之”。古籍古志所載表明,昭陵灘是湘江株洲段最為險要之處。

    以詩詞記舒昭陵灘險狀的也不乏其人。如張九鉞(乾隆舉人,早負才名,歷臣江西、廣東,晚歸湘潭主昭潭書院)的《昭陵灘》竹枝詞云:“昭山孤秀澈昭潭,南上昭陵水石參。石似樗蒲水金碧,澄明五色冠湖南。......昭陵灘上建寧鄉(xiāng),城廓荒蕪半夕陽。只有桃花自開落,更無茅屋祭昭王?!鼻r,泗洲知州張文炳經(jīng)過昭陵灘,作《昭陵灘》二首之一:“昭潭清澈冠長沙,來往昭陵日未斜。雙槳劃兒飛涉險,一篙漁父穩(wěn)安家。馬遷游跡推湘水,杜甫詩才老岸花。最是月明風定夜,數(shù)聲橫笛靜喧嘩”。張瓚(湘潭人,乾隆時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昭陵灘》詩云:“石瀨噌吰走白沙,片帆微帶夕陽斜。水村瀝亂分漁火,野岸參差見酒家。澌護狂瀾吹竹箭,瓚坑怪石剪江花。相傳此地風濤惡,問渡舟人夜尚嘩”。這里的“怪石”、“風濤惡”、石似樗蒲”、“水石參”等,以及水激石間則怒成湍的“石瀨噌吰”,急流從亂石間穿過發(fā)出“吹竹箭”的聲音,都是昔日昭陵灘繪色的真蒲寫照。

    古籍、古詩不但描述了昭陵灘的險狀,也涉及到“昭陵”稱謂的由來。據(jù)有關史籍記載,昭陵灘之源于五代。那時,馬殷踞湖南,誤以其祖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時歿于此地,故追封為“昭靈英烈王”,在灘旁邊立祠以祀之。南宋樂雷發(fā)在此題詩時,祠尚在,然已誤“靈”為“陵”,昭陵灘的名稱遂沿用至今。這是杜甫以后若干年的事了。杜甫詩中自然不會提到昭陵灘。至于唐時昭陵灘叫什么名字,當另作考證了。杜甫仲春時經(jīng)過這里,正顯示了“水石參差去櫓難,激流成怒吹竹箭”的險狀。那時候,既沒有引船的“晴旗霧鼓”,洪口也沒有“鐵桅導舟”。詩人乘孤舟從驚浪雷奔的怪石叢中盤轉而出,故而有“得失瞬息間”的憂慮,當他在篙工駕船順利通過洪口得脫危險時,才以喜悅的心情寫下了《解憂》這首詩。

    昔日的昭陵灘如此險惡,今天的昭陵灘已化險為夷。經(jīng)過航運部門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的炸石鋶河以后,搬走了怪石,增寬了航道,枯水期也能順利通過百噸位的船只了。


《遺遇》與城墻石
 




   《遺遇》是杜甫晚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詩云:“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云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缊袍”。從詩的內(nèi)容看,采蕨女的苦難遭遇和民逃村空的現(xiàn)實,激起了詩人強烈的憂憤感,為抒憂攄憤而寫下了《遺遇》這首詩,宣泄出洶涌在心底的波瀾,對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貴人、大吏們?yōu)楦徊蝗省M征暴斂的罪惡,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譴責;而對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則表示深切的同情。詩的本身,真實地反映了那個黑暗時代的社會現(xiàn)實,表現(xiàn)了詩人愛護勞苦人民,厭惡壞人壞事,渴望匡國濟民的思想感情。

    對這首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主要詩篇,與《宿花石戌》一樣,杜詩論家們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這首詩究竟寫于何處?歷來沒有找到答案,一般只說是杜甫在湖南的重要作品罷了。現(xiàn)在,把這首詩列于《次晚洲》之后,即為詩人離開晚洲后經(jīng)過“城墻石”的作品,是有道理的。

    依地理形勢而言,“城墻石”位于晚洲之上一公里的湘江北岸(湘江繞經(jīng)株洲縣南部的荷包洲而成U形,變?yōu)闁|西流向,故稱北岸),現(xiàn)屬株洲縣王十萬鄉(xiāng)赤石村,與衡山縣隔江相望。一道二百多米長的朱色崖石,壁立江岸宛如城墻,故名“城墻石”?!俺嗍币嘁虼说妹?。這就是詩人所稱的“朱崖”。這里距花石戌三十六里水路。杜甫從花石戌早發(fā),到晚洲游歷、訪問和作《次晚洲》詩,正遇上春水上漲(《次晚洲》詩有“陂陀風濤壯”、“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句),離開晚洲,迎著洪濤繼續(xù)溯江而上,開帆即經(jīng)城墻石下而過。按行程計算正是中午時分。這些,與《遣遇》開篇的兩句“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云日高”正好相合。城墻石這個地方自古以來既無津渡和集市,亦無名勝古跡,古籍也不見記載,是個不出名的地方,故此很少有人知道它、提到它了。

    從詩的內(nèi)容和詩人的心境來看,《遣遇》與《宿花石戌》、《早發(fā)》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遣遇》中所描繪的“石間采蕨女”、“暮返空村號”,顯然是詩人在花石戌傍晚時所見到的。此詩中的“空村”與《宿花石戌》中“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nóng)器尚牢固”的民逃村空情景完全相合。再有,詩人從花石戌出發(fā)時所寫的《早發(fā)》一詩中,引用了“微蕨餓首陽”這個典故,也是因見到采蕨女有所感觸而想到的。詩人耳聞目睹這一帶人民在“黠吏徙”漁奪下所過的水深火熱的悲慘生活,因而激發(fā)了憂憤之情。故在《宿花石戌》詩中沉痛高呼:“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遣遇》發(fā)出“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貴人豈不仁”句是反語,不是說貴人是仁慈的,而是說貴人都是為富不仁,含有憤慨和譴責的意思)的感嘆!說明這兩首詩在詩人的思想感情上也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是不是還有別的地方可稱為“朱崖”的來寫作《遣遇》呢?通觀長沙至衡陽這段湘江兩岸的地理形勢,從長沙至鑿石浦一段是沒有朱崖的;衡山一帶屬花崗巖地區(qū),也沒有;今株洲縣境內(nèi)只有空靈岸(今名觀音巖)可算是另一典型的“朱崖”,但杜甫已在此作《次空靈岸》詩,從詩的內(nèi)容看,與《遣遇》是不可能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其他地方即使有點類似“朱崖”也無可論證。


編次與時間

    考證了《解憂》、《遣遇》的寫作地點以后,可以知道杜甫當年在今株洲縣境內(nèi)(原屬湘潭縣),從鑿石浦至城墻石這段一百三十里長的湘江中,一連寫了九首詩。這九首詩的編次是:《宿鑿石浦》、《早行》、《過津口》、《次空靈岸》、《解憂》、《宿花石戌》、《早發(fā)》、《次晚洲》、《遣遇》。這是杜甫給我們留下的寶貴文學遺產(chǎn),對于研究他的個人經(jīng)歷、當時株洲一帶的地理歷史情況和民情風俗,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

    這九首詩的寫作時間,無疑都是杜甫在大歷四年(公元七六九年)春,由長沙去衡陽時的作品。只要把詩人在長沙所作的《清明》二首、《發(fā)潭州》和在鑿石浦所寫的《宿鑿石浦》聯(lián)系起來,其具體時間就比較清楚了。

    杜甫于大歷三年二月離夔州(今四川奉節(jié)縣),順長江而下,因商于(今陜西商縣及河南內(nèi)鄉(xiāng)一帶)兵亂,無法北歸長安,遂留居江陵,輾轉于大歷四年二月抵潭州(今長沙市)。在長沙停舟數(shù)日,登岸游覽古跡名勝,作了《清明》二首。說明詩人來到潭州已近清時。又解舟沿湘江而上,去衡州(今衡陽市)投奔舊識韋之晉(當時任衡州刺史)。從長沙出發(fā)時,寫了《發(fā)潭州》,內(nèi)有“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句,也說明詩人是在春暖花開,清明燕子來的時候離開長沙的。根據(jù)南京紫金山天文臺查實,公元七六九年公歷四月五日,是農(nóng)歷二月二十四日,為清明節(jié)。詩人于清明后一兩天離長沙,約二、三日行程到達鑿石浦,正好是近二月底了。《宿鑿石浦》有“仲春江山麗”、“闕月殊未生”句。仲春是指二月?!瓣I月”的“闕”,同“缺”?!抖Y記.禮運》“三五而闕”,孔穎達疏:“謂月光虧損”,此處是指農(nóng)歷的二月底。與詩人于清明后離開長沙到達鑿石浦的時間是吻合的。

    弄清了詩人到達鑿石浦的時間,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清代楊倫在《宿鑿石浦》一詩中所注“闕月,必初二也”,是不確切的。不論哪一年的農(nóng)歷二月初二日,都不可能是在清明過后。二是可知道公元七六九年春汛到來的比較準確時間為農(nóng)歷二月底,公歷四月十一日左右。從《次晚洲》詩來看,詩人是在這里遇上春汛的。晚洲地表高程為海撥四十米至四十六米之間。詩中“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句,謂花發(fā)沙前,舟近折之為便,可知當時晚洲春汛水位是三十八米左右,故坐在船上很便當?shù)卣廴“哆吷系幕ㄖ?。這與株洲地區(qū)歷年來春汛一般不超過四十米的警戒水位也是符合的。

    杜甫晚年,曾經(jīng)兩次來回于這段湘江。這是第一次沿江而上,時間在仲春,這九首詩都體現(xiàn)了仲春時節(jié)的景物。詩人去衡州投韋撲空,又折回長沙,已是仲春,這幾首詩與回長沙時的情景都是聯(lián)系不起來的。第二年他又從長沙去衡陽,時間是農(nóng)歷四月,那是由于潭州長沙縣發(fā)生了兵變,詩人一家泛舟向衡陽逃難,一直到耒陽,因受水阻又回棹順江而下,時間在秋季。很顯然,無論是時間還是詩人的心境,其他幾次路過這段湘江時,都不可能寫出九首詩中的任何一首詩來。






文章轉自于:《株洲文史》第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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