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詩歌讓她永遠活下來了。是的，這一切她都知道，她的詩歌總有一天會交上好運；然而又是詩歌讓她遭受了驚人的折磨。而正是因為她在詩歌中看到了一百年后的我們，她才忍受了在世的磨難，才有今天我們對她的緬懷。
瑪利娜·茨維塔耶娃出生在一個書香門弟，她6歲就開始寫詩，11歲寫出組詩《書桌》，18歲出版了她的詩集《黃昏集》。1912年，她放棄了學業(yè)，來到詩人沃洛申創(chuàng)辦的文學之家學習詩歌，就在那年她遭識了謝爾蓋埃夫倫，兩人結(jié)為伉儷。1913年，她身為教授的父親去世，從事革命的丈夫被命運拋置到國外，她帶著兩個小女兒留在了莫斯科，寫詩不能養(yǎng)家糊口。她一度到俄羅斯聯(lián)邦事務局工作，偶爾出席些詩歌朗誦會，在艱難的處境中，她迸發(fā)出了旺盛的創(chuàng)作力，創(chuàng)作了數(shù)百首抒情詩。
1922年，茨維塔耶娃意外得到丈夫在布拉格查理大學讀書的消息，便攜帶不滿10歲的女兒去國外與丈夫團聚，從此她與祖國離別了17年。這期間她的兒子出生，為了節(jié)省開支，她帶領孩子們到郊區(qū)鄉(xiāng)間，由于丈夫有病，四口之家的生活由寫詩的稿費和朗誦會的收入來維持。1925年她在給女友的信里這樣寫道：我的日子過得十分糟糕，全家四口擠在一間屋子里，根本無法寫作。1928年馬雅可夫斯基訪問巴黎，她公開表示歡迎，并參加了在伏爾泰咖啡館舉行的馬雅可夫斯基詩歌朗誦會，這樣她受到了俄國流亡作家們的冷遇，過去爭相發(fā)表她作品的《消息報》從此不再發(fā)表她的作品，這樣她的生活更加艱苦了。她知道她不是為這里寫作的，而正是為那邊語言相通的人，然而她痛苦地意識到她的讀者在俄羅斯，但她的詩卻到不了那里。“這里既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沒有可能”，詩人處在有家歸不得的進退維谷的境地，在異國她發(fā)瘋地想念俄羅斯的黑麥，想念祖國的花楸果樹。她感覺那遙遠的卡盧另加山岡在向她炫惑，還有那更讓她肝腸寸斷的是她的母語；她念念不忘用熱愛祖國的感情來培育兒子，“像用吸筒一樣，我把俄羅斯吸取——把你澆灌”。在《祖國》一詩中她這樣寫到：“你啊，我就是斷了這只手臂哪怕一雙，我也要用嘴唇著墨寫在斷頭臺上：令我肝腸寸斷的土地我的驕傲啊，我的祖國……”
但是當她在1939年回到她裝在心里的黑土地的時候，等待她的是女兒阿利婭被捕，不到半個月她患病的丈夫被捕。那些日子，她對自己日夜思念的祖國產(chǎn)生了害怕，她變得膽小，她什么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腳步聲，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頭腦……她在不停地對自己說，活到頭。她一面為女兒和丈夫奔走求告，一面辛苦地從事詩歌翻譯借以謀生，她的詩歌無處發(fā)表?；貒笠荒甓?，竟沒有安身之處，她向作家協(xié)會負責人法捷耶夫求告，回答的卻是一平方米也沒有。母子二人寄人籬下。1941年8月8日，她帶領兒子離開莫斯科，來到邊遠小城葉拉布加，隨之而來的焦慮是她惟一可以為生的技能———翻譯外國詩歌，在那里變得毫無用處。于是她又只身趕往莫斯科作家協(xié)會所在地契斯托波爾，請求遷居此處并在作協(xié)即將開設的餐廳謀得一份洗碗的工作，然而她遭到拒絕，她只好孤身一人返回葉拉布加，她的精神全部崩潰了。她痛苦地感到，她一向以為詩人是“有用的”，但如今詩人已毫無價值了。作為一個母親，她對兒子毫無保護能力，她把兒子托付給別人，8月31日，趁房東外出，她懸梁自盡。在遺囑中她這樣寫到：“小穆爾，原諒我，然而越往后就會越糟。我病得很重，這已經(jīng)不是我了。我愛你愛得發(fā)狂。要明白，我無法再活下去了。轉(zhuǎn)告爸爸和阿利婭——如果能見到——我愛他們直到最后一息，并且解釋一下，我已陷入絕境。”“一切家園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對我都無足輕重，一切我都無所謂，一切我都不在乎。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現(xiàn)樹叢，特別是——那花楸果樹……”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一遍遍讀她思念祖國的詩歌；想見她回到祖國后經(jīng)過的一個個的黑夜；看見她一個人來了作家協(xié)會申請住房，一個人在黑夜穿過莫斯科的廣場尋找洗碗的職業(yè)而未成，然后又孤零零地穿過廣場回到她的死亡之地。茨維塔耶娃，一百年之后我如你在詩中寫的：“尋找你逝世的府邸”。但是你的墳墓在哪里？茨維塔耶娃，我只能從你的詩中接納你的魂靈。聽見你的聲音：“俄羅斯人認為追求生前的榮譽是可鄙或者可笑的”；“在非人的瘋?cè)嗽豪?，我拒絕——生活；同廣場上的狼群一起嗥叫——我拒絕”；茨維塔耶娃，你作為一個人死去了，但作為一個詩人你獲得永生；你的生命就像你詩中的花楸果樹——“花楸果樹，一大清早兒，慘遭根誅?；ㄩ惫麡洹隳敲鼣?shù)，真夠寒苦?；ㄩ惫麡洹颐擅梢黄?，漫山遍布?；ㄩ惫麡?！俄羅斯的命數(shù)。” （柳宗宣）
《中華讀書報》2002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