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韓愈（768年～824年），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
唐代宗大歷三年（768年），韓愈出生于一個官宦之家，他的祖輩都曾在朝或在地方為官，其父韓仲卿，官至秘書郎。韓愈的早年經(jīng)歷真可謂是坎坷不平。父親在韓愈三歲時便逝世，韓愈由其兄韓會（738—780）撫養(yǎng)成人。
韓愈自念是孤兒，從小便刻苦讀書，無須別人嘉許勉勵。韓愈七歲時讀書，言出成文，十二、三歲時就能寫文章。而在韓愈十二、三歲時，哥哥韓會又不幸因病去逝。韓會早逝后，韓愈隨寡嫂鄭氏避亂宣城，顛沛流離。
唐朝中晚期名將馬燧
貞元二年（786年），韓愈離開宣城（即宣州），只身前往長安，欲投奔族兄韓弇（yǎn，753—787）。適逢身為殿中侍御史的韓弇前往平?jīng)?，與吐蕃會盟。后吐蕃劫盟，韓弇被擒，后遇害。韓愈遂投靠名將馬燧（726—795）。后曾作《貓相乳》以感其德。
唐貞元二年（786年）韓愈十九歲，懷著經(jīng)世之志進京參加進士考試，一連三次均失敗， 直至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進士考試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進士以后還必須參加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韓愈又三次參加吏選，但都失?。蝗谓o宰相上書，沒有得到一次回復；三次登權者之門，均被拒之門外。
韓愈操行堅定純正，但仕途卻很不順利。792年及第后，做過節(jié)度使推官，貞元十九年（803年），韓愈晉升為監(jiān)察御史。當時關中地區(qū)大旱，韓愈在查訪后發(fā)現(xiàn)，災民流離失所，四處乞討，關中餓殍遍地。目睹嚴重的災情，韓愈痛心不已。而當時負責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實卻封鎖消息，謊報稱關中糧食豐收，百姓安居樂業(yè)。韓愈在憤怒之下上《論天旱人饑狀》疏，韓愈談論時事直爽坦率，從不畏懼或回避什么。最后彈劾不成，反遭李實等讒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貶為連州陽山縣令。
有詩豪之稱的劉禹錫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顛沛流離的早年經(jīng)歷，充滿坎坷的科舉之路，屢遭貶謫的崎嶇仕途，鑄就了韓愈一代文壇領袖的地位。有“詩豪”之稱的唐朝文學家、哲學家劉禹錫（772－842）《祭韓吏部文》云：“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余年，聲名塞天”。
作為一代文豪，韓愈敢開風氣之先，為文為詩氣勢磅礴，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提出“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代中國文風影響很大。
蘇軾評韓愈“文起八代之衰
元豐元年（1078年），韓愈被北宋朝廷追封昌黎伯，并從祀孔廟。北宋文學家蘇軾（1037—1101）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韓愈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捍衛(wèi)華夏人文道統(tǒng)觀念第一人——唐朝初期學者傅奕
中國思想界第一個捍衛(wèi)華夏人文“道統(tǒng)”觀念的人，是唐朝初期的學者傅奕（555—639）。傅奕在622年和624年兩次上書，請求唐高祖李淵（566—635）廢除佛教。武德九年（626年），李淵發(fā)布《沙汰僧道詔》，雖不像傅奕建議的那樣徹底廢除佛教，但其整頓、純潔宗教的想法顯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對博奕反佛建議的回應。
唐高宗李治
顯慶四年(659)九月，內(nèi)山僧智琮、弘靜入內(nèi)宮，與唐高宗李治（628—683）談及歧州阿育王寺塔下地宮佛指舍利之事，引傳說“三十年一開示”奏與高宗，并說自貞觀初年開啟至今，時間己屆30年滿。因此，請求迎出舍利，高宗下敕準奏。遂前往開示，并給錢5000，賜絹5000匹，以作為對佛指舍利的供養(yǎng)。顯慶五年(660)春三月，高宗下敕取舍利往東都入皇宮內(nèi)供養(yǎng)，前后共歷時近4年，供養(yǎng)極其盛大。
唐憲宗李純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的時候，唐憲宗李純（778～820）下令把法門寺的佛指舍利請到首都長安，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搞一場盛大的“佛指文化節(jié)”。說來這活動，原本就是唐朝帝王們酷愛的一個常規(guī)項目，從初唐高宗李治（628～683）開頭，到中唐憲宗這會兒，算起來都是第六次了——之間的唐肅宗李亨（711～762年），甚至還連辦過兩回呢！
佛指骨舍利子
韓愈情緒極為激昂，以一篇《論佛骨表》上疏直諫，對興師動眾、耗費巨資，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唐憲宗進行直接抨擊。韓愈劈頭就用史料對比的手法，直言“漢前無佛國運久，漢后信佛命不長”，梁武帝蕭衍“事佛漸謹，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禍”；“高祖限佛令人敬”與“憲宗崇佛令人警”進行對比，希望皇帝繼承高祖之志；“佛本夷狄，至多客禮，不應迷其骨”，應將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絕根本，以斷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極言——“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一切災殃，由臣承擔，上天鑒福，絕不怨悔”。
唐憲宗時期的宰相裴度
韓愈的這篇《論佛骨表》，簡直是就把個唐憲宗氣得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舊唐書》上說，憲宗怒甚，對韓愈“將加極法”，宰相裴度（765～839）等人趕緊求情，憲宗不允，說：“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
憲宗執(zhí)意要殺韓愈。幸虧人心里面還都是有桿秤的，大家都覺得韓愈雖然筆桿子尺度有些過大，但畢竟沒拿槍桿子，罪不至死。幾位皇親國戚見憲宗執(zhí)意要殺韓愈，也忍不過輪番上前來說情，唐憲宗這才消解了一部分怒火，將韓愈貶到當時的老少邊窮地區(qū)潮州了事。
被貶之后，韓愈寫下了一首七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這首詩表達了韓愈忠心進諫、一心為國為民的情懷。
作為一個推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派，儒家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所夢寐以求的結果是什么？自然是奔波勞碌到處作“王者師”，苦口婆心談“王道”之利、“霸道”之害，努力“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于國，那是崇高而又偉大；于己，那是尊貴而又榮耀。
儒家的最高追求——為王者師
韓愈畢生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排斥佛老，匤救政俗之弊害”；“呵詆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韓愈文以載道，奮斗不已。這種為國為民、不懼生死、忠心進諫是儒家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經(jīng)此一遭，韓愈自是名聲大振。
韓愈還從理論上來辟佛，建立一套儒家理論體系，來與佛教相對抗。韓愈著《原道》，主張：“人其人（強迫和尚還俗），火其書（燒去佛經(jīng)），廬其居（改寺院為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庇种对浴?，提倡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心性論。
唐朝思想家柳宗元的口碑高于韓愈
在唐宋兩代500多年的文化圈里，大師名人太多，韓愈其實顯得并不多么出色。論寫詩，前頭有李白與杜甫，一為浪漫主義巔峰，一為現(xiàn)實主義標桿，晚唐時期柳宗元（773—819）的口碑也明顯要高于韓愈，在當時的文壇上，韓愈之所以能被明朝人捧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格外地搶眼，原因就在于這次冒死進諫。
唐穆宗李恒（795～824）時的長慶二年（822年）九月，韓愈轉任吏部侍郎。長慶三年（823年）六月，韓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因不參謁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紳彈劾，被罷免京兆尹，授職兵部侍郎。
唐代思想家、文學家李翱
李翱（áo，772年～841年，字習之），是中國唐代思想家，文學家。他曾師從韓愈學習古文，協(xié)助韓愈推進古文運動，兩人關系在亦師亦友之間。李翱一生崇儒排佛，著有《復性書》，主張性本無善無惡，說：“凡人之性，猶圣人之性歟；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歟！”注：歟，音yú，表感嘆、反詰、疑問語氣。李翱主張要恢復人的自然本性。
李翱所建立的理論雖然導源于《中庸》的“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實已受了佛家“明心見性說”的影響。唯心色彩已較韓愈更為濃厚。認為孔子是“圣人之大者也”（《李文公集?帝王所尚問》）。主張人們的言行都應以儒家的“中道”為標準。
儼禪師與太守李翱
韓愈和李翱的思想成為宋初道學的根源，開了理學的先河，是中國思想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唐初原本就有像傅奕、呂才（606～665）等反對佛教者，韓愈之后，唐朝更是涌現(xiàn)了一批像劉禹錫（772～842）、柳宗元（773～819）等反對佛教的儒家學者。
說明：本文為作者“儒釋道能承載復興中國文化的重任嗎？”之六；本號發(fā)表的“佛教是什么時候、借助于誰的力量真正地融入中國的？”是之四；“孔子和而不同，佛教反客為主，道教成后娘養(yǎng)的，儒家該如何反擊？”是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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