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于這一天象或稱為'龍見'?！蹲髠?桓公五年'龍見而雩。'杜預《集解》:
'龍見建已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
指的就是這一天象。而考古遺物中所見古人對這一天象的表現同樣豐富。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夏商時期的旗艟畫章,唯存由綠松石鑲嵌的升龍圖像,升龍的造型正為躍淵而出的登天之龍。相似的升龍圖像也見于山西石樓桃花莊發(fā)現的商代銅觥事實上,銅觥蓋面圖像的設計不僅具有登天的升龍,而且還有與升龍配飾的星紋,其中位居龍心的三星最為突顯,顯然其表現的就是心宿三星。三星中以中央的一星最大,且作為組,即象最重要的授時主星一大火星,整個圖像所表現的龍象取形于星象的文化內涵至為明確。
二里頭遺址出土夏商時期的旗艟畫章
龍星行天,其自地平以下躍淵而出,漸升至中天,這一天文現象被古人賦予了美好的想象。先民的樸素認知告訴他們,鳥是唯一可以在天上飛翔的靈禽,這意味著星辰之所以能在天上行移,那是因為有鳥的負載。
《山海經》記有金烏負日的著名神話,這種觀念甚至可以直上溯到公元前第四干紀的新石器時代。而鳥既然可以負載太陽行走,當然也同樣可以負載其他的星展,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龍星。殷墟婦好墓曾經出土一件以鳥負龍升大為題材的商代玉飾,造型即作鳥踏云朵而背負一龍其所表現的龍御鳥而升天的文化內涵極為明顯。這種觀念有時又會通過將龍裝飾于飛鳥羽翅的手法得以表現,商代的青銅器上即普遍見有類似的題材,如殷墟婦好墓所見之尊,不僅鳥首負龍,而且又于鳥翅飾龍。毫無疑問,龍與鳥的結合無論如何處理,其所傳達的本質內涵都是旨在表現龍星的升天。
古人習慣于將空間、時間與陰陽建立聯(lián)系,大凡表示空間的天地東西以及由空間所決定的時間都可以作為用以表述陰陽的載體。
陰陽源于星空
譬如在天為陽,在地為陰;在東為陽在西為陰;由東所決定的春分為陽由西所決定的秋分為陰。而龍星回天運行,或東或西,或升或降,時現時伏,自然也就具有了陰陽的意義。
先民以為,龍星升天時在天,潛伏時在淵,且升龍在東,降龍在西,而天地、東西所具有的陰陽屬性也便自然而然地轉賦予了龍星,從而使東方的升天之龍具有陽龍的性質,而西方的降伏之龍及入地潛淵之龍也就具有了陰龍的性質。
《說文解字?龍部》:'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這里,龍的巨細長短變化只是描述龍星六宿部分或全部出現的天象,而幽明及登天潛淵的不同則在說明龍星的或見或伏。顯然,由于龍星行天的位置與方向不同,直觀地反映著其所具有的陰陽屬性的差異。龍星在天為陽,表現為星神;入地為陰,則表現為社神。漢字的'龍'不僅取象天文,而且商周金文的'龍'字竟也飾以菱紋,從而顯示出其在天為陽的特征。
很明顯,'龍'字裝飾菱紋而表現為陽性,這種處理與龍源于星象的本質完全符合。同時,根據中國的上古文獻可知,夏代的社神名曰句龍,意即蟠曲如句之龍。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自夏以上祀之。'
先夏時代的社神圖像已發(fā)現于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其形即呈句龍之狀,且口中銜有社樹符號,身飾鱗紋,與句龍作為社神而具屬陰的性質吻合。社神之所以為句龍,同樣來源于龍星回天運行而入地屬陰的事實。龍既具有陰陽二體,于是漸有二龍戲珠的想象。中國藝木品中的龍珠形象皆為火焰騰天，本即以龍心第二星之大火星為原型。即使與丹風朝陽的太陽形象比較,這一點也看得格外清楚。
因此,所謂二龍戲珠的題材實際表現的正是統(tǒng)治者由龍星授時的樸素工作發(fā)展出的對龍星及大火星的自然崇拜。作物的生產需要有準確的時間服務作為保證,所以時間決定作物的生長體現了古人長期積累的經驗知識,而陰陽和合以生萬物觀念的建立則使古人在哲學意義上完成了對萬物生養(yǎng)原因的形上解釋。顯然,作為授時星象的龍具有陰陽的雙重屬性,這一事實其實只是先民對于萬物生養(yǎng)原因的思辨結果,而二龍戲珠則是這種思辨的藝術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