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可以被奪走，工廠可以被奪走，但思想誰也拿不走。 ——坤鵬論
五、謝爾比對孩子進行的財商教育
與父親戴維斯相比，謝爾比對孩子們的教育還要更勝一籌。
1.早早就讓孩子開始接觸股票
謝爾比的三個孩子都出生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分別是：安德魯、克里斯和維多利亞。
當美國股市試探性地從1973~1974年的崩潰中復蘇時，三個10歲左右的孩子已經(jīng)開始接觸股票。
那時候，他們經(jīng)常聽到父親和爺爺關于股票的討論。
早在小學階段，老大安德魯就明顯地表現(xiàn)出了對股票的熱情。
四年級時，當老師要求學生們寫一篇關于朝圣者的報告時，安德魯寫了一篇關于梅莫雷克斯公司的分析報告。
老師驚訝地向謝爾比表示，從來沒有收到過四年級學生寫的公司分析報告。
當安德魯買進價值800美元的澤西聯(lián)合銀行股后，謝爾比便專門安排這位小學生股東，和該銀行的投資關系部工作人員進行了一場電話交流。
對于未來的安德魯來說，那次交流的價值遠遠超過800美元，甚至用無價來估值也不為過。
后來，安德魯在12美元時將該股票賣出，但又眼睜睜地看著它漲到了30多美元。
憤怒懊悔之余，他學到了投資生涯的早期教訓——過早賣出！
戴維斯家族的掌門人——克里斯，也早在10歲時，就已經(jīng)懂得將爺爺?shù)摹皞ゴ蠼?jīng)理人”理論運用在投資實踐中。
當他發(fā)現(xiàn)格里·蔡入主聯(lián)合麥迪遜保險公司后，便買入了這家公司的股票。
原因就在于，他曾聽父親說起過“狂野基金”當年的故事，從這些故事中，克里斯認定格里·蔡是個非常有能力的名人。
對于孩子們的選股，謝爾比采取了完全放手的態(tài)度。
即使是在70年代那樣的大熊市，他也沒有進行過任何干預。
而且，他還會試圖讓孩子們挑選股票的過程變得有趣和簡單，盡量不讓數(shù)學、會計和數(shù)據(jù)表格給孩子們帶來困擾，他認為“這些可以以后再學習。”
謝爾比還會安排孩子參與公司的調(diào)研工作，尋找有關公司前景的線索。
“有時候，我進行公司實地調(diào)研時會帶上他們，就像我父親當年帶上我一樣。”
在孩子們成長到初中后，謝爾比承諾，只要對一家公司進行認真分析，并過關，就會給100美元作為獎勵。
在這個活動中，三個孩子表現(xiàn)出了各自的優(yōu)點：
安德魯：數(shù)學天才，可以心算大型數(shù)據(jù)的加減，遺傳自謝爾比，所以他的分析精準，并對細節(jié)進行關注。
克里斯：對公司前景的分析能夠做到全方位，更具前瞻和高度。
維多利亞：綜合和安德魯和克里斯的優(yōu)點，所做的報告是兩位兄弟的兩倍之多，有一次一周就靠公司分析賺了五六百美元。
謝爾比非?？春镁S多利亞，認為她最有前途。
甚至還曾聽從她“推薦家族買進”的建議，買進了MCI公司的股票。
每周五晚上，謝爾比基本都會和孩子們一起看電視節(jié)目，包括：《每周華爾街》、《每周華盛頓》等，這是他們的必定流程。
“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棒球、曲棍球或好萊塢這些話題。”安德魯回憶道，“我們討論的話題都是關于股票和政治。”
就連遠足的時候，他們討論的也是公司盈利和現(xiàn)金流的情況，“盡管我想和爸爸討論些別的話題，但最終還是這些。”
而且，謝爾比連看孩子們的成績都是投資視角的，他認為成績的走向要比成績本身更重要。
他觀察孩子們學校成績的方式與他觀察公司利潤的變化一樣：注意上升趨勢。
也就是如果開學時成績是A，到了期末還是A，固然好，但相比之下，如果學期初是C，期末是A，這更令人印象深刻。
2.用實踐體驗復利和杠桿
謝爾比還敦促孩子們，早早地開立了銀行賬戶，一年的圣誕，他為每個孩子存進了25美元。
從這里，他們學到了神奇復利的第一課。
經(jīng)過六年的高利率后，他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當初的25美元已經(jīng)翻了一番還多。
安德魯很小的時候就對復利和72法則有了自己的理解：
“從1美元到2美元，再到4美元的確很不錯，但從4美元到8美元，再到16美元簡直是神奇。只要等待足夠長的時間，下一次翻番就會讓你開始踏上致富之路。”
8歲時，安德魯就已經(jīng)明白，相對于持有股票而言，儲蓄存款只不過是糟糕的替代品而已。
而戴維斯則直接對想買熱狗的孫子克里斯現(xiàn)身說法，闡述復利的魔力：
“你知不知道，要是你明智地投資這一美元，它每隔5年就會翻一番？當你到了我的年紀，也就是50年后，你的錢就變成了1024美元。難道你真的這么餓，要花1000美元去買個熱狗嗎？”
后來克里斯總結道，這1000美元熱狗的故事教會了他三件事：
第一，金錢的價值；
第二，復利的價值；
第三，自己有錢的重要性。
謝爾比還鼓勵孩子們將打零工的收入進行投資，以取得復利式增長。
為了讓孩子們認知到財務杠桿的威力，他們每投資自己的一美元，謝爾比就再借給他們一美元，以1:1的配資形式讓他們進行投資。
3.嚴防敗家子
同戴維斯、謝爾比的童年一樣，戴維斯家族第三代必須要學的寶貴一課是：花錢，尤其是亂花錢，是一個令人后悔的習慣。
謝爾比的第一任妻子——溫迪——從來不理會戴維斯的節(jié)儉計劃，她的消費習慣讓戴維斯非常惱火。
后來，謝爾比與溫迪離婚，和辦公室的基金助理蓋爾·蘭辛結婚，而后者順利地通過了戴維斯家族的節(jié)儉測試，從而被家族欣然接受。
謝爾比最關心的是孩子們不要被溺愛壞了。
他會讓孩子們打掃落葉，清理積雪，收割馬利筋草并裝滿谷倉。
就像自己和戴安娜小時候一樣，要干家務，要能自力更生，不能依靠家庭的慷慨贈予度日。
甚至為了不浪費滑雪纜車的全天票，他們天不亮就起來，盡可能早地到達雪道，一直滑到黃昏時分纜車停工。
六、都會遭遇逆反
可能是戴維斯家族的教育太過嚴苛，或者是童年早早與投資邂逅，總會產(chǎn)生逆反，亦或者任何事情都會有倦怠期。
該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曾在大學期間背離父輩的期望，短暫地脫離了投資的軌跡。
1.與父親關系一直冷淡的謝爾比
謝爾比和父親的關系一直比較冷淡。
大學四年里戴維斯不斷給他寫信，他卻從來不回信，這令戴維斯非常惱火。
但，謝爾比卻認為，寫信浪費時間，還不如打電話。
而且，他厭煩父親充滿警句式的建議和不厭其煩的嘮叨。
后來，他們之間甚至爆發(fā)了家庭爭吵，并被《紐約時報》登上了頭版。
所以，謝爾比大學畢業(yè)后，在父親的暗示給他一份工作時，也沒有理會，因為他對戴維斯已經(jīng)定性為“難以相處”、“肯定給我的工資也會低得可憐。”
另外，戴維斯在保險圈的光輝太足，年輕氣盛的謝爾比不選擇去父親公司工作，也有著不想永遠活在戴維斯光環(huán)之中的想法。
盡管謝爾比離開了父親的“勢力范圍”，但小時候的訓練還是發(fā)揮了作用。
因為他記得戴維斯說過，紐約銀行的研究部門做得很好，于是便應聘了該銀行的股票分析崗位。
在那里他就像父親戴維斯一樣勤奮工作。
每天主動加班，并說服老板允許他聯(lián)系目標公司，進行現(xiàn)場訪談，這些都是他從父親那里學到的方法。
22歲的他就經(jīng)常坐在公司高管的辦公室，毫不發(fā)怵地直面并詢問像他父親一樣年紀的CEO們。
很快，謝爾比脫穎而出，成為紐約銀行權益研究部門的負責人。
25歲，他被任命為副總裁，是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美國國父之一）之后該銀行最年輕的副總裁。
而正是銀行的工作，讓謝爾比發(fā)現(xiàn)了銀行業(yè)這個金礦。
他認為，銀行與保險一樣，永遠不會過時，因為金錢永不會過時。
當然，謝爾比也曾想推翻父親的投資哲學，或是走一條與父親不同的投資之路。
所以，他在剛才開始單干時，對高科技股票情有獨鐘，這也使他的基金一度成為年度最佳績效基金。
結果，在1973年~1974年的大熊市中，高科技股稀里嘩啦，謝爾比的基金一下子從名列前茅跌至名落孫山。
這個大反轉堪稱重重一擊，從1975年開始，謝爾比痛定思痛，再三嘗試，再三改正，雖然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其核心本質(zhì)最終還是回歸到了戴維斯的投資哲學。
2.三個厭倦投資的孩子
盡管謝爾比比他的父親更擅長教育，但是，他的三個孩子在高中結束后，也都出現(xiàn)了對投資的厭倦。
從其所報的大學專業(yè)看，他們似乎并不想在未來從事這個行業(yè)。
比如：最多產(chǎn)的分析師——維多利亞去哈佛讀了文學專業(yè)，之后又到斯坦福大學讀了醫(yī)學。
安德魯去了科爾比學院，學的是心理學專業(yè)，但是，在讀了一年后，他還是將專業(yè)轉成了經(jīng)濟和商務。
相比較而言，克里斯回歸投資的過程更為曲折。
首先，他和爺爺戴維斯的關系超好，而戴維斯對他也是青睞有加，和對待謝爾比完全不一樣，簡直慈祥到不行不行的地步。
15歲就簽約成為戴維斯緬因州家里的夏季廚師，第二年取得駕照后，成為家里的司機。
學生時代，克里斯每個周末都去爺爺?shù)霓k公室上班。
克里斯大學上的是蘇格蘭的圣安德魯斯大學，一是學費便宜，二是可以擺脫父母的監(jiān)控。
他畢業(yè)時獲得了哲學和神學碩士學位，并發(fā)現(xiàn)自己對牧師這個職業(yè)很有興趣。
而戴維斯居然對孫子的這個選擇一笑而過：“哲學和神學為你的投資提供了良好的背景。為了投資的成功，你需要哲學，在你遭受折磨的時候，你需要祈禱。”
克里斯最后回歸到投資幾乎是被逼無奈，或者說是走投無路后，驀然回首，還是投資好。
他曾想當牧師，神父覺得他不適合；
后來他還曾認為自己適合做獸醫(yī)；
他申請過CIA，因為他覺得自己小時候受過對公司分析的訓練，有助于進行間諜活動；
他還想當老師，但因為沒有教師資格證而未成功……
最后，克里斯還是進入到了一家銀行的基金業(yè)務部。
接著他又被投資公司挖走。
再往后，爺爺戴維斯直接提出“過來跟我干吧！”
自此，克里斯回歸到家族投資大業(yè)，并在未來成為了領軍人物。
從上面的講述中，你有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
那就是在孩子們報的專業(yè)與自己預期不符時，謝爾比并沒有簡單粗暴地干涉，而是無條件地接受，并在潛移默化下影響。
比如：他默默地給安德魯訂閱了《華爾街日報》，后者以為所有學生都能收到這樣的免費報紙。
正是源源不斷的《華爾街日報》重新點燃了安德魯對金錢游戲的興趣。
孩子們大學畢業(yè)后，謝爾比只給每人500美元的零用錢，而爺爺戴維斯直接表示：“你不會從我這里得到任何東西。這樣，你就不會失去自己賺錢的樂趣。”
正是這種逼迫，讓孩子們必須找工作賺錢養(yǎng)活自己。
七、給孩子留下財富是害他們
在遺產(chǎn)繼承上，戴維斯、謝爾比與巴菲特的看法完全一致。
他們都反對信托的形式，因為這會讓后代變成懶散、藥物成癮和自尊低下。
20世紀40年代初，戴維斯給兒子謝爾比和女兒戴安娜開了小小的信托投資賬戶，每個賬戶投了4000美元。
結果到了1961年，出乎他的意料，“每個當初4000美元的橡樹種子，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長為380萬美元的巨大橡樹。”
這筆財富意味著，他的兒子和女兒，大學一畢業(yè)就能躋身全國頂級富豪階層。
戴維斯認為巨額遺產(chǎn)會導致受益人的腐化墮落。
于是，他一手策劃了將戴安娜的信托財產(chǎn)捐贈給普林斯頓大學。
結果，這件事吵到了媒體上，鬧得他和女兒成了當時的新聞熱點。
戴維斯曾專門解釋了“為什么沒有給子女們城堡和大農(nóng)場，為什么沒有給孫子孫女們超音速噴氣式飛機。”
“如果子孫們一開始就擁有一筆信托基金，即使無須工作也衣食無憂，那么他們哪還會有激勵呢？
從我個人以及擁有信托基金的朋友們的經(jīng)歷，我知道這些不幸的受益人常常會成為社會的犧牲品，需要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和其他人的照料。
萬一發(fā)生緊急情況我會為他們提供‘安全網(wǎng)’，但基本上，我相信激勵的作用更大……并且有利于大家的共同利益。”
和父親謝爾比也沒有準備給孩子留下一個子兒，并警告自己的兒子們別指望從他身上得到什么意外之財。
等他到了“回報社會”的階段，他直接將4500萬美元捐給了聯(lián)合世界學院作為獎學金，并成立了一個1.5億美元的基金會。他此舉也是給“我的孩子們的一個信息，別指望坐享其成。”
在看了不少富人的教育理念后，坤鵬論認為，富人想的并不是自己這一代，而是后面的幾代的傳承。
財富的傳承是次要的，關鍵就是他們的理念傳承。
他們要的是富過三代，他們明白，財富可以被奪走，工廠可以被奪走，但思想誰也拿不走。
正如那句英國格言：你永遠也不會失去的財富是知識和專業(yè)能力。
只要人活著，到哪里都照樣可以再創(chuàng)造出新的事業(y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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