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爭議，本質上是改革與守舊之爭，其危害不亞于忠奸之爭。看看什么叫血淋淋的政治風險！
嘉祐八年（1063年）春，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趙禎逝世，皇太子趙曙即位，成為宋朝第五任皇帝（史稱宋英宗）。趙曙不是趙禎的親生兒子，而是濮王趙允讓之子，原本沒資格繼承皇位。由于仁宋趙禎所生的三個兒子相繼夭折，趙曙才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為皇儲。
英宗即位后幾天表現(xiàn)很不錯，贏得了群臣的擁戴。不料第四天晚上，英宗突然得病并產生幻覺，說有人要殺他。到第八天，為仁宗舉行大殮，英宗竟然在先皇靈柩前呼叫狂奔，幸好宰相韓琦果斷處理，才避免更難堪的場面出現(xiàn)。鑒于英宗生病不能主持政務，群臣請曹太后垂簾聽政，一旦英宗病情好轉，太后就應還政。后來英宗康復了，而已然習慣垂簾聽政的曹太后卻遲遲不肯還政。不過，經過韓琦等大臣據理力爭，曹太后終究還政于英宗。
英宗親政不久，韓琦等人向英宗提議請求有關部門討論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此時距仁宗去世已有14個月，英宗表示等過了仁宗大祥再議，也就是等到滿24個月再說。英宗有意往后推延，無非是為了減少追封的阻力。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韓琦等人再次提出這一議題。英宗沒有獨自決斷，而是下詔將議案送到太常禮院，讓兩制（唐、宋翰林學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詔令，稱為內制；中書舍人與他官加知制誥銜者為中書門下撰擬詔令，稱為外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合稱兩制）以上官員進行討論。于是，針對英宗生父濮王趙允讓的名分或稱謂展開了一場持續(xù)18個月的論戰(zhàn)，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議”之爭。
這場爭論的焦點是，英宗應該如何稱呼他的生父趙允讓？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zhí)們認為，趙允讓是英宗的父親，英宗理應稱其為皇考（已故父親）。而以司馬光、王珪為首的兩制官員則認為，濮王于仁宗為兄，英宗應稱其為皇伯考（已故伯父）；他們主張英宗稱其父為伯父，主要是基于儒家學說，依照儒家的宗法觀念，英宗是以“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于大宗“法定父親”（趙禎）的堂兄（趙允讓），當然要稱為伯父。英宗心里傾向于稱皇考，但沒有明確表態(tài)，只是將兩種方案提交百官討論。
英宗和宰執(zhí)們原以為，大臣中的大多數(shù)會迎合他們的意頭。誰知情況出乎意料，贊同兩制官員方案的竟然占多數(shù)，而支持他們方案的只是少數(shù)。很長一段時間，圍繞已故濮王的名分議論紛紛，雙方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充滿火藥味。同知諫院蔡伉覲見英宗時，跪下來痛哭流涕，說如何稱呼濮王，關系到國家興亡。御史中丞賈黯臨死前特地留下遺書，請英宗一定要稱其生父為伯父。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呂大防等人聯(lián)名上奏，指責歐陽修為取悅皇上而“首開邪議”，并對韓琦、歐陽修進行人身攻擊，把他們歸類為“小人”。曹太后也介入此事，她親自起草詔書，嚴厲指責韓琦等人，認為英宗不應稱濮王為皇考。英宗眼看形勢不妙，只好決定暫緩討論此事。韓琦也意識到，要想扭轉被動的局面，曹太后的態(tài)度是關鍵，因此有必要爭取她改變態(tài)度，在適當?shù)臅r候主動出擊，一錘定音。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的一天，英宗與中書大臣議事于垂拱殿。當時韓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把他召來商議，當場即議定稱濮王為皇考，由歐陽修親手起草兩份詔書，一份給皇上，一份送太后。到了中午，太后派官宦將一份封好的文書送給中書省，韓琦、歐陽修等人打開一看，相視而笑，這份文書正是歐陽修起草的詔書，只是上面多了太后的簽押。曹太后一直與養(yǎng)子英宗不和，且不贊同稱皇考，這一次改變主意，似乎令人費解。于是，就出現(xiàn)一些傳言。有人說，這詔書是曹太后酒后誤簽的，酒醒后追悔莫及；有人說，是由于韓琦、歐陽修對太后身邊的官宦做了“公關”，太后最終被說服。不管怎樣，有了太后的權威認可，事情總算搞定了。
濮王的名分雖然塵埃落定，但是由此引發(fā)的爭論并沒有平息。呂誨等人不甘失敗，以辭職要挾，一邊“居家待罪”，一邊聯(lián)名上奏，再次攻擊韓琦、歐陽修，說他們“詿誤圣心”“欺君負國”，應該誅之以謝天下。英宗想息事寧人，召集宰執(zhí)商議對策。韓琦只對英宗說了一句話：“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睔W陽修則表示：既然御史認為他們與臣等難以并立，若陛下認為臣等有罪，即當留御史；若陛下認為臣等無罪，聽候陛下取舍。英宗猶豫再三，最后決定將呂誨等三御史貶出京城。英宗自知這三人也沒犯什么大錯，特地對身邊人囑咐：“不宜責之太重?！笔獠恢?，英宗這個決定引起一些大臣的強烈反應，司馬光等人不僅為三御史鳴冤叫屈，而且聯(lián)手所有臺諫官員請求一同貶職。如此鬧騰，英宗感到壓力“山大”，只好在兩派之間搞平衡，許以執(zhí)政職位安撫反對派主要人物王珪。
現(xiàn)在看來，這一場“濮議”之爭，完全是小題大做。皇帝給生父什么名分，果真是關系到國家興亡的大事么？答案是否定的。毫無疑問，一個國家的興亡關鍵取決于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與君主怎樣稱呼其生父并無關聯(lián)。當然，司馬光、王珪等人硬是把這問題上綱上線，上升到國家興亡的高度，也有他們的道理。在他們看來，英宗已入嗣仁宗，再稱其生父為父親，就不合儒家的宗法禮制，如果違反“禮法”就不成體統(tǒng)，就會亂了套，就會危及國家根本。其實，他們的憂慮不僅是偽命題，而且不符合歷史邏輯。綜觀歷史，有哪個王朝的興亡維系于此類事情？古羅馬愷撒將屋大維收為養(yǎng)子，在羅馬并沒有引起爭議，既沒有危及羅馬存亡，也沒有影響屋大維成為一代英主。
不過，那些士大夫敢于據“禮”力爭，也難能可貴，起碼體現(xiàn)出剛正不阿的氣節(jié)和操守。問題在于，他們所堅守的“禮”，卻偏離了常情與常理。從實事求是出發(fā)，父親就是父親，這是誰也不可否認的事實，稱自己父親為父親，可謂天經地義，何必非稱伯父不可。然而，那些教條般固守禮法的衛(wèi)道士們，為了一個稱呼竟然口誅筆伐，爭論不休。他們的所作所為，充分體現(xiàn)出思想僵化、食古不化，已經失去判斷時局、辨別利弊輕重的能力。他們視宗法禮制高于一切，而忽視關乎民族存亡的國計民生。在面臨契丹、西夏侵擾和“三冗”（冗官、冗兵、冗費）的雙重壓力下，范仲淹推出新政、王安石實行變法。也正是他們這些人竭力反對，終究讓范仲淹、王安石的富國強兵夢化為泡影。
此外，那些衛(wèi)道士往往以正人君子自居，喜好把持不同見解者一棍子打死，大肆予以人身攻擊。歐陽修就曾被呂誨等人指責為“人神共棄”的“豺狼”“奸邪”，王安石也曾被呂誨等人描述為“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的惡人。本來是出于公事之論，如若演化為人身攻擊，就容易捆住有擔當政治家的手腳。蘇轍曾經指出：“時執(zhí)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比绱苏紊鷳B(tài)，使得廟堂之上充斥著安于現(xiàn)狀、不思進取、碌碌無為的庸官。王珪在“濮議”之爭中表現(xiàn)得非常活躍，他做了16年宰相，結果毫無建樹，被人譏諷為“三旨宰相”（只知道“取圣旨”“領圣旨”“已得圣旨”）。
“濮議”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為此引發(fā)一場曠日持久的論爭，牽扯了皇帝、宰相和眾多大臣的心力，由此耽誤治國理政大事，可謂得不償失。（陳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