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rèn)同
——從東坡餅與元修菜說開去
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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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摘 要：東坡餅與元修菜名字的來由均與蘇軾有關(guān)，且這兩種飲食的食材主要生長在蜀地和吳中地區(qū)，地域性特征鮮明。南宋陸游曾任蜀地，元修菜便成為他謫居山陰老家時懷念蜀地的紐帶。元初羈縻河間的南宋遺民家鉉翁與蘇軾同鄉(xiāng)，東坡餅和元修菜喚起了他的鄉(xiāng)國之思。元修菜更是由于巢元修對患難之際韓存寶的忠信和對親舊皆遠(yuǎn)的蘇軾的追隨而聞名，巢元修也因此成了信義、知己的代名詞，文天祥與家鉉翁均通過引用巢元修的典故表達對知己的渴盼和珍重之情。以東坡餅、元修菜為代表的飲食既蘊含了個人的歷史記憶，也是一種集體記憶，同時包含了對宋朝飲食文化的認(rèn)同。
作者簡介：王靜（1994—），女，山西忻州人，西北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宋元文學(xué)研究。文章原載《寧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23年第2期。
一 東坡餅與元修菜：蘇軾宦游時期的心態(tài)調(diào)適
俗話說“民人以食為天”[1]，飲食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餅屬于飲食中常見的一種，《釋名》云：“餅，并也，溲面使合并也”[2]，宋代的餅各式各樣，種類繁多，就北宋汴京而言，“凡餅店，有油餅店，有胡餅店。若油餅店，即賣蒸餅，糖餅、裝合、引盤之類。胡餅店即賣門油，菊花、寬焦、側(cè)厚、油碢、髓餅、新樣、滿麻”[3]?？梢?，餅在宋人生活中已十分常見。東坡餅則是渲染了蘇東坡軼事的具有地域特色和名人效應(yīng)的一種餅，反映了蘇軾“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4]的心態(tài)調(diào)適。
東坡餅的由來主要與黃州和儋州兩個地方有關(guān)，主要有兩種說法。其一，元豐七年（1084年），蘇東坡謫居黃州，與二三好友前往城東何秀才竹園，飲酒作詩[5]。當(dāng)時黃州主簿劉唐年，用油煎餌餅，由于煎出的油果甚酥，味道極美，因此蘇軾問為甚酥，同行友人反而覺得“為甚酥”名字甚好，便將油果定名為“為甚酥”。有一日蘇軾忽然思念此油果，作詩求道“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系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6]。油果的材料是餌餅，餌，“粉稻米、黍米，合蒸之為餌（今之米粉果也）”[7]，且蘇軾有詩，題云“劉監(jiān)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8]?？梢姟盀樯跛帧笔怯糜图迕追圩黠?，也稱為油果，后世加以改進，便將其命名為東坡餅。
其二：蘇東坡在儋州時，鄰居老婦以賣馓子為生，常向東坡請詩，遂東坡戲作詩云：“纖手握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稇蛟佲套淤涏弸灐贰短K軾詩集》中題為《寒具》，文字有小異[9]“食物中有馓子，又名環(huán)餅，或曰即古之寒具也”[10]，說明寒具即為環(huán)餅，京師也有售賣環(huán)餅的攤販，銷售甚廣，遼也有馓子，但只有儋州的環(huán)餅可稱之為東坡餅。
當(dāng)然，關(guān)于東坡餅的傳說還有其他種類，東坡餅的做法都是以油煎餅，深得東坡的喜愛，且都是東坡被貶時期與當(dāng)?shù)匚娜?、市民相處時品嘗到的民間美味。
同樣的日常美味還有詩人筆下的元修菜，蘇軾有《元修菜》，序云：
菜之美者，有吾鄉(xiāng)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見，當(dāng)復(fù)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修菜。余去鄉(xiāng)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適自蜀來，見余于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11]
蘇軾在序中清晰地交代了他家鄉(xiāng)蜀地有一種美味的菜叫巢菜，故友巢元修和他都極愛吃巢菜。友人姓巢，名榖，后改名為谷，字元修。孔北海對梁國楊氏子言楊梅“此是君家果”[12]，巢元修戲言若使孔君平見到巢菜，大概會說巢菜是吾家菜了，因而謂之元修菜。當(dāng)時，蘇軾離鄉(xiāng)已經(jīng)十五年了，想念家鄉(xiāng)的巢菜但吃不到，恰逢故友巢元修自蜀地而來，見蘇軾于黃州，蘇軾便讓元修回去后給自己寄一些巢菜種子，這樣就可以種在黃州城東坡。蘇軾在詩中形象地描繪出元修菜的樣貌，“豆莢圓且小，槐芽細(xì)而豐……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蟲”[13]。南宋陸游認(rèn)為，“蜀蔬有兩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畦中，東坡所賦元修菜是也”[14]?？梢姈|坡詩中所言的元修菜即為小巢，生長于稻田中?！拔依贤疑?，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終年系余胸。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騫移苜蓿，適用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塉鹵化千鐘”（《元修菜》）[15]。蘇軾被貶黃州，連家中孩子的口音也變成楚音了，只有元修菜，終年在心中掛懷。蘇軾在詩中寫道，漢武帝時期為了給來自西域的汗血寶馬提供優(yōu)良的飼料，張騫將苜蓿移植，東漢將領(lǐng)馬援從南方帶回來薏苡，長勢都十分喜人。由此料想他貧瘠的東坡之上，也一定會豐收的。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杭州知州時，妻弟王元直從西蜀來見。十月十八日晚上，蘇軾與之一同飲酒，交談甚歡，席間吃著摘取的芥菜，覺得甚是美味，忽而思從中來，想到了家鄉(xiāng)的巢菜，“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書贈王元直三首》）[16]。此時蘇軾已從貶謫的陰霾中脫身，但常年宦游在外，經(jīng)歷浮沉波折，詩人不經(jīng)意間想到的，也許就是家鄉(xiāng)的巢菜而已。
因此東坡餅背后是東坡被貶黃州、儋州的逸事集錦，也是蘇軾幽默達觀親民的人格體現(xiàn)。蘇軾對元修菜的吟詠則體現(xiàn)了蘇軾對家鄉(xiāng)的思念和仕途起伏時自我心態(tài)的調(diào)適。
二 元修菜與東坡餅：陸游的壯志難酬與家鉉翁的家國之思
南宋陸游亦有入蜀的經(jīng)歷，與蘇軾一樣也喜愛吃巢菜，陸游有言：“（巢菜）吳中絕多，名漂搖草，一名野蠶豆，但人不知取食耳”[17]。乾道八年（1172年）冬天，陸游從南鄭前線被調(diào)至成都，直到淳熙五年（1178年）春天，陸游都再未獲準(zhǔn)去往前線。在這期間，陸游結(jié)識了眉山隱士師伯渾，遂萌生退隱的念頭，“欲與先生同此計，會營茅舍近江濱”（《次韻師伯渾見寄》）[18]，并言及“仆亦有結(jié)茅蟆津之意”（蟆津便是詩人在《巢菜并序》提及的蟆津山）。淳熙九年（1182年）末，陸游罷官回鄉(xiāng)，任閑職“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19]，寫下“玉局祠官殊不惡，銜如冰清俸如鶴”（《玉局歌》）[20]?？梢姡艄侔l(fā)展到南宋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帶有一定貶謫色彩”的“任便居住”[21]的有一定經(jīng)濟收入的閑職。在山陰老家時，陸游家蔬園的巢菜成熟了，兒女為其做了巢菜饅頭，他看到這一盤籠餅（詩人自注云：“蜀中雜彘肉作巢饅頭，佳甚。唐人正謂饅頭為籠餅”）[22]，“便覺此身如在蜀”[23],同樣的昏暗天日，濛濛細(xì)雨，相同的巢菜饅頭，讓詩人瞬間模糊了地域的邊界，陸游在蜀地建功立業(yè)，獲得詩家三昧，因而蜀地是陸游的福地；但退居成都、嘉州時，陸游壯志難酬，可在這里他也度過了一段悠閑恣意的生活，因此蜀地是他充滿回憶和遺憾的地方。
直到淳熙十二年（1185年），陸游一直賦閑在老家山陰（浙江紹興），門庭冷清。淳熙十一年（1184年）三四月間，陸游乘小船路過梅市（今浙江紹興境內(nèi)）購得元修菜“始以作羹，風(fēng)味宛如在醴泉蟆頤時也”[24]。他寫道：“冷落無人佐客庖，庾郎三九困譏嘲。此行忽似蟆津路，自候風(fēng)爐煮小巢”（《巢菜》）[25]。詩人擔(dān)此閑職，似庾杲之一般清貧自守，菜羹中的巢菜讓陸游回憶起在嘉州閑適的日子，可以“載酒上蟆頤”（《戲詠西州風(fēng)土》）[26]，但是閑適中埋藏著心中的憤懣，日日飲酒爛醉，由于在嘉州“燕飲頹放”[27]，陸游被罷官，被任命去主管臺州桐柏山崇道觀，當(dāng)時的處境與現(xiàn)在何其相似。
巢菜是聯(lián)系陸游宦游地與家鄉(xiāng)的紐帶，同時也是詩人悲憤心情的觸發(fā)劑，在南鄭前線抗敵已成一夢，壯志無處得酬，祠官清冷悠閑居鄉(xiāng)，詩人獨自用小火爐煮巢菜，表面看似閑適，實則是詩人的無奈自適。
另一位詩人家鉉翁，四川眉山人，與蘇軾同鄉(xiāng)。1276年春，蒙古主帥伯顏率兵至杭州城下，家鉉翁作為參政與賈余慶等隨使北上祈請[28]，宋亡后家鉉翁抗節(jié)不屈、拒不受官，被羈縻河間（屬今河北滄州）十九年，在河間坐館講習(xí)《春秋》，從學(xué)者甚眾。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即位后，賜還鄉(xiāng)里。林景熙寫詩贊頌道：“衣冠萬里風(fēng)塵老，名節(jié)千年日月懸”（《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29]。家鉉翁在河間常懷鄉(xiāng)愁，“西州舊俗，每當(dāng)立春前后，要以巢菜作餅，互相招邀，名曰東坡餅”（《河間感舊》）[30]。
西州最重眉山餅，冬后春前無別羞。今度燕山試收拾，中間惟欠一元修。（《東坡餅》）[31]
此處的西州指巴蜀地區(qū)，眉山餅即為東坡餅。現(xiàn)在的四川依然有將巢菜切碎和以面粉用油煎成餅的傳統(tǒng)。當(dāng)時蜀地非常看重眉山餅，尤其立春時節(jié)更是家家以巢菜作餅，詩人與家鄉(xiāng)相隔千里，也在這時動手烹制東坡餅，發(fā)現(xiàn)缺少元修菜，相思愈濃。詩人在《河間感舊》序中寫道元修菜“南方有之，燕中無此種。余來河間，再見立春，感舊事，用前韻”[32]?！把嘀袩o此種”說明河間地區(qū)并無元修菜，詩人曾言河間“春欲暮，木猶未有萌者，自瀛以北，大率皆然，不知中原之地何如耳”[33]。河間與眉山相隔千里，物候相異，風(fēng)俗相迥，眉山立春風(fēng)俗中的品嘗東坡餅的傳統(tǒng)催生了詩人的思鄉(xiāng)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詩中的東坡餅比我們熟知的東坡餅相比多了一道元修菜，可見宋元時期，東坡餅與元修菜是密不可分的。
朔風(fēng)吹我過瀛州，釜甑生塵轉(zhuǎn)可羞。聊向春前尋故事，定知食餅記前修。（《河間感舊一》）[34]
詩中的瀛州屬北宋河北東路，治所在今滄州市河間市。“釜甑生塵”來源于范冉違世絕俗，不攀貴友，不慕高官，結(jié)廬而居，“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云，釜中生魚范萊蕪’”[35]。詩人稽留滄州，萌生隱居求志之意，打算在立春前找尋一些舊事典故，定能知得吃東坡餅回憶前賢。詩人自注：“河間士友甚知慕東坡，以為元遺山一派之所從來也”[36]。宋末元初，河間一地士人非常傾慕蘇東坡，詩人認(rèn)為這是從元遺山一派承傳而來的風(fēng)尚。翁方綱評價“蘇學(xué)盛于北，景行遺山仰”（《又齋中與友論詩第三首》）[37]。蘇軾在北方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經(jīng)學(xué)方面，由于金承北宋，因此“蘇學(xué)盛于北”[38]。錢謙益論述文章之變，言“眉山之學(xué)，流入于金源，而有元好問”（《復(fù)李叔則書》）[39]；王士禛論證詩歌之傳承，言“金、元之間，元裕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40]；明王世貞評價以宇文虛中、趙秉文等為代表的金源文人“所制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41]。可見，“在金代初、中期，學(xué)習(xí)蘇詩，形成了廣泛的運動”[42]。北方故地從靖康之變以后就為金所統(tǒng)轄，因而北宋的蘇學(xué)在北方接受范圍較廣，詩人在陌生的北地與士人相交，這份對蘇學(xué)的傾慕與傳承給身處異鄉(xiāng)的家鉉翁以慰藉和熟悉之感。
我家自貴東坡餅，不為人間肉食羞。聞道西山薇蕨長，摘來我可輩元修。（《河間感舊二》）[43]
從前文可知，詩人與蘇軾同鄉(xiāng)，蜀地立春前后吃東坡餅的習(xí)俗已久，詩人更是看重東坡餅，認(rèn)為此餅即使與世俗間的肉食相比也絲毫不落下乘。西山（指首陽山，在今山西永濟縣以南），相傳伯夷叔齊曾在此隱居。薇蕨，據(jù)《廣群芳譜》記載：“薇，《字說》云：微賤所食，因謂之薇。一名野豌豆，一名大巢菜。《本草》項氏曰：巢菜有大、小二種，大者即薇，乃野豌豆之不實者；小者即東坡所謂元修菜也?！盵44]因而詩人在詩中用“西山薇蕨”實為一語雙關(guān)，既表明北方之地?zé)o蜀地的元修菜，只能用薇蕨代之，以薇蕨做東坡餅，彌補了不可或缺的家鄉(xiāng)的元修菜。同時，也用了西山采薇的典故，“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nóng)、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45]。家鉉翁用此典故表達了自己堅持名節(jié)，追慕伯夷叔齊之志，感念故宋王朝。
巢菜之于東坡，是宦海浮沉、遠(yuǎn)別故鄉(xiāng)、思之悵然的鄉(xiāng)愁；巢菜之于陸游，是充滿蜀地記憶的美味，記憶中夾雜著壯志難酬的苦悶和林泉之樂的淡然閑適；東坡餅與元修菜之于家鉉翁，則是國家已亡、回鄉(xiāng)無期的家國之思，也是對蘇軾所處的趙宋極盛時期的追慕。
三 遺民的孤獨：文天祥與家鉉翁對蘇、巢的吟詠
飲食不光能滿足口腹之欲，更在其中蘊含了濃厚的人文情懷。前文已述元修菜的來由及包含的鄉(xiāng)思，元修菜不僅作為美食為人所熟知，還體現(xiàn)了巢元修對蘇東坡的追隨與情義。據(jù)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云：“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xì)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叢菊”[46]等，可見東坡先生如愿收到了巢元修寄來的巢菜種子，并種在了東坡的廢圃中。紹圣四年（1097年）蘇軾遠(yuǎn)徙瓊州，“平生親舊無復(fù)相聞?wù)?，（巢）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wù)呓孕ζ淇瘛盵47]。兩年后，巢元修獨自徒步上路，先往循州與蘇轍相見，短暫的相聚過后，巢元修又孤身前往海南，至新會，行裝遭竊，行至新州方獲，巢元修也于新州病逝。巢元修與兩蘇是同鄉(xiāng)，幼年相識并與之交游，但蘇軾與弟蘇轍在朝時，巢元修“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48]。當(dāng)兩蘇遠(yuǎn)徙嶺海，“士大夫多諱與之游”[49]時，谷“徒步萬里訪二蘇于瘴海之上，死而不悔”[50]。巢元修去海南時已經(jīng)七十三歲高齡，且“瘦瘠多病”[51]，毅然前去相見，足以見其高義。
清人羅惇衍寫詩贊嘆巢元修，“兩蘇獨步訪天涯，年七旬余萬里賒。西望峨嵋悲白發(fā)，南尋儋耳委黃沙。子由錢恨空盛橐，存寶金嘗為寄家?！盵52]詩中“存寶”指北宋將領(lǐng)韓存寶，與巢谷友善。熙寧中，韓存寶討伐瀘州蠻，以“用兵無狀”獲罪，他對巢谷說道：“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shù)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53]。生死之際，韓存寶將錢財托付于巢谷，足見其對巢谷的信任。巢谷允諾，從此更名，將銀錢送還存寶妻兒，之后便一直躲避在江淮間，直到遇赦乃出?？梢姴徽搶商K還是對韓存寶，巢元修“皆行常人之難”[54]，傾盡全力與之相交，并盡己所能相助。因此，巢元修對故友之情義，不畏俗世眼光、不遠(yuǎn)萬里毅然相見之高義，一諾千金之氣節(jié)都在后代詩歌中得以反復(fù)吟詠，并得到升華。
文天祥乃宋末元初的愛國將領(lǐng)，曾集結(jié)愛國人士積極抗元。德祐二年（1276年）右丞相賈余慶、吳堅、家鉉翁充任祈請使，北上祈請。當(dāng)時陳志道竭力贊揚文天祥出使，杜滸力爭不可去，被陳志道驅(qū)逐而走，而后文天祥被伯顏強行扣留在高亭山元軍軍營“隨祈請使北行”[55]，追隨他的將官、吏員每天都有叛變離開的，文天祥寫道：“死生蘇子節(jié)，貴賤翟公門”（《和“言”字韻》）[56]?！暗怨T”用典翟公被封為廷尉時，貴客盈門，待到被廢時，門可羅雀，后來翟公又成為廷尉時，賓客意欲前往，因此翟公在門上題字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tài)；一貴一賤，交情乃見”[57]。文天祥用此典故慨嘆將校官之叛，“世道可嘆”[58]。此時“諸客皆散，梅壑憐予孤苦，慨然相從，天下義士也”（《杜架閣》）[59]，梅壑乃天臺杜滸，字貴卿，號梅壑，官禮兵架閣文字?！暗碌v元年（1275年），有詔勤王”[60]，杜滸糾集民兵四千人，聽聞文天祥在平江開置府署，便前去依附。北行前夕，文天祥周圍士人皆在雨夜辭別而去，獨杜滸匆匆趕來與之相從，“諸君皆雨別，一士獨星言”[61]，這時的文天祥深感“世態(tài)炎涼甚，交情貴賤分”[62]，“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63]，杜滸之于文天祥的厚義如同巢谷對蘇東坡的追隨，但在追隨之情義上又浸潤了家國之大義。因而文天祥感嘆“東坡愛巢谷，頗恨晚登門”[64]，文天祥對杜滸之愛，是建立在志同道合上的知己與家國之愛的統(tǒng)一。北使行至鎮(zhèn)江，文天祥與杜滸一同遁走，并肩輾轉(zhuǎn)，這份家國大愛的情懷一直延續(xù)到他們生命的終結(jié)。
北上的祈請使家鉉翁到河間時已六十四歲，被稱為“白頭北使”（《懷則堂實堂》）[65]，家鉉翁也稱自己“來時鬢斑”（《假館詩》）[66]。河間，“古瀛之地，不產(chǎn)梅竹，里人得《雪中梅竹圖》來示”（《雪中梅竹圖》）[67]，家鉉翁見到畫中的梅竹，生發(fā)“天外懷人之意”，遂寫下“綈袍猶思見范叔，雪堂剩欲逢元修”[68]。范雎與須賈的“綈袍戀戀，故人之意”[69]，雪堂與元修的故舊之情，讓這位流放于河間的南宋老臣發(fā)出了“卻風(fēng)吹灰萬象改，平生故交還在不”[70]的唏噓。他在《河間感舊三》中寫道：“凄涼如在黃岡下，苦淡從教鄰壁羞”[71]，家鉉翁在河間如同蘇軾當(dāng)年在黃州的境況，他希望有如巢元修一般的友人來看望自己，詩句中更是充滿了故國滅亡后遺民的孤獨感。當(dāng)時南宋舊臣或降或遁，而家鉉翁則北上祈請難歸，“晚歲來瀛，平生舊交皆遠(yuǎn)，惟閉戶讀《易》而已”（《直齋記》）[72]?！芭f交皆遠(yuǎn)”與蘇軾的“平生親舊無復(fù)相聞”何其相似！詩人認(rèn)為“交友之道，以信義為本，信義著于平居暇日，人皆可能也，至于處患難，臨死生，而義形于色，信著于事，若金石之弗渝，是當(dāng)于古人中求之，而不可望于薄俗也”（《篤信齋說》）[73]。家鉉翁以為交友以信義為本，當(dāng)身處患難之時依然能夠做到如此才是彌足珍貴的，“及余身履患難之境，十更寒暑，困苦千狀，莫有能走一乘之使存問生死，少見朋友之誼者，況望其如巢元修徒步海南謁二蘇公，冒瘴癘、濱九死而不顧者乎？余在瀛，追想前事，每嘆風(fēng)俗薄惡，友誼凋喪，遽至于是。然亦自咎其取，友之非其人也”[74]。家鉉翁多次在詩文中提及元修與東坡，不僅羨慕兩人的感情，更是感嘆世風(fēng)澆薄、友誼凋零，也反思自己交友非人，希冀也可以擁有像巢元修一樣不懼他身份處境的尷尬仍來看望他的故交，而這個希冀的確實現(xiàn)了。家鉉翁有一方外好友，叫呂貴實（《洞霄圖志》作“呂貴實”，《全元詩》誤寫為“呂貴賓”），字若虛，安徽休寧人，精通儒學(xué)，因慕隱士陸永仲（隱于大滌洞天之石室，人稱石室先生）而隱居余杭，宋度宗時期召為開元宮書記。當(dāng)時家鉉翁任鎮(zhèn)江知州，并檄領(lǐng)紫府觀，與天慶聶先生友善，至元丁丑家鉉翁推舉呂貴實代領(lǐng)紫府觀。[75]這時家鉉翁已經(jīng)流寓河間，呂貴實不遠(yuǎn)千里前往河間與其相見，激動之際，這位南宋老臣寫下了《贈呂貴實》：
陋巷久無佳客過，眼明忽見洞中賓。要將昔日黃粱夢，說與人間未悟人。少年初記識君日，老去相逢天盡頭。徒步天涯見坡老，世間能有幾元修。[76]
身處陋巷，無佳客問津，忽見道友來訪，猶記得少年相識之日，再見便是年邁相逢于天涯。家鉉翁再次在詩中提及元修徒步萬里見坡老的故事，并認(rèn)為世間少有元修這樣的知己，而此時他也在遙遠(yuǎn)的異鄉(xiāng)迎來了自己的“元修”。
家鉉翁與文天祥都在身處困境、舊識遠(yuǎn)去、孤獨無依時詠嘆知己的難得，巢元修深情厚誼的形象便從他們的記憶中浮現(xiàn)，這時的巢元修已經(jīng)從實實在在的人轉(zhuǎn)變成一種難能可貴的知己之情的代表符號，而這份知己之情既是文天祥與杜滸乃至更多他周圍的仁人志士的抗元愛國之情，也是南宋覆滅后家鉉翁與故友天各一方、闊別多年重逢的喜悅之情。
四 飲食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rèn)同
“在西方傳統(tǒng)中，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意義和真實上，在中國文化中，與它們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擁有的力量?！盵77]飲食文化是一種具有溫情的中國文化，東坡餅與元修菜本是與蘇軾有關(guān)的美食，而在蘇軾之后，這兩種美食相關(guān)的故事和情感都成了誘發(fā)詩人詩情的催化劑。尤其是元修菜背后的巢元修對蘇軾的厚義已然成為后世文人對知己的標(biāo)準(zhǔn)，而巢元修也成了臨患難、死生依然對朋友忠信的代名詞。
“人們之所以這么多地談?wù)撚洃?，是因為記憶已?jīng)不存在”[78]，家鉉翁詩歌中常懷思念故鄉(xiāng)、故國與故交之情，因為他的國家已經(jīng)滅亡，他被羈縻于河間，歸鄉(xiāng)遙遙無期。東坡餅是其家鄉(xiāng)眉州的特產(chǎn)，而自從坐館河間，故鄉(xiāng)的美食便成為他內(nèi)心深處的記憶。家鉉翁的友人劉仲寬贈予其茶，他感慨地寫道：“憶昨中原全盛時，五方貢茶走京師”（《謝劉仲寬惠茶》）[79]，而眼前“十年流落古瀛下，誰謂荼苦甘如飴”[80]。今昔對比，王朝不再，詩人也流落北地，苦中作樂。憶昔的題材并不罕見，“自《詩》《騷》始，中國詩文史中充斥著大量此類的詩篇，如憶昔、遠(yuǎn)游、悼亡、傷逝、故人、故園、故鄉(xiāng)、故國，幾乎一切過往均會成為誘發(fā)詩情記憶的對象”，原因是“傳統(tǒng)中國宗教基礎(chǔ)薄弱，缺乏一種超時空的彼岸給人帶來精神和情感引領(lǐng)，這使詩人更傾向于在時間的過去一極尋求心靈慰藉和價值歸依”[81]。因此，詩人對家鄉(xiāng)美食的回憶，其實是找尋過去的記憶對自身處境加以慰藉。歷史車輪向前，南宋已經(jīng)變成歷史，像家鉉翁這類南宋遺民卻只能在回憶中緬懷故去的王朝。
東坡餅與元修菜為代表的宋人家鄉(xiāng)飲食已經(jīng)成為一種符號化的象征意象，而詩人對這種家鄉(xiāng)飲食的重復(fù)吟詠正隱含了他們對宋朝的文化認(rèn)同。其一，飲食有著鮮明的地域性特征，家鉉翁和陸游均言及巢菜生長在蜀地和江南。陸游是南宋山陰人，且有蜀地經(jīng)歷，巢菜是他居鄉(xiāng)時能夠真切懷念蜀地的紐帶，家鉉翁在河間烹飪家鄉(xiāng)美食以寄托自己的鄉(xiāng)國之思。其二，作為家鄉(xiāng)飲食，這類飲食必定會使吟詠者產(chǎn)生對故地的歸屬感與認(rèn)同感，而這種認(rèn)同感又不僅是對飲食文化的認(rèn)同，還包括對故地風(fēng)俗、禮儀規(guī)范、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等多方面的認(rèn)同。當(dāng)提及東坡餅，除了會想到美味的餅之外，還能聯(lián)想到東坡親民、幽默、達觀的人格形象以及東坡被貶的歷史事件，這包含了詩人對東坡光輝人格的認(rèn)同。此外，東坡餅又作為眉州立春風(fēng)俗的特色美食，包含了詩人對家鄉(xiāng)的思念。其三，飲食的時代特性，東坡餅與元修菜都在宋朝聞名，且具備了鮮明的文化屬性。宋亡后，遺民詩人對東坡餅與元修菜的吟詠除鄉(xiāng)思外更添亡國之思。其四，飲食不是一成不變的，家鉉翁在河間可以用西山薇蕨來代替元修菜，雖懷有故國之思，但也說明他正在努力地適應(yīng)北地的飲食習(xí)慣。這既慰藉了詩人的鄉(xiāng)國之思，也促進了南北飲食的融合。正如靖康之變后，南北飲食習(xí)慣逐漸交融“向者汴京開南食面店,川飯分茶,以備江南往來大夫,謂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來,凡二百余年,則水土既慣,飲食混淆,無南北之分矣”[82]。從南北分明到無南北之分，正是飲食的南北融合，也是百姓對南北飲食文化的認(rèn)同，這種文化認(rèn)同的過程實際也是對自身文化的認(rèn)同發(fā)展到對跨文化的融合與認(rèn)同。
飲食從產(chǎn)生時便擁有維持生存和鮮明地域性的特點，由于地域飲食的差異性，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飲食即被用做'華夷之辨’的核心依據(jù)”[83]，但是入元后，南北混一大勢不可避免，“車書混同，萬里一轍”（《瑞云寺記》）[84]，飲食習(xí)慣逐漸交融。與之相應(yīng)，由狹隘的、地域的、民族的“華夷之辨”發(fā)展為一體的、文化的、大公的“中州”思想也是大勢所趨，正如家鉉翁所言“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tǒng)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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