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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緣何喜好“卸磨殺驢”
中國民間有一句成語,叫做“卸磨殺驢”,其實是一則很精彩的寓言。凡諺語或寓言,都因其形象生動,典型意義,以及富含哲理,言簡意賅,而具有長久的生命力。

  

  “過河拆橋”本來是很損的了,現(xiàn)在,小毛驢賣了力氣,將糧食磨好以后,還得把命搭上,可見這個小毛驢的主人,沒良心到了極點。這個宰驢的人,第一狠毒,第二殘忍,第三背信棄義。漢代的淮陰侯韓信,對此深有體會,當他在云夢,可能是現(xiàn)在洞庭湖一帶,被漢高祖劉邦抓起來問罪的時候,他沒說“卸磨殺驢”,而是說了一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意思相類的話。據考證,驢是漢代才從西域引進的家畜,還未普遍役使,所以,這位受過胯下之辱的將軍,只能發(fā)出這樣的感慨了。

  劉邦立國,張良,蕭何,韓信,最有功勞,韓信的戰(zhàn)功甚至更顯赫些,所以,封楚王。他在巡行縣邑時,時常帶著前呼后擁的甲兵。有人向劉邦密告,說他存謀反之心。劉邦一想他不但善戰(zhàn),還有實力,更有地盤,為防激則生變,接受間諜頭子陳平的建議,假作天子巡狩,會諸侯,放一個煙幕彈,趁此機會把他擒獲。把他縛在囚車里,押回咸陽。韓信沒料到劉邦會來這一手,半點舊情不念,于是這個階下囚扼腕長嘆:“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這句話雖然不如“卸磨殺驢”精練簡潔,但可以想象韓信說這話時,一定很氣憤,也一定很懊悔。氣憤的是劉邦的手段透著卑劣,其實韓信不了解,封建社會里的開國皇帝,即或不是流氓,也是不反對使用流氓手段,來奪取江山和鞏固政權的;懊悔的是當初不該不聽蒯通的話,如果自立門戶,劉邦也許坐不成江山,說不定現(xiàn)在和他平起平坐。

  蒯通就是他說的“果如人言”的那個謀士,是這句話的最早創(chuàng)意者,版權應該屬于他,毫無疑問。當楚漢相爭未定局時,他曾經跑去向韓信進言,“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于是建議韓信“叁分天下,鼎足而居”,還引文種、范蠡輔佐越王句踐復國后被棄絕的例子,說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的道理,韓信的牢騷,由此延伸發(fā)展而來。

  韓信是位了不起的軍事家,在用兵上,多多益善。但在政治上,卻不是劉邦的對手。別看他在戰(zhàn)場上指揮千軍萬馬,運籌帷幄,得心應手,在官場上,就常有敗棋。他未必不知道自己是舉足輕重的一個方面,也未必不想稱王成霸,可他對蒯通說:“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以事,吾豈可以以鄉(xiāng)利背義乎!”

  他曾經批判過項羽的“婦人之仁”,結果他自己卻感情用事。政治家在決策時,要是攙進了私人因素,無有不敗的。攙得越多,敗得越慘。韓信“載人之患”,“懷人之憂”,“死人以事”,作為一條漢子,絕對夠格,作為一個朋友,天下難尋。但他不知道劉邦為了維護他的政權,是一點也不能漢子似的講義氣,也不能朋友似的講交情。老實說,從一開始,對他就十分防范,百倍警戒的,從來也沒有放心過。要不是韓信南征北討,立下汗馬功勞,劉邦能不能當上皇帝,還是未定之數(shù)。但一旦坐穩(wěn)江山,對不起,就要收拾這些有功勞,但不放心的元勛了,也不惦念往昔為他拉磨的歷史了。這也不僅僅劉邦如此,封建社會里很多皇帝,立國以后,都按照卸磨殺驢的原則,無情地對待當年共生死的戰(zhàn)友,打江山的伙計,相濡以沫的患難之交,舍命相隨的左膀右臂。

  所以,凡稱得上是皇帝的股肱,或非股肱卻是皇帝眼中認為具有實力的人物,他們的命運大多數(shù)是不值得羨慕的。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劉睦薨。這位分封的諸侯王劉睦,就是個比韓信要聰明得多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漢明帝眼中是并不放心的。是處在脆弱險惡的環(huán)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始終保持清醒,不敢有絲毫令漢明帝生疑的表現(xiàn)。有一年,“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寫到這里,給他一句評語:“其智慮畏慎如此。”于是,總算得了一個善終,沒有死于非命。

  劉睦所以這樣一生“智慮畏慎”,因為他不過是皇弟,按祖宗規(guī)矩,“非劉氏不得王”,才得以分封一塊土地為北海王,不過是沾了血統(tǒng)的便宜?;实垡遣幌矚g你,隨便找個名目,就可以“除國”,讓你卷鋪蓋滾蛋,這是客氣的。弄得不好,讓你仰藥死,你也不得不喝皇帝賜的那杯毒酒。班固在《漢書·景十三王傳》后說:“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shù),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為什么劉睦偏要部下像班固所說的向皇帝匯報,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樣子呢?很簡單,正因為他明白,他有“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的名聲,對漢明帝來說,他不怕你墮落,而怕你有為。統(tǒng)治者最怕的是對他構成威脅的人物,包括潛在的威脅。所以,韓信的倒霉,就在于缺乏劉睦這樣的“智慮畏慎”。

  韓信覺得身上的征塵,胸前的勛章,赫赫的戰(zhàn)功,彪炳的資歷,與劉邦起事時的交往,是一份誰也不敢拿他怎么樣的本錢。其實錯了,他忘了皇帝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是可以隨便“予取予奪”的天子。你再大的本錢,也沒有他可以殺你的本錢厲害。“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鬧開情緒),信由此日夜怨望(發(fā)開牢騷),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肯定是罵罵咧咧了)。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不光言,還有行了)!’”結果,他因策劃陳兵變,而從中應合,被呂后鎮(zhèn)壓,夷三族。劉邦征陳歸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這個“喜”,證明劉邦早就想除掉這個心腹之患,假惺惺做出“憐”的樣子,也是貓哭耗子的表演了。

  比劉邦還要多一份流氓精神的開國之君,恐怕要數(shù)朱元璋了。他在殺戮功臣的記錄上,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簡直到了病態(tài)的程度。最沒有道理的屠殺,莫過于殺他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了。

  此人是追隨他最早的開國元勛,據《明史·李善長傳》:他早在朱元璋還沒有成氣候,說不清是兵是匪是流寇的時候,就同他一齊鬧革命。“太祖略地滁陽,善長迎謁,知其為里中長者,禮之,留掌書記。”他勸朱元璋不能以打家劫舍為目標,而應該目光放遠。是他使這位鳳陽皇覺寺的小和尚,相信自己也可以有九五之分。“從下滁州,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那時,朱和李都在郭子興屬下,郭很賞識李善長,要他給自己出謀劃策,他婉拒了。始終追隨朱元璋不變,表現(xiàn)出難得的忠誠,從此,一直成為朱元璋的智囊親信。“太祖得巢湖水師,善長力贊渡江。”正因為這一步,朱元璋便有長江以南的大片土地,得以最后打敗元帝國。由于他多年參與決策,為朱元璋立國,作出杰出貢獻,所以,“太祖為吳王,拜右相國。”說明他是一位絕對稱得上股肱之臣的人物,要不然,朱元璋也不會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的長子為妻。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對大家宣布:“善長雖然沒有什么汗馬功勞,但跟隨我多年,一直擔當后勤工作,保證糧草供應,穩(wěn)定軍心,鞏固后方,他立下的功績,和漢代的蕭何一樣值得名垂千古,所以,一定要進封到大國的爵位!”但是,李善長官至極位,忘了“天下已定,我固當烹”的韓信這句名言。而且追隨朱元璋大半輩子,竟不了解這位流氓無賴出身的皇帝,其狡詐多疑,殘忍冷酷的本性,他逐漸失去了最起碼的“智慮畏慎”之心。一些恣意枉法的行為,也惹得朱元璋不快。到了胡惟庸案起,他對所有的功臣都持懷疑態(tài)度。于是,大開殺戒,連同藍玉一案,殺了好幾萬無辜臣民,最后殺紅了眼,臉一抹,連兒女親家也不認了。“謂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fā)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誅之……善長子祺與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要不是有這點金枝玉葉的庇蔭,這一家就是滿門抄斬了。

  顯然這是毫無疑義的冤案,李善長死后的第二年,有人敢給朱元璋上書,為他平反。理由很簡單:如果李善長自己要謀反,還說得過去。他已經位極人臣,再去策動胡惟庸推翻朝廷,是沒有道理的??v使胡惟庸成功了,能夠給予他的一切,會超過陛下對他的寵遇嗎?朱元璋是個喜怒無常的皇帝,是個動不動在朝廷上要殺人的君主,像這樣責問他的一個虞部郎中,而且結論是沖著他的:“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很奇怪,朱皇帝竟然隱忍不發(fā),顯然他也覺得這樣卸磨殺驢,未免太過分了吧?

  相比之下,唐代的尉遲敬德遇到李世民這樣的皇帝,就是一件幸事了。這位武將,當初,因為他是從隋軍投降過來的,唐軍上下對他極不信任,建議秦王李世民將他殺掉,以除后患。李世民卻很有遠見,對他深信不疑,并且說,你愿意走,我資助你,你愿意留,我們是朋友,這實在把他感動了。所以,李世民在一次打獵中,恰遇王世充的幾萬兵馬,虧了尉遲敬德槍挑單雄信,才救了陷入重圍中的秦王。

  如果說,這多少屬于報恩的行動,那么,李世民能夠登上帝座的最重大的一次行動,也就是玄武門之變,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次宮廷政變,尉遲敬德起了推進器的作用。因為殺弟逼父,對李世民來說,是一次痛苦的抉擇,一是考慮實力,二是考慮輿論,三是考慮親情,故而猶豫不決,下不了決心。這時,尉遲敬德給他做工作:“人情畏死,眾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jié),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然后他說:“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并且還聲言,如果你不敢干,我們大家便只有逃命了。

  在他的一再說服下,于是李世民動了手,“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于林下,橫被所絆,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于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也就從此刻起,李世民正式即位,開始他的貞觀之治。后來在評功時,唐太宗認為“敬德與長孫無忌為第一”。

  可是尉遲敬德這位武人,“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zhí)政不平。三年,出為襄州都督。”可見他和歷代居功自傲的臣下一樣,不但把誰都不放在眼里的跋扈專橫,甚至背久了這樣一個功臣包袱,連皇帝也不大買賬的??梢韵胂罄钍烂駥λ粫淇斓模?,把他外放了。“貞觀八年,累遷同州剌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為爭座次,把勸架人的眼睛差點打瞎,也實在太過分了,難怪唐太宗一甩袖子離席而去。

  但唐太宗李世民到底要有修養(yǎng)多了,對尉遲敬德的處理,與以前的漢劉邦,與以后的朱元璋不同,他采取冷處理的辦法,曉喻尉遲敬德,一下子就提到那位淮陰侯韓信:“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shù)行,勉自謹飭,無貽后悔也。”

  給老兄先敲一次警鐘,到時候別怪朕不講情面!

  尉遲敬德不是傻瓜,李世民明確提到了韓信,這教訓他不會不汲取。于是,從此以后,這位老兄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篤信仙方,飛煉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yǎng),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這就是說,有如此明智的皇帝,才有如此順達的臣下。從那以后,他只是講究享受,追求快樂,注重生活,甚至和社會,和政治,和權力,采取絕對疏離的政策,閉門杜客,自我隔絕。這就合乎那位北海敬王希望皇帝知道他的近況一樣,到了“聲色是娛,犬馬是好,志衰意惰”的地步,李世民還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他一直平安地活到七十四歲去世,給自己畫了一個很圓滿的句號。

  看來,尉遲敬德要比韓信的下場好,比李善長的結果強,但要不是李世民,而是劉邦或朱元璋,他能享有死后“高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的榮耀嗎?細細分析起來,除了客觀情況的不同外,都是九五之尊,文化的有或無,高或低,其文明程度上是存在著相當差異的。也許這就是磨和驢的寓言,在封建社會里還時不時會出現(xiàn)的緣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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