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國一支文藝團前往烏拉圭進行藝術(shù)交流。
在臨行前，文藝團團長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見他。
毛主席一臉凝重地告訴他：“這次去烏拉圭交流，我想請你幫我去拜訪一個叫蕭子升的人，你告訴蕭子升，我希望他能夠回來為新中國作貢獻?！?/p>
文藝團團長走后，主席緩緩地舒了一口氣，他的思緒也慢慢地回到了1917年的那次寺廟之行當中……
1917年夏天，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校求學(xué)，蕭子升當時是學(xué)校教員，共同的救國理想讓他們成為好友。
在暑假即將到來之際，蕭子升提議去游歷體驗生活。
少年時期的毛澤東，就有著救國救民的大志向，他也一直崇尚“調(diào)查才有發(fā)言權(quán)”的革命思想，對于蕭子升這個提議，毛澤東非常贊同。
就這樣，他們開始了為期近900里的湖南5個縣的游歷之旅。
在這次游歷之行中，毛澤東二人沒有帶什么錢，身上也只帶了一些旅行的必需品，當然，筆和筆記本是必須要帶的，在游歷中，二人通過和各個階層的百姓，進行交流，了解他們的生活思想情況，有價值的東西，他們都會記錄在筆記本里。
在旅途中，毛澤東和蕭子升也針對政治、教育、經(jīng)濟等各個領(lǐng)域的話題進行深刻的交流，在交流中，二人救國之心更為強烈。
一天，毛蕭二人來到了一間名為密印寺的寺廟借宿。
老方丈看到毛澤東的那一刻，內(nèi)心是有些吃驚的，佛法深厚的老方丈，多少是懂得一些“識人之術(shù)”的，他覺得，此子絕對不是一個普通人。于是，老方丈和二人交流了起來。
在三人交流之中，毛澤東對中國未來之獨特見解，以及在宗教、政治、農(nóng)民等各個方面的見解，讓老方丈越發(fā)覺得毛澤東非常不簡單。
老方丈意味深長地看了毛澤東一眼說道：“毛先生的一番獨特見解和新思想的剖析，讓人實在欽佩啊，我想，中國未來之命運，以及佛教的未來，恐怕得由毛先生主導(dǎo)。”
毛澤東頓時微微一笑道：“中國未來之命運，不是一個人能夠主導(dǎo)的，而是千千萬萬個民眾來主導(dǎo)。”
在接下來的游歷中，毛澤東大多數(shù)時間，不是放在游山玩水上，而是和農(nóng)民、工人等群體進行深入交流，毛澤東時不時地將工人農(nóng)民的話記錄在筆記本里。
這次短暫的游歷，讓毛蕭二人更是直觀地了解到貧苦老百姓的想法，底層民眾生活之困苦。軍閥土豪劣紳對民眾的壓迫，也讓他們堅定了要改變這個不公社會的想法。
1918年4月17日，一個立志改變中國的組織成立了，它叫“新民學(xué)會”。毛蕭二人是主要領(lǐng)導(dǎo)人。
在1919年至1920年兩年間，中國幾千個有識之士前往法國留學(xué)，探尋救國之道，蕭子升就是這個時候前往法國的。
1920年，在法國留學(xué)期間，在新民學(xué)會一次會議中，蕭子升提出了“溫和革命”的主張，他指出，要以教育改變中國。然而，另一部分學(xué)會成員，卻一力主張俄國式的革命道路。
在毛澤東得知這件事情后，他明確指出，教育改變中國固然是對的，但以中國目前之落后和混亂之局勢，僅僅依靠教育是不可能改變中國的。最后，毛澤東同樣主張效仿俄國式的革命斗爭道路。
1921年，蕭子升專門回國，和毛澤東探討了溫和革命和俄國式武裝斗爭革命。
在長沙的一百多天里，兩人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毛澤東還勸說蕭子升加入共產(chǎn)黨，毛澤東說到，他堅信只要三四十年，共產(chǎn)黨一定會領(lǐng)導(dǎo)中國走向光明。
遺憾的是，對于從小沒有經(jīng)歷什么民間疾苦的蕭子升來說，他很難認同毛澤東的革命思想。不久，二人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毛澤東堅定不移地跟著中共走，蕭子升則于1924年加入了國民黨。
當然，二人雖然救國理念不同，但是，在他們內(nèi)心深處，還是當對方是好朋友的。
1930年楊開慧被反動派抓捕，蕭子升也曾竭盡所能地去營救，只可惜，蕭子升在黨內(nèi)終究影響力有限，營救行動還是失敗。
1949年，蕭子升前往法國，兩年后在烏拉圭工作定居。
事實證明，毛澤東武裝革命的救國理念是正確的，是符合中國特殊國情的，經(jīng)過二十多年的武裝斗爭，毛澤東終于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國。
1917年老方丈的預(yù)言果然在33年后成真。對于宗教問題，毛主席在建國后，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毛主席提倡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各種宗教只要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都能在新中國生存和發(fā)展。
在毛主席的主導(dǎo)下，新中國憲法明確規(guī)定，每個中國公民都有信仰自由。1955年2月，毛主席還在北京接見了西藏兩位活佛。
早在1940年，毛澤東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黨可以和宗教人士聯(lián)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但對于宗教教義，共產(chǎn)黨人是不能認同的。
1961年，毛主席在接見西藏班禪的一次談話中提到，他并不反對一些共產(chǎn)主義者研究宗教問題，這是群眾問題，共產(chǎn)黨是站在群眾這一邊的。
1963年，毛主席還專門寫了一些關(guān)于加強宗教研究的文章，這些文章對于新中國宗教問題，都有著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
出國之后的蕭子升，再也沒有回到祖國，1955年，毛主席的邀請，蕭子升也表示拒絕。
1976年11月，在毛主席去世兩個多月后，蕭子升也在海外去世。
1917年，密印寺老方丈之所以會作出毛澤東可以改變中國的預(yù)言，這是因為在那個時候，毛澤東已經(jīng)有了對中國未來應(yīng)該怎么走的準確判斷。對于蕭子升而言，無可否認，他是愛國的，只可惜，對于中國革命道路何去何從，蕭子升卻沒有一個正確的判斷。
